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上暴发过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三次瘟疫大流行。第一次大流行，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541年至约750年）；第二次大流行是黑死病（1346—1353年），由此反复出现的疫情持续了几个世纪；第三次大流行是瘟疫 1894 年在香港暴发后向全球蔓延。
历史上暴发过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三次瘟疫大流行。第一次大流行，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541年至约750年）；第二次大流行是黑死病（1346—1353年），由此反复出现的疫情持续了几个世纪；第三次大流行是瘟疫 1894 年在香港暴发后向全球蔓延。
黑死病的研究主要围绕欧洲案例，学术界把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或1720—1721年的马赛瘟疫视为疫情的结束，并对瘟疫的“消失”进行了讨论。讨论最多的是黑死病，但对黑死病起因和持续时间长的原因，众说纷纭，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
众所周知，17世纪70年代瘟疫在俄罗斯持续暴发，在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地区延续到19世纪。第二次大流行的时间和地理框架、历史条件，以及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影响，尚需深入研究。就地中海世界而言，瘟疫史研究必须考虑到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或东方和西方）对瘟疫的经历和体验有差异，传播途径和应对方式也是不同的。
把奥斯曼帝国的瘟疫经历纳入历史叙事，有利于深入探究瘟疫在地中海世界流行的根源。奥斯曼帝国的案例中，瘟疫持续暴发的具体情况，瘟疫的传播，当地政府、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应对办法，让读者清楚地了解到，奥斯曼帝国的瘟疫经历不仅与其他国家的经验有可比性，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黑死病后的地中海瘟疫传播情况及影响。
欧洲关于奥斯曼帝国瘟疫的描述中，“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是瘟疫的输出国，是袭击欧洲海岸的所有瘟疫的源头，欧洲人努力实施隔离措施，建立警戒线来保护自己。但是，在不了解奥斯曼土耳其人自己的瘟疫经历的情况下，怎能判定奥斯曼帝国是瘟疫输出国？它是何时、如何到达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又是如何在那里传播的？帝国境内的居民是如何看待瘟疫的？如果有瘟疫的话，帝国的管理部门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
奇怪的是，对欧洲瘟疫感兴趣的学者们，对瘟疫来自奥斯曼帝国的结论是认同的，却对瘟疫是如何起源的几乎没有兴趣；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也很少重视瘟疫在帝国历史中的作用。
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和瘟疫流行是密切相关的。例如，瓦里克的《瘟疫与近代早期地中海世界的帝国：奥斯曼帝国，1347—1600》构建起从黑死病到16世纪末影响奥斯曼帝国控制地区的瘟疫的历史叙事，追溯瘟疫传播的轨迹及其复发情况。作者把瘟疫传播与奥斯曼帝国权力增长和权力巩固模式联系起来，强调了征服、城市化和商业交换网等。
瓦里克这本书由四部分组成：（1）奥斯曼主义和非奥斯曼主义史学中的瘟疫；（2）黑死病及其后果（1347—1453年）；（3）帝国瘟疫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453—1517年，来自西方的瘟疫；第二阶段，1517—1570年，瘟疫的多条传播途径；第三阶段，1570—1600年，作为瘟疫中心的伊斯坦布尔）；（4）瘟疫帝国，分别论述了瘟疫对观念、知识和态度的改变；瘟疫的状态，也即奥斯曼帝国形成中的身体政治学。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奥斯曼主义领域新出现的史学观点弥补了传统历史学家的不足。奥斯曼社会经济史学家认识到，瘟疫在帝国历史上产生的重要影响。已故的丹尼尔·潘扎克将注意力集中在奥斯曼帝国的瘟疫上，并就这一主题完成了一本有价值的文集。对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瘟疫研究，丹尼尔·潘扎克作出了贡献。历史学家如让—诺埃尔·比拉本、迈克尔·多尔斯和劳伦斯·康拉德等都是该时期瘟疫研究的代表人物。丹尼尔·潘扎克根据外交信函和大使级急件所做的细致工作，是专注于1700年至1850年间奥斯曼帝国瘟疫史的最全面、最权威的研究，也是系统研究奥斯曼帝国瘟疫史的学术专题。
环境史、气候史和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成果，重新激发了人们思考奥斯曼历史上的疾病问题。在现代观点中，流行性疾病的发生表明健康标准差，或者国家卫生组织不充分，这很正常。但在前现代语境中，将瘟疫（或各类流行病）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文明的衡量标准”而进行概念化，可能会导向不合时宜的解释。
奥斯曼主义者对瘟疫的研究几乎只关注奥斯曼晚期史。一般认知中，素丹苏莱曼统治时期是一个“黄金时代”，其后是漫长的“衰退”，而瘟疫概念不能与“黄金时代”联系在一起，想象中，瘟疫只属于“衰退”时代。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奥斯曼瘟疫的记载，相对较少，尤其奥斯曼帝国15世纪和16世纪的编年史很少提到瘟疫。
欧洲人认为奥斯曼人在面对瘟疫时是宿命论者，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瘟疫的影响，因此成为欧洲的主要“瘟疫出口国”。这引起土耳其人的反感。
漫长的16世纪，即从征服君士坦丁堡到16世纪末，瘟疫在奥斯曼帝国的城市中暴发得更加频繁和广泛。追溯16世纪瘟疫的空间分布和周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1600年后的瘟疫。梳理奥斯曼帝国对瘟疫的看法（以及对瘟疫的反应）的重大变化，有助于解释17和18世纪帝国的发展轨迹。
事实上，在历史著作中帝国和瘟疫常被联系在一起。历史上的“大帝国”中，总能找到“大瘟疫”的例子。有趣的是，瘟疫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帝国的“衰落”。
关于黑死病的源头，一种说法是：是说水手们把疾病从热那亚的卡法殖民地带到欧洲。据记载，1346年，蒙古军队包围卡法要塞时，把尸体弹射过墙壁，神秘的疾病开始在热那亚流行。
另一个起源故事来自阿勒颇瘟疫的目击者伊本·瓦尔迪，他根据从克里米亚返回的穆斯林商人那里听到的消息做了记录。据他描述，尽管这种疾病起源于更遥远的亚洲，但1346年10月和11月传播到克里米亚和拜占庭之前，乌兹别克人的土地上就有人目睹了这种疾病。君士坦丁堡流传着类似的起源故事，编年史证明了这一点。一种严重的瘟疫侵袭着人类，从斯基泰亚、马约提斯和塔奈斯河口开始，从春天起持续了整整一年。这是瘟疫袭击伊斯坦布尔后有人记录下来的。
瘟疫是通过多条途径传播的。各种叙述中，黑死病的海上传播路线首先是到达伊斯坦布尔，然后扩散到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的港口城市和岛屿、亚历山大港和塞浦路斯，以及地中海西部的港口城市。与此同时，感染似乎也沿着黑海东岸，从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半岛，往南进入叙利亚。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瘟疫情况，一般的叙述是：到1453年，也即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拥有土地一个多世纪以后，巴尔干地区多次遭受瘟疫的侵袭。有人认为，1453年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瘟疫经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瘟疫的传播轨迹和复发频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持续的时间几乎与帝国本身一样长。
根据瓦里克书中的分期，1453—1517年间，尽管瘟疫在许多地区零星暴发，但在稀少和分散的资料来源基础上可以确定，主要有三波瘟疫：1466—1476年第一波；1491—1504年第二波；1511—1514年第三波。显然，1467年夏天，伊斯坦布尔暴发了一场大瘟疫。第一波疫情结束（1476年）之后大约15年奥斯曼地区没有暴发新疫情的记录。瘟疫于1491年在奥斯曼帝国和东地中海地区再次出现，尚不完全清楚原因，这一次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大约14年。
1511—1514年是瘟疫反复发作的一段时期，但瘟疫似乎没重返奥斯曼帝国核心地区。奥斯曼帝国瓦拉几亚诸侯国（1506—1511年）和摩尔达维亚（1512年）的瘟疫使情况复杂化，使人们很难确定这次疫情是新一波还是第二波的延续。瓦拉几亚黑海地区可能是这波瘟疫的起源地，这一地区的居民似乎在这个时候已被感染了。这一阶段瘟疫的历史叙事涉及三个重要主题：奥斯曼帝国新的征服活动、贸易和通讯的发展网络和城市化。
1570年标志着一连串无情瘟疫的开始。这一次，瘟疫影响了欧洲、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地区，非常严重。例如，1571—1575 年，瘟疫在地中海和波斯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1571 年，它既在西部，也在东部：在北非，在达尔马提亚，以及在里海西南部的阿尔达比尔。这次暴发持续三年以上。
各地情况有差异，比如埃及，从1347年到1894年，平均每9年就会发生一次瘟疫。在这547年中，埃及有193年都发生了瘟疫。有数据显示，1784年的一场瘟疫夺去了埃及1/6人口的生命；1835年的一场瘟疫又夺去了埃及1/3的人口。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埃及期间，埃及最严重的瘟疫发生在1791年，这场瘟疫导致每天有1000人死亡。然而，没过多久，每天的死亡人数就上升到了1500人。无数的婴儿、青年、女仆、奴隶、马穆鲁克、士兵、检查员和埃米尔都死于1791年的春天。
这场瘟疫也造成了一场帝国在埃及统治的政治危机，因为没有一个被任命的埃及帕夏能够活得足够长从而对埃及进行有效统治。伊斯梅尔贝伊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在试图逃往伊斯坦布尔之前就死于瘟疫。人口流动不利于瘟疫流行病的防治，造成了更多人口的死亡。
此外，军队在战争后带来瘟疫：1679年维也纳发生大瘟疫，鼠疫杆菌大流行。1683 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围攻维也纳，瘟疫通过军队传染到帝国境内，马耳他岛、北非地区，都有传播。一年内死于瘟疫的有万余人。
关于防治瘟疫的措施，有一些断断续续的记载。
1524年奥斯曼苏丹对瘟疫防治采取的卫生措施是按照当时伊斯坦布尔的习俗，下令杀死开罗所有的狗，并将它们的尸体挂在商店门口，目的是吓跑瘟疫。这可能是奥斯曼帝国唯一一次采取措施治理瘟疫，却采取了错误、迷信的方式。
而在 1618 年的一场严重的瘟疫期间，埃及帕夏出于对公众的同情，免除劳役并命令国库支付穷人的丧葬费。瘟疫的暴发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如饥荒，洪水，干旱，物价上涨，大风和气候因素，尼罗河洪水泛滥的程度以及老鼠、跳蚤和人类的相对数量都会影响发病率和严重程度。还应注意的一点是，埃及处于贸易中心的战略位置，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其他地方来到埃及，随之而来的还有老鼠，这成为埃及瘟疫常态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1791年埃及瘟疫期间，帕夏又命令国库在瘟疫期间支付穷人的丧葬费。此外，宗教机构是埃及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媒介，宗教人士会促成统治阶级成员和富人的联合，共同成立反饥饿基金会，建立孤儿学校，为其提供资金援助，使得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住所并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们还会在公开的宗教活动期间向穷人提供食物和住所。埃及最持久的慈善机构是公共施粥所或救济院，这类机构大多数隶属于清真寺，为穷人提供免费食物。
全书分为四辑，三十余篇文章。尽管本书为作者多年学术生涯中偶发之随想零散积累而成，但四辑的架构仍然隐含相对清晰的脉络：从殖民创伤到现代转型，从帝国治理到经济规律，最终回归史学方法论反思。第一辑讨论的是古代文明的历史遗产与得失鉴戒。第二辑聚焦于帝国和殖民体系的治理难题，如奥斯曼帝国的瘟疫、非洲的困境等，并论及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现代土耳其的道路探索。第三辑关注近现代经济和文明发展，特别是东方世界的经济变革和世界不同区域发展模式的差异。前三辑所涉及的地区，如中东、非洲、南亚等，书中虽以分散的杂文形式进行探讨，但也清晰展现出其文明与经济发展既存在显著的韧性，又因在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化与依附性，以及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齿轮之间充满艰难的磨合而导致的动荡与断裂，呈现出作者对现代国际秩序中边缘地区发展的独特性的理解与关照。
【作者简介】
王三义，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5—2007）。主要研究领域：中东近代经济史、晚期奥斯曼帝国史。出版专著《工业文明的挑战与中东近代经济的转型》《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研究》《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帝国之衰：奥斯曼帝国史六论》《帝国之治：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等，合著《近代东方国家的变革》，译著《伟大属于罗马》，文集《学问与饭碗》《兴废与进退》《个人与时代》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经济通史”。
自 序 001
第一辑
集市和礼拜寺 003
城市毁灭的特例 010
古代遗产究竟是谁的“财富” 016
文明成果的侥幸留存 025
生命与事业的有限性 033
“郁金香热”与南海泡沫 042
东方快车与巴格达铁路 048
近代东方国家企业家的缺失 055
第二辑
大帝国治理行省与“埃及难题” 063
奥斯曼帝国的瘟疫问题 074
地中海世界的争夺与商战 082
帝国的演变在于“人” 095
同一时代的东方“困局” 100
落后的非洲不“依附”也难 106
统治南亚和中东：寇松折戟 114
土耳其道路及共和国的经济政治特征 124
第三辑
迅速发展的“世界七十年” 145
世界史角度看中国历代经济变革 152
东西方差异：比较康德和钱大昕的勤奋 158
时代转换的局部与整体 167
统治还是供养“天下人” 173
企业成败的重要史料和价值判断 179
可做范本的经济史研究 191
海关估价规则问题的微观研究 197
第四辑
经济学家的世界史研究 205
“碎片化”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化 215
古典经济学研究者的西方文化观 226
低头拉车与抬头看路 233
探索中东经济和政治问题 240
“准备期”与“成熟期” 256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术和衰亡史 270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