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在东京皇宫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晚11时，日本政府用紧急电报形式向永久中立国瑞士政府发出日本接受反法西斯同盟国《波茨坦公告》的公告。8月15日，同盟国得到瑞士政府转来的公告通知，得悉日本天皇已经颁布敕令接受《波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在东京皇宫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晚11时，日本政府用紧急电报形式向永久中立国瑞士政府发出日本接受反法西斯同盟国《波茨坦公告》的公告。8月15日，同盟国得到瑞士政府转来的公告通知，得悉日本天皇已经颁布敕令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各项规定宣告无条件投降。于是，中、美、苏、英四国同时宣告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同一天，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中国战区芷江洽降与南京受降

中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对象国，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英勇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也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巨大贡献。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当务之急便是向同盟国与中国政府履行投降手续。

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接受日本投降的“第一号命令”，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应向苏联投降以外，在中国（包括台湾）和北纬16度线以北的印度支那地区的日本军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同一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致电驻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令其通令所属侵华日军停止军事行动。8月16日，蒋介石任命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全权处理中国战区的受降事宜，并通令中国战区所属的各战区司令长官听候何应钦的命令处理日军投降事务。

侵华日军投降的第一个步骤是芷江洽降。关于洽降的地点，中国统帅部最初规定在江西玉山军用机场。8月18日，冈村宁次电告蒋介石，他决定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及参谋桥岛率随员先飞杭州，在杭州等候中国军方的命令，然后飞往玉山进行洽降。但是，就在今井武夫等在杭州等待期间，江西玉山地方突降暴雨冲毁了玉山机场的跑道，导致飞机无法正常起降。在此情况下，中国军方决定将洽降地点改在湖南芷江机场。中国军方之所以改在芷江机场举行洽降，其主要原因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班子成员（同时也是中方洽降受降班子成员）因为指挥湖南雪峰山地区的最后一次中日大会战——湘西会战，早已进驻了芷江，并且在芷江设立了陆军总司令前方司令部，因此指令日方成员到芷江洽降也是顺理成章。

8月19日，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盟国代表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与日本投降使者、日本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河边虎四郎举行日本乞降仪式，由河边虎四郎签署初步投降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陆军二级上将徐永昌作为中国战区代表出席了洽降仪式。

8月21日，侵华日军乞降使者今井武夫一行飞抵芷江。当天，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召见今井武夫，代表何应钦将军向今井武夫提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指示侵华日军投降应行准备的事项。今井武夫将随身带来的日军在华兵力配备地图面呈萧毅肃。今井武夫报告，除台湾、东北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区域外，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总兵力共计109万人。22日，萧毅肃又向今井武夫提交了中字第二、三、四号备忘录。23日上午，何应钦在芷江中国陆军总部前方司令部召见今井武夫，令其转告冈村宁次，对中方提交的各备忘录应切实照办，并于26日至30日期间准备好迎接空运至南京的中国军队。今井武夫一行当天飞回南京复命，芷江洽降结束。

9月2日9时，反法西斯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典礼在日本东京湾停泊的美军主力舰密苏里号举行，仪式由远东盟军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主持，在麦克阿瑟致辞后，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先后签署投降书；麦克阿瑟代表同盟国签字后，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9国代表先后签字。代表中国签字的仍然是徐永昌。

9月9日9时，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正式投降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隆重举行。受降仪式由何应钦主持，在受降主席台上就座的除中国战区受降代表何应钦外，还有海军总司令、海军一级上将陈绍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空军代表张廷孟。出席观礼的中外来宾有300余人，包括高级文武官吏汤恩伯、郑洞国、王懋功、李明扬、冷欣、蔡文治、李惟果、葛敬恩、贺衷寒、牟廷芳、廖耀湘、谷正纲、马超俊、顾毓琇、程天放、马崇六、彭孟缉、钮先铭、陈倬、马元放等，还有同盟国代表美国麦克鲁将军、梅德勒将军，英国代表海斯将军等。在投降席上就座的日本投降代表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茂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中国派遣军”海军舰队司令福田良三，日本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日本驻法属印度支那军代表三泽吕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小笠原清共7人。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将《日军投降书》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后，按理应由日本首席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当场呈交何应钦，由何应钦签字确认。就在这个环节，老奸巨猾的冈村宁次等日本投降代表在两个地方做了文章，一是冈村宁次在签字后将《日本投降书》转手交给其参谋长小林茂三郎，由他呈交何应钦，而冈村宁次本人端坐投降席不动，造成冈村宁次比何应钦高一层次的印象；二是小林茂三郎在将《日本投降书》呈交何应钦时故意拉开距离，迫使何应钦不得不屈身来接小林茂三郎递交过来的《日本投降书》，造成何应钦屈身比小林茂三郎更严重的状态。另外，按照常规，日本投降代表应该将自己佩戴的军刀在投降仪式上当众呈交何应钦等中国代表，以示侵华日军解除武装。但在日军投降代表入场时，负责会场警卫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已经将岗村宁次等人的军刀统一收缴，然后在收缴的佩刀上镶嵌铭牌然后交给何应钦、萧毅肃等人保存。廖耀湘的这一动作，致使在受降仪式没有上演冈村宁次等当场呈缴军刀的经典场面，造成历史的又一遗憾，这是历史的一个插曲。

从芷江洽降到南京受降，中国战区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宣告结束。

中国战区所属16个受降区分别受降

1945年8月18日，中国战区统帅部明令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5个受降区，同时下达了《各战区受降主官、指挥部队、接收地区以及日军投降部队番号的电令》，分别任命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以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为15个受降区的受降官。之后又任命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为台湾澎湖地区的受降官，总共有16个受降区，16名受降官。

在9月9日中国战区南京受降仪式结束后，中国战区所属的16个受降区依次接受日军投降。除了汤恩伯负责的京沪区与顾祝同负责的第三战区外，其他14个受降区都举行了盛大庄严的受降仪式，大致情况如下：

9月11日，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在上海接受侵华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久太郎的投降。

9月13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在太原接受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赉四郎的投降。

9月14日，第九战区58军军长鲁道源代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南昌接受侵华日军笠原幸雄的投降。

9月15日，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在长沙接受侵华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的投降。

9月15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在杭州城内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召见侵华日军第133师团长舒地嘉平（驻扎上海的日方投降主官松井久太郎临时指派在浙江的舒地嘉平代表自己向顾祝同投降），顾祝同将3号、4号备忘录交给舒地嘉平，命令日军遵照执行。第三战区没有举行盛大受降仪式的原因是，顾祝同作为主要受降者之一出席了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仪式，顾祝同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在杭州重复举行一场区域级别的盛大受降仪式，而是以简化的方式进行。

9月16日，第二方面军司令官、陆军二级上将张发奎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接受侵华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兼“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的投降。

9月18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二级上将孙蔚如在武汉接受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的投降。

9月20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二级上将刘峙在漯河接受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鹰森孝的投降。

9月22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郑州接受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鹰森孝的投降。

9月24日，中国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在蚌埠接受侵华日军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的投降。

9月28日，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二级上将傅作义在归绥接受侵华日军驻蒙疆司令官根本博的投降。

9月28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二级上将余汉谋委派的代表徐景唐在汕头接受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委派的第22军参谋长富田直亮的投降。

9月28日，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在越南河内原法国总督府大礼堂接受日本越南总督兼第十八方面军司令官土桥勇逸的投降。

10月10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二级上将孙连仲在北平故宫太和殿接受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的投降。

10月25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的代表陈宝仓中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司令谢勃尔少将在青岛共同接受侵华日军独立第五混成旅团长长野荣二的投降。

10月25日，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纪念堂）接受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宣告台湾及澎湖地区正式回归祖国怀抱。

至此，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顺利接受侵华日军投降。这样，从芷江洽降开始到台北受降结束，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

中共领导的解放区自主受降

需要说明的是，抗战胜利后在中国战区的受降过程中，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采取独家垄断受降的政策，极力排挤与阻止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共参与任何受降活动。为此，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了坚决抗争，拒绝国民党当局要求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就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致电驻南京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侵华日军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向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投降。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积极开展行动，全力打击日寇和伪军，扩大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到1945年8月底，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遍及19个省区，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亿；解放省城1个（即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县城259个；人民武装力量得到长足发展，正规军达到93万余人，民兵武装220万余人。这就为即将到来的人民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来源：团结报党派e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