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金庸先生的小说《神雕侠侣》中，金轮法王是一个手持五轮，武功不在东邪、西狂、南僧、北侠、中神通之下的绝世高手。

文|高宝宝

在金庸先生的小说《神雕侠侣》中，金轮法王是一个手持五轮，武功不在东邪、西狂、南僧、北侠、中神通之下的绝世高手。

那么，这位被蒙古大汗尊为“第一护国法师”西藏高僧，原型究竟是谁？

他就是那位让忽必烈折腰的帝师——八思巴。

不同于金轮法王的武功盖世，历史上的八思巴以经卷为武器，不仅用智慧将藏传佛教的种子播撒在蒙古草原，更让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书写了一段跨越民族与信仰的传奇。

一、雪域神童：被称作“圣者慧幢”的少年法主

1235年，在后藏昂仁一个叫鲁孔的地方，昆氏贵族家族中诞生了一个男婴，父母为他取名叫罗追坚赞。

这个孩子自小便显露出异于常人的聪慧，3岁便能背诵佛经片段，7岁已能独立讲解简单的佛教义理。

大家惊叹于他的天赋，尊称他为“八思巴”——藏语中“圣者慧幢”的意思。这位少年，仿佛天生便是为弘扬佛法而来。

八思巴所在的昆氏家族，正是萨迦派的创立者。而他的伯父萨班·贡噶坚赞，就是当时西藏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萨迦派的第四代教主萨迦班智达。

八思巴的成长，始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命运紧密相连。

1244年，当蒙古皇子阔端（蒙古大汗窝阔台之子）派使者携带厚礼，邀请萨班前往凉州（现甘肃武威）会谈时，9岁的八思巴便以“萨迦派法主继承人”的身份，与自己的弟弟恰那多吉一起，随伯父踏上了前往蒙古草原的漫漫征途。

这段旅程对八思巴而言，既是修行也是历练。他亲眼目睹了蒙古铁骑横扫草原的威势，也看到不同民族的人民，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苦难。

萨班曾对他说：“佛法的真谛，不仅在于诵经祈福，更在于护佑众生。若能让蒙古可汗信奉佛法，或许能减少战乱之苦。”

这番话，深深刻在八思巴心中，也为他日后的人生方向埋下伏笔。

1246年，萨班一行到达凉州，并在第二年正月见到了阔端。

1247年的凉州会谈，成为改变西藏历史的关键节点。萨班代表西藏各教派与阔端达成协议，确立了西藏对蒙古政权的归附。

当时年仅13岁的八思巴，始终陪伴在伯父身边。他不仅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蒙古人虽崇尚武力，却对未知的神灵世界充满敬畏。而藏传佛教中神秘的密宗仪轨，恰好能满足蒙古人的这种精神需求。

1251年萨班圆寂后，年仅17岁的八思巴正式继任，成为萨迦派第五代法主。

此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个单纯的“神童”，而是成长为兼具宗教智慧与政治远见的领袖。

他深知，要让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扎根，必须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而当时最有潜力统一蒙古的，正是那位雄心勃勃的皇子忽必烈。

二、君臣相得：忽必烈膝前的“精神导师”

1253年夏，蒙哥汗之弟忽必烈南征的军队到达六盘山一带，八思巴应邀到六盘山，与忽必烈会面。

忽必烈表示要派人去吐蕃摊派兵差、收取珍宝。八思巴听后连忙说：“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困，请不要摊派兵差。”

见忽必烈充耳不闻，八思巴说道：“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

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忽必烈的妻子察必认为，在知识功德方面，八思巴要比很多老僧强，应该将他留下。

于是，忽必烈与八思巴再次会谈。期间他问八思巴：“你的祖先有何功业？”

八思巴回答：“我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

忽必烈不了解吐蕃的历史，问道：“吐蕃何时有王？这与佛书所说不合，必是虚妄之言。”

于是，八思巴就将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后又与汉地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叙述一番。他说，这些内容都有文书记载，查阅便知。

八思巴说的，正是唐朝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于是忽必烈翻看汉地史籍，果然，他发现这些在《唐书》里都有记载。

此后，八思巴又给忽必烈讲了些典故，而且经过验证都是真的，这让忽必烈对八思巴佩服有加，两人因此深入交谈起来。

忽必烈当时正为统一中原的大业而忧心忡忡，于是就问八思巴：“佛法能帮我平定天下吗？”

八思巴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一杯奶茶递到忽必烈手中，说：“汗王可知，这杯奶茶需经煮茶、滤渣、加奶、搅拌多道工序方能制成。治国如烹茶，武力是烈火，佛法是清泉，缺一不可。”

这番比喻，让忽必烈对这位年轻的藏族高僧刮目相看 。

真正让八思巴和忽必烈建立深度联结的，是一场特殊的“灌顶仪式”。

1253年底，忽必烈恳请八思巴为自己传授密宗喜金刚灌顶——这是藏传佛教中重要的宗教仪式，象征着上师对弟子的精神指引。

仪式前，八思巴却提出了一个 “过份”的要求：“传法时，上师需坐上座，汗王坐下座。”

忽必烈听后顿时陷入犹豫——作为蒙古贵族，他从未向任何人低过头。

然而，八思巴坚定的眼神，让忽必烈认识到这不仅是宗教礼仪，更是对佛法的尊重。最终，他答应了八思巴的要求。

仪式当天，八思巴身着红色僧袍端坐上位，忽必烈则以弟子之礼侍立一旁。当八思巴将加持过的甘露水洒在忽必烈额头时，这位未来的大汗忽然明白：武力能征服土地，而佛法能收服人心 。

而此时的八思巴，年仅19岁。

此后，八思巴便成为忽必烈身边不可或缺的“精神导师”，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平时议事，八思巴需向忽必烈行君臣之礼，坐垫比大汗少一个；但若论及佛法，忽必烈则要以弟子身份恭敬聆听，坐垫比八思巴少一个。

这种“政治上君臣，宗教上师徒”的双重关系，既维护了蒙古可汗的权威，又确立了藏传佛教的崇高地位 。

而忽必烈的妻子察必王妃，更是八思巴的忠实信徒。她在接受灌顶仪式时，甚至将自己最珍贵的陪嫁珍珠耳环赠予八思巴。

八思巴将珍珠变卖后，所得黄金全部用于修建萨迦寺大金顶，以及举办曲弥大法会。这场大法会聚集了西藏各地7万多名僧人，不仅弘扬了佛法，更向世人展示了萨迦派的影响力 。

1254年，忽必烈专门颁布了一个《优礼僧人诏书》，规定蒙古官员不得在寺庙住宿，不得向僧人摊派徭役，用法律形式保护了藏传佛教的发展 。

1260年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后，立刻册封八思巴为“国师”，让他掌管全国佛教事务。

1270年，八思巴再次为元世祖忽必烈灌顶。

忽必烈为酬谢八思巴灌顶之恩和造字之功，将西藏三区赐予八思巴作为供礼，还晋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以及改“国师”称号为“帝师”。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帝师”职位，八思巴也成为元代第一位帝师。此后元朝历代皇帝均延续这一制度，选封萨迦派高僧为帝师。

三、佛法东传：用经卷编织的文化纽带

八思巴深知，要让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真正扎根，不能只靠统治者的扶持，更需要一套完整的传播体系。

他首先从“语言”入手——蒙古人当时没有统一的文字，这使得政令传达、文化传承都极为不便。

1269年，八思巴参照藏文字母，结合蒙古、汉、梵等语言特点，创制出一套新的拼音文字，史称“八思巴文”。

忽必烈对这套文字极为重视，将其定为元朝官方文字，用于书写诏书、碑刻、钱币等。

虽然八思巴文后来因推广难度大，未能完全取代其他文字，但它却成为连接蒙古与西藏文化的重要纽带——通过这套文字，蒙古贵族得以阅读藏传佛教经典，藏族僧人也能更好地与蒙古统治者沟通。

现存于北京居庸关的“云台石刻”，便是用八思巴文、汉文、藏文等6种文字镌刻而成，至今仍能看到当年文化交融的痕迹。

在宗教传播方面，八思巴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策略。他没有强迫蒙古人完全接受藏族的宗教习俗，而是将藏传佛教的密宗仪轨与蒙古传统信仰相结合。

例如，他将蒙古人崇拜的“长生天”，与佛教中的“佛”相融合，告诉蒙古贵族：“信奉佛法，便是对长生天最好的敬畏；护佑百姓，便是佛陀最喜的善行。”

这种本土化的传播方式，让藏传佛教迅速获得蒙古民众的认同。

为了培养更多精通汉、蒙、藏三种语言的僧人，八思巴还在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等地建立了藏传佛教寺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开平府的大乾元寺。

他从西藏选派优秀僧人到这些寺庙任教，同时也鼓励蒙古贵族子弟学习佛法。

据史料记载，当时元朝宫廷中，不仅皇帝、皇后定期参加佛教仪式，就连普通蒙古官员也以家中有僧人修行为荣。

除此之外，八思巴还巧妙地利用“佛道辩论”扩大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1258年，忽必烈组织了一场规模盛大的佛道辩论会，八思巴作为佛教代表，与道教首领就《老子化胡经》真伪等问题展开了辩论。

最终，八思巴以深厚的佛学功底和清晰的逻辑，赢得了辩论的胜利。道士樊志应等17人被削发为僧，部分道观也随之改造成佛教寺院。

这场辩论不仅提升了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地位，更让蒙古统治者看到了佛教在思想统一中的作用。

作者简介：

15岁写小说，

38岁考上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院，有20年的中文教育经验。

她一手把女儿培养成香港大学一级荣誉学士、

世界排名第一的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硕士。

毕业仅一年，小姑娘的年薪已达50万。

宝宝姐的亲子教育文章，温暖而有力量，

助你在育儿的路上豁然开朗，少走弯路。

（ID:gaobaobao-522）。

来源：遇见宝宝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