摘要：1949年9月3日傍晚，中南海勤政殿的灯光一直没有熄灭。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对警卫说了一句：“去，把文白先生请来。”这声“文白”，在当年的北平街头并不算陌生，可真正能如此直呼其字的，唯有毛泽东一人。

1949年9月3日傍晚，中南海勤政殿的灯光一直没有熄灭。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对警卫说了一句：“去，把文白先生请来。”这声“文白”，在当年的北平街头并不算陌生，可真正能如此直呼其字的，唯有毛泽东一人。

张治中来得很快。他身着灰呢长衫，神情却略显拘谨。毛泽东递过一支烟，笑了笑：“给彭总当助手，委屈了吧？”张治中摆手：“说委屈就见外了。”两人寥寥数语，西北局面已然定下基调。对话很短，却像钉子一样定住了一个时代的节点。

追溯这段友谊，要回到1945年8月27日。那天，蒋介石派张治中与赫尔利飞抵延安，原本是想“请君入瓮”。谁料毛泽东爽快应邀赴渝，一趟重庆谈判，让张治中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到毛泽东的胸襟与节奏。

临别桂园，当着宪兵排的护卫，毛泽东只留下一句“文白兄，多谢”。张治中心底的成见，从那时开始松动。三个月后，他再度飞抵延安，中共中央给足礼遇，小米饭、马奶酒，却让他看见另一种执政底色。

1946年春，整军方案谈判期间，张治中与周恩来同机南下北上考察。火车上，周恩来指着窗外的焦土地问：“如果再打三年，百姓还剩什么？”张治中沉默良久，叹一句：“没剩下的就是百姓本身。”那一刻，他已明白内战只是迟早问题。

进入1949年，形势转瞬万变。北平和平解放后，张治中受命率代表团来到六国饭店，同年4月初抵香山。毛泽东见面先道歉：“在延安只拿小米招待，这回可得补一顿。”席间谈了整整四小时，张治中直言：“如果南京再拖，江北就要易帜。”

果不其然，《国内和平协定》被蒋介石一纸否决。代表团何去何从，成了悬在半空的问号。张治中一度想“复命”，可周恩来一句“西安事变，我们欠了张学良；今天不能再欠你”让他彻底动摇。南方地下党随后把张家老小转出南京，张治中再无后顾之忧。

6月15日，南京当局放出“张治中被扣北平”的电讯，颇有“投名状”意味。张治中当天起草声明，直言“我在北平自由，愿为新中国而活”。报纸甫一刊登，西北军心瞬间浮动。

毛泽东很快看到了声明，他用铅笔在边上批注：“可用，可重用。”8月中旬，陶峙岳、包尔汉在新疆摇摆不定，党中央判断和平解放仍有机会。此时，需要一名既熟悉西北军政、又与地方上层保持往来的老将站出来。答案几乎不必讨论——张治中。

9月初，他第三次走进中南海。毛泽东摊开地图，指着乌鲁木齐方向说：“电报发过去，只劝一句——为百姓想想。”张治中即刻起草并加密发送。不到一个月，新疆宣布和平起义，占国土六分之一的地区无需一枪一弹归入新政权。

新中国成立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六大行政区名单。西北，彭德怀任主席，张治中任副主席。有人私下议论：昔日四省行署长，如今只当副职，面子挂得住吗？张治中对此笑得坦然：“过去那顶帽子，是旧中国给的；今天这顶，是老百姓给的。”

几日后，他飞往兰州，彭德怀亲自到机场迎接。两人并肩走出舱门，机场跑道上风沙扑面。彭德怀一句玩笑：“西北风大，你这桂林人吃得消？”张治中回一句：“风再大，也吹不散新政。”不远处的战士听了，都忍不住咧嘴。短短对答，既有军人粗犷，也有政治家的笃定。

西北军政委员会挂牌那天，张治中提出三条紧要事务：恢复交通、整编部队、冬季御寒物资先行。彭德怀点头：“先稳民心，再议长远。”两人一拍即合。很多干部没想到，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上将，处理军政事务条理分明，甚至比不少“自己人”更快进入角色。

岁末，他又致信海外求学的子女，信中用了极少见的激动语气：“祖国正在长大，你们若缺席，将来会懊悔。”不到一年，子女全部踏上轮船，回到上海码头。

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位老朋友，常说一句：“他专干好事。”一句“好事”，听似平常，却是对一名旧部将领决裂过往、重新站队人民的最好注脚。张治中自己也曾在日记里写道：“西北风夜长，但我已找到北斗。”格外干脆。

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很多熟人替张治中惋惜：若留在国民党体系，他的军衔至少上将。张治中挥手道：“时代变了，再高的军衔也不如把路走对。”此话一出，屋内再无杂音。

回望那夜勤政殿的灯火，人们才明白，毛泽东一句“给彭总做助手，委屈了吧？”看似玩笑，却包含了三个层面的信任：对张治中个人眼界的信任，对旧军政人转型能力的信任，更对新中国包容胸怀的信任。西北从此告别烽火，这个人性的信任功不可没。

来源：新疆人文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