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岁的粟燕萍在池边玩闹时脚下打滑，整个人栽进水里，手脚扑腾着往下沉，岸上的人还没反应过来，24岁的沈醉已经冲过去——他是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教官，那天刚结束射击训练，穿着军装就站在池边，连衣服都来不及脱，一头

1938年夏天，湖南临澧的游泳池边，水纹晃得人眼晕。

18岁的粟燕萍在池边玩闹时脚下打滑，整个人栽进水里，手脚扑腾着往下沉，岸上的人还没反应过来，24岁的沈醉已经冲过去——他是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教官，那天刚结束射击训练，穿着军装就站在池边，连衣服都来不及脱，一头

进水里，抓住粟燕萍胳膊往岸边拖。

粟燕萍呛着水缓过来，看着沈醉湿淋淋的军装和胸口的枪套，脸一下子红了。

没多久她父亲病重，拉着沈醉的手说“我这女儿，就托付给你了”，沈醉立正敬礼，没敢应声——军统有规矩，特训班教官不准谈恋爱结婚，戴笠知道了能扒层皮。

那年冬天长沙文夕大火烧起来，粟燕萍跟着难民跑，一路乞讨找沈醉，在湘潭的破庙里见到他时，头发结着泥块，手里还攥着半块发霉的饼，沈醉把自己的干粮袋塞给她，心里那根弦断了。

两人合计着编了个“娃娃亲”的由头，托人给戴笠递报告，戴笠盯着档案看半天，批了句“胡闹”，但终究没拦着。

1938年底，临澧县城的小教堂里，沈醉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粟燕萍借了身红棉袄，对着孙中山像磕了三个头，就算成了亲。

婚后粟燕萍把临澧的小学教员工作辞了，搬进重庆曾家岩的军统宿舍，灶台上的铝锅天天冒热气，怀里的孩子一个接一个来。

1939年长女沈美娟落地，1941年次女沈美珍，1943年三女沈美芳，1945年四女沈美华，1947年五女沈美美，1949年春天小儿子沈小毛刚满月，十一年生了五女一男，家里的木床都换成上下铺，夜里常听见哪个孩子哭着要奶吃。

沈醉那几年在军统里往上走，从临澧特训班教官到总务处少将处长，跟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四大金刚”，戴笠面前红得发紫，公文包里常揣着枪和密电，回家却会蹲在地上给女儿编草蚱蜢。

1949年夏天南京失守，沈醉连夜把母亲和粟燕萍带着六个孩子送上香港的船，码头边他扯着粟燕萍的袖子说“等我处理完云南的事，马上来接你们”，船开时小儿子在怀里哭，粟燕萍望着他军装后襟的褶皱，没敢多问。

12月云南起义枪响，他跟着卢汉在通电上签字，转头就被解放军软禁在昆明陆军讲武堂，钢笔写的电报发出去：“已参加云南起义，不日团聚”，字写得歪歪扭扭，窗外的机枪声正密。

1950年的香港铜锣湾，窄巷里的铁皮屋漏雨，粟燕萍抱着刚满周岁的沈小毛，天天去码头等船，等来的却是沈母咳血的消息——老太太思儿成疾，在香港的贫民窟里咽了气。

没过仨月，她弟弟从台湾跑回来，哭着说“姐夫被共军枪决了，报纸上都登了”。

30岁的粟燕萍瘫坐在地上，看着六个孩子饿得直哭，最大的沈美娟才11岁，最小的还在吃奶。

她把沈醉留下的金表当了，换了袋米，可米吃完了怎么办？

1951年春天，经人介绍认识了原国民党副团长唐如山，他说“我养得起你们娘七个”，粟燕萍没哭，只是点了头。

两人在九龙租了间棚屋，开了个养鸡厂，鸡粪味飘出半条街。

燕萍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捡鸡蛋，唐如山蹬着三轮车去菜市场叫卖，夜里孩子们挤在上下铺，她和唐如山打地铺。

1952年唐如山的儿子出生，粟燕萍抱着新生儿，看着窗外飞过的海鸥，心想这日子，总算是能过下去了。

1950年3月，沈醉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铁门哐当一声锁上，他以为这辈子就交代在这儿了。

十年里他没少挨批斗，写检查写得手腕肿，可看着同屋的杜聿明读《毛泽东选集》，他也跟着啃，慢慢觉得以前那套“曲线救国”是瞎掰。

1960年11月，广播里念到“沈醉”的名字，他愣了半天才想起哭，手里的针线筐都掉地上——那会儿他在绣毛主席像，针脚歪歪扭扭的。

特赦后他搬进胡同里的小杂院，天天趴在桌上写东西，台灯罩上补丁摞补丁，写出《我所知道的戴笠》《军统内幕》，钢笔水用得比吃饭还勤，街坊都叫他“写回忆录的老头”。

1960年底沈醉给香港寄信，才知道粟燕萍早已改嫁。

1965年经人介绍，51岁的沈醉和40岁的护士杜雪洁结了婚。

杜雪洁知道他夜里写回忆录常咳嗽，总备着润喉糖；见他衣柜里还留着1949年的旧军装，也从不追问。

沈醉写《军统内幕》时，她就坐在旁边织毛衣，偶尔递杯热茶，说“歇会儿，眼睛该花了”。

两人住在胡同里的老房子，冬天生煤炉，夏天摇蒲扇，日子过得像温吞水。

燕萍的养鸡厂在九龙的山坡上，唐如山每天蹬三轮车送鸡蛋，车斗里总坐着最小的儿子。

孩子们渐渐长大，大女儿沈美娟成了护士，小儿子沈小毛开了家小杂货铺。

唐如山话不多，却会在夜里给她揉腿——当年捡鸡蛋落下的老寒腿。

19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养鸡厂改成了小超市，粟燕萍数着收银机里的硬币，觉得这辈子总算没白熬。

沈醉和杜雪洁在北京互相关爱，粟燕萍与唐如山在香港守着孩子，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过着，直到1979年，北京的一封公函，才把两条平行线又往一起拉了拉。

1979年秋，云南档案馆的积灰被扫开，一沓泛黄的起义通电档案露出来，沈醉的签名在第三页，钢笔尖划过纸面的痕迹还在。

980年春节刚过，中央统战部的文件送到功德林旧址，红章盖着“起义将领”四个字，战犯帽子摘了，副部级待遇定了。

中秋家宴上，大女儿沈美娟从香港寄来的信里夹着张照片，六个孩子站成一排，她在信里说“爸，妈想见你”，沈醉捏着信纸去了统战部，申请赴港探亲的报告递上去，没三天就批了。

1980年香港尖沙嘴的酒店走廊，粟燕萍攥着衣角发抖，手心全是汗。她对身旁的唐如山说：“要是他扇我耳光，你千万别还手……”

门后的人，是她以为31年前就已被枪决的前夫沈醉。当年那个军统少将的狠厉，还刻在她记忆里；可此刻门开的瞬间，她该先道歉，还是先躲闪？

开了。沈醉穿着灰色中山装，头发花白，手里提着个网兜，装着北京的果脯。他没等粟燕萍开口，先伸出双手，热情握住她和唐如山的手：“妹妹，让你受苦了。”

又拍唐如山的胳膊，“弟弟，多谢你照顾她们娘几个。”粟燕萍愣住，手还在抖，唐如山忙递烟，沈醉摆手：“戒了，改造时学会的。”

二十天里，沈醉跟着去养鸡厂，看鸡笼里乱窜的鸡，听唐如山说“以前鸡蛋一块钱三个，现在能卖五毛”，他蹲在地上笑。

孩子们围着叫“沈伯伯”，大女儿沈美娟把当年他留下的草蚱蜢拿出来，都快散架了。粟燕萍给沈醉缝衬衫扣子，忽然说：“街坊都知道你是北京来的干部，我这腰杆都直了——你真是给我争了面子。”

后来有人问沈醉，恨过粟燕萍改嫁吗？他只是笑：“她一个女人，带着六个孩子在香港讨生活，不容易。”

又问粟燕萍，再见沈醉是何感受？她望着窗外的香江：“他叫我‘妹妹’，唐如山叫他‘三哥’，这就够了。”乱世里的子弹能打穿骨肉，可31年的时光，终究让恨变成了一句“你辛苦了”。

这人间的暖，是不是比所有的政治标签都更长久？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