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6月8日起，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的一处刻石，在学界掀起一场近年来少有的公开学术争鸣。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经过两次实地考察研究的数据和最终结论，认定此处刻石为秦代刻石，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
文｜惟寅
从6月8日起，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的一处刻石，在学界掀起一场近年来少有的公开学术争鸣。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经过两次实地考察研究的数据和最终结论，认定此处刻石为秦代刻石，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
秦代刻石的发现，因涉及“昆仑”，引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近年来，历史学者李开元推出《秦崩》《楚亡》《秦谜》等著作，就秦汉史问题提出许多独到见解。最近，他的新作《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出版，书中关于秦王朝宇宙观的思考，为理解“尕日塘秦刻石”的深层次文化内涵，提供了一些借鉴。
《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
李开元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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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地理观
空间和时间，是左右人类生存的两大要素。空间观直接体现在地理观念中，时间观直接体现在历史观念中。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构成了宇宙观的根本。
战国时代，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日渐丰富，地理观念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禹贡》一书将中国划分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可称之为小九州地理观。这种地理观的范围，大致局限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山海经》一书的出现，则大大扩充了地理想象范围，明确提出了海内和海外的地理观，认为大陆在海内，而海外还有更大空间。
邹衍是战国末年人，他提出了大九州学说。在他看来，天下共有八十一大州，中国只是其中之一，叫作赤县神州。八十一州内各有九小州，《禹贡》所说的九州，是赤县神州内的九小州。八十一个大州的每州之外，都有小海环绕，人兽不能相互往来。整个八十一大州之外，有大瀛海环绕，天地的边际就在那里。
邹衍的大九州之说，是基于《禹贡》九州说的扩张性推想，也受到《山海经》海内海外观念的影响，虽然被批评为“闳大不经”，却拓宽了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他的学说在战国时期的各国大为传播，成为当时地理观念的主流。
秦统一天下，消灭了诸侯各国，天下只剩秦国。在秦人的眼里，不但远古以来王朝交替、列国并立的历史已经终结，目力所及、日月所照的地理世界，也都成了秦国的领土。也就是说，新建的秦王朝成了天地之间唯一的国家，独国世界的地理观由此形成。
公元前219年到前210年的九年时间中，秦始皇巡狩东方各郡，在七处山顶“刻石颂秦德”。秦人的地理观，在刻石文中有清楚的表现。琅琊刻石写道：“皇帝之德，存定四级……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四极，就是东南西北四方的尽头；六合，四方加上下，就是天地之间、四方之内，概括了当时的空间世界。四方之内，是秦人地理眼界的极限，在琅琊刻石中有具体所指。西方的尽头在西北的沙漠，南方的尽头在南越，东方的尽头在东方的海上，北方的尽头在长城以内。秦王朝这种地理边界的认识，大致与秦统一后直接统治的地域，也就是单一郡县制的地域相对应，即《史记》所说的，“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李开元据此认为，秦统一天下后，并没有接受邹衍的大九州说，也没有受到《山海经》的影响，而是回到了《禹贡》的小九州说，将天下四方理解为中原及其周边地区。
更直接的证据是，在芝罘刻石文中，直接将“四极”“天下”与“宇县”并举，表示地理的边际。按照《史记集解》的解释，“宇县”的宇，就是四方，县，当为赤县。宇县，就是神州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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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多层次的治理体系
《禹贡》的小九州说，是一个有限的地理世界，以天子所在的王城为中心，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文化地理秩序，称为“五服”。王城周围地区，称甸服，在天子的直接统治之下；甸服之外的地区，是侯服，为王所分封的诸侯国所在；侯服之外的地区，是绥服，属于被征服的地区；绥服之外，是要服，属于接受管制的地区；要服之外的地区，是荒服，属于不受管制的地区，是文明世界的边际。分属于五服的不同国家和人民，按照不同的方式，向天子缴纳不同的贡赋，尽不同的义务。可见，《禹贡》的小九州说，是与封建制配套并行的地理和政治文化观念。
然而，在秦王朝的诏令和刻石文中，对《禹贡》所表达的五服秩序观念，采取了一种完全否认的立场。秦统一天下的当年，大臣在对重新议定秦王称号的回答中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李开元将秦王朝的地理观，概括为“独国世界地理观”。这一观念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秦王朝，秦王朝已经统治了全世界，秦始皇是全世界的唯一统治者。
《刺秦》直言，今天看来，这种地理观是一种盲目自大的观念。它不但从邹衍的大九州、《山海经》的海内外倒退到《禹贡》的小九州，也将《禹贡》小九州说中的远近分层秩序抛弃，完全对应了秦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单一郡县制狭小世界。
与汉王朝对比，感受会更直观。汉王朝北方有匈奴，南方有南越，东北有朝鲜，东南有闽越，西南有西南夷。为了应对周边四方，汉朝逐渐树立起一种多元的世界观，创建出一套多层次的治理体系，史家称之为“册封体制”。册封体制后来发展成近代以前通行于亚洲东部的一种国际秩序。中原的王朝国家，通过称号、印玺、任命书的授予，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一种宗主国和从属国的君臣关系，以此确立所在区域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在“册封体制”的运作之下，以汉朝为中心，在亚洲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超国家的政治文化势力圈，即“东亚世界”和“中国文化圈”。
秦统一天下后，对百越地区先实行军事征服，然后建立郡县，实行直接统治；对匈奴也是实行军事征服，派遣三十万大军出击，占领了河套地区，实行郡县统治。但是，对于无法实行郡县统治的蒙古高原，因为无力应对，只有修建长城，将其与能够实行郡县统治的地区隔离，以不承认、不往来的自闭方式，完成单一郡县制下天下一统的自我满足。李开元认为，依循这种地理观，秦王朝不但完全丧失了认识外部世界的空间，也终止了对于外部世界的探索，从而走向了速亡。
由此，也可以重新思考郡县制的利弊。秦王朝实行单一郡县制，从一方面看，中央政府和皇帝的权力确实强化了，帝国内诸侯相争的隐患消除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秦王朝对于不能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区，也失去了应对能力，无法同汉朝一样，在更加广大的区域建立起多层次的治理体系，对更加广阔的地域建立起开放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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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终结者”
邹衍的学说，除了大九州的地理观，还有五德终始的历史观。邹衍把历史看做王朝循环的过程，每个王朝都与金木水火土所规定的一种“德”相匹配，不仅要遵循这种“德”的种种相应规定，也将接受这种“德”所带来的命运。这种命运被称为“德运”，依循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也就是五行相克的原理，周而复始地循环。
邹衍将这种理论套用到历史中，认为黄帝的时代与“土德”相匹配，对应的颜色是黄色；夏禹的时代与“木德”相匹配，对应的颜色是青色；商汤的时代与“金德”相匹配，对应的颜色是白色；周文王的时代与“火德”相匹配，对应的颜色是红色。他们都遵循五行相克的原理，经历兴盛衰败后，取代上一个败者，又被下一个胜者所取代。
邹衍活动在关东六国，没有到过秦国。不过，邹衍的学说是流传到了秦国的。吕不韦出任秦国相国，主持编撰《吕氏春秋》，其中就有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内容。不过，秦王朝的历史观与此有巨大差异。
秦王朝的历史观如同秦王朝的地理观一样，可见于秦王朝的诏令和刻石文中。秦统一天下的当年，秦国君臣曾经就皇帝称号的采用，展开慎重的议论。据《史记》的“议皇帝号诏”，秦始皇首先回顾了消灭六国的过程，然后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召集博士会同百官廷议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上书回答说：“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们建议采用古来的“泰皇”称号。天皇、地皇、泰皇，是古来三位神王的称号：天皇，是统治天上世界的神王；地皇，是统治地上世界的神王；泰皇，是统治人间世界的神王。秦王政回复说：去掉泰皇的“泰”，保留“皇”字，采用帝号的“帝”，定新的称号为“皇帝”。皇帝的称号，由此诞生。
由皇帝称号的制定可以看出，在秦王朝的观念中，皇帝的皇，超越天皇、地皇和泰皇，是统治天上、地下和人间的绝对神王，皇帝的帝，超越古来圣王的五帝，是从未有过的圣王。这不但古来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从而，秦王政在诏令中否定了传统，宣布废除君王死后制定谥号的做法，进而宣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李开元指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在德运主导下的王朝循环论的历史观。秦王朝的这种历史观，可以称之为历史终焉观，认为从此进入一个没有循环的永恒时期，超越三皇五帝的皇帝，王朝将代代传承下去。这种盲目自信自大，也是加速灭亡的重要因素。
秦帝国速亡的历史教训，几乎成为永恒的话题。两千年来，无论古今中外，无数的历史学家、政论家、文人学士，曾经加入讨论。其中最常见的意见是：秦朝的制度严苛，施政暴虐，统一天下后，对外南北用兵，国内大兴土木，滥用民力、物力，造成了社会关系的高度紧张；加上继承人选用不当，胡亥昏聩残暴，引发紧张关系的总爆发，导致二世而亡。而《刺秦》一书从秦王朝宇宙观的角度进行分析，角度独特，引人深思。
来源：开封王唠嗑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