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万历三年那会，明朝户部干了件挺关键的事，把原来各清吏司散着管的盐司，全交给山东司统一管；崇文门、临清这些地方的关税，也归到贵州司手里。

万历三年那会，明朝户部干了件挺关键的事，把原来各清吏司散着管的盐司，全交给山东司统一管；崇文门、临清这些地方的关税，也归到贵州司手里。

说实话，这一改可不是瞎折腾，背后全是明朝管商业的门道。今天就聊聊明朝到底是咋靠户部搭架子、用专卖制度，把商业管得既服帖又能帮王朝撑财政的。

要说明朝管商业，核心就是靠户部。跟以前比，这套体系真不一样。

唐宋那会财政分三块，户部、度支、盐铁各管一摊，盐铁还专门管工商税收，有时候容易互相扯皮。

元朝虽说让户部统管财政，但下面设的税课提举司、转运司，管的事散不说，还没个统一的监督法子。

明朝就不一样了，从一开始就把商业管理攥在户部手里，权力集中，办事也少了很多麻烦。我觉得这步走得挺对，毕竟商业要管的事杂，没个统一的头，很容易乱套。

明初的时候，户部下面分了总部、度支、金部、仓部，商业这块主要靠金部。

洪武十三年，金部还专门设了郎中、员外郎各一个，主事三个，可见对商业管理的重视。

到了洪武二十二年，总部改成民部；二十三年又把四部拆成十二部；二十九年再改成十二清吏司，后来到宣德十年定成十三司。这机构变来变去，其实都是为了把分工搞得更细。

十三司下面还设了民、度、金、仓四科，每科管的事都清清楚楚。比如金科就专门管市舶、鱼盐、茶钞税课这些，跟商业直接挂钩。

另外还设了照磨、检校各一人，专门监督文书出入，怕有人在账目上动手脚。老实讲，明朝这一套“分工+监督”的法子，比元朝强多了。

元朝税课提举司没这监督，官员贪污的情况不少，而明朝这么一设，至少能把账目盯得紧点。

除了机构搭架子，明朝还靠专卖制度抓财政。当时对盐、茶、铁这些要么关系国计民生，要么能赚大钱的行业，管得特别严。

就说盐吧，明初搞了个“开中法”，商人得先把粮食运到边境军镇，才能换“盐引”，有了这盐引才能去盐场支盐卖。

本来想这法子会不会太死板，后来发现还真管用，既解决了边境军粮不够的问题，国家又能把盐的利润攥在手里。

《明会典》里有记录，明初光盐税就占了国家财政收入不少，能帮王朝撑住不少开支。

茶的专卖也有门道，主要是搞“茶马互市”，用官茶换西藏、蒙古的马匹。这可不只是为了赚钱，还能强化边防，毕竟古代战马太重要了。

还有《大明律》，里面专门有“市廛”“课程”这些篇章，规定商人得登记“市籍”，不能囤货抬价，市舶司征税也得按“十分抽一”来，违规了还得受罚。

有人可能觉得这管得太严，但换个角度想，要是没这些规矩，市场早就乱了，商人也没法安心做生意。

不过，明初这套商业管理也有“笨”的地方。比如机构调整太频繁，从四部到十二部再到十三司，虽然最终是为了细化分工，但刚调整那会，底下人可能得花时间适应。

但总体来说，这“笨办法”里藏着巧心思，不管机构怎么变，核心都是围绕“管好商业、抓牢财政”来的，没偏离这个方向。

机构定下来之后，到了明中期，商品经济慢慢起来了。

江南的棉纺织业、景德镇的制瓷业都火了，徽商、晋商这些商帮也开始崛起。以前的管理法子，慢慢就有点跟不上了。

比如临清关，那是北方最大的运河税关，之前由好几个司共管，税率都不统一，商人过来交税都搞不清该交多少。

还有盐司，分散管理的时候，有人囤盐引抬价，盐价忽高忽低，不管是商人还是老百姓都受影响。

这时候明朝又开始调整了，就是开头说的万历三年那回，把盐司归山东司、关税归贵州司。

山东司接管盐司后，先整顿盐引发放，把那些囤盐引的人管了管，盐价居然稳定了三年多。

贵州司管临清关之后，统一按货物价值的3%征税，再也没出现过以前税率混乱的情况，每年税收也涨了不少。

说实话，万历这次调整，完全是商品经济“逼”出来的。以前商品流通量小，分散管还能应付；后来商品多了，商帮也起来了，再分散管就乱套了。

比如徽商掌控了江南盐业，要是还像以前那样好几个司管，很容易出现各管各的、标准不一的情况，山东司统一管之后，就能按一个标准来规范徽商的经营，既不让徽商垄断，也能保障国家盐税。

晋商主要做北方茶贸，贵州司接管关税后，还跟晋商合作开了“茶税便捷通道”，减少了晋商的税负，让茶马互市更顺畅。

这说明明朝不是一味地严管，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跟商人找个平衡点。毕竟商人要是没法赚钱，国家也收不到税，这点明朝看得还挺明白。

对比唐宋元，明朝的商业管理确实更系统。唐朝盐铁使常由宦官担任，权力乱得很；元朝没像样的监督机制，贪污严重。

而明朝靠十三司、四科、照磨检校这三层体系，把分工和监督都搞起来了，贪污情况比元朝少了不少。但明朝也有局限，就是所有管理都围着“财政”转，没给民间商业太多自由发展的空间。

比如对民间手工业收的税不低，到了后期，这就制约了商业进一步发展，没能突破古代商业的框架。

本来想说明朝就是“重农抑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明朝其实是“重农不抑商，但要管商”，通过户部和专卖制度，把商业纳入王朝运转的体系里。

这套模式支撑了明朝近三百年，要是没这套管理，明朝的财政早就撑不住了。

明朝商业管理的核心就是“户部搭架子、专卖抓财政、机构随势调”。

虽然有局限，但也有不少值得说道的地方。比如它“集中管理+动态调整”的思路，放到现在，对政府调控粮食、能源这些重要商品，规范市场秩序，还有点借鉴意义。

而它“重财政轻发展”的教训也提醒我们，要想商业长期繁荣，得在“国家管控”和“市场活力”之间找好平衡，不能光盯着眼前的财政收入。

来源：唐代的梦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