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话是傍晚打来的，窗外的天色像一块被墨汁浸染过头的宣纸，灰败又沉重。

电话是傍晚打来的，窗外的天色像一块被墨汁浸染过头的宣纸，灰败又沉重。

我正对着电脑屏幕修改一张设计图的细节，线条的弧度差了零点一毫米，在我眼里就是天壤之别。

手机嗡嗡震动的时候，我以为是甲方又有了什么新想法。

划开屏幕，上面跳动着两个字：婆婆。

我的心，跟着那块宣纸，一起沉了下去。

电话那头的声音像是从一口很深的枯井里传出来的，带着潮湿的、不容置疑的命令。

“我明天到你们那儿。”

没有问我方不方便，也没有问林涛在不在家。

就是一句陈述。

一句通知。

我握着手机，指尖冰凉，电脑屏幕上那根倔强的线条，仿佛也跟着凝固了。

我说：“妈，怎么这么突然？大哥那边……”

她打断我，声音提高了一点，那口井仿佛又浅了一些，能闻到井口边缘青苔的腥气。

“我在你大哥家住了十年，仁至义尽了。”

“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电话就这么挂了。

听筒里只剩下忙音，嘟嘟，嘟嘟，像是在给我的人生倒计时。

林涛回来的时候，我还在电脑前坐着，那根线条，分毫未动。

他带着一身外面的寒气走进来，看见我，笑了笑，把手里的公文包放在玄关的柜子上。

“怎么不开灯？跟自己过不去啊？”

他走过来，想抱抱我。

我躲开了。

他手悬在半空，有些尴尬。

我把手机递给他，让他看通话记录。

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轻松，到凝重，最后变成一种我非常熟悉的、带着点讨好的为难。

“妈她……可能是跟大嫂吵架了，气话，你别当真。”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我们就这样在黑暗里对视，谁也不肯先移开目光。

窗外的最后一丝光亮，也被夜色吞噬了。

屋子里，只剩下电脑屏幕幽幽的光，照在我们两个人的脸上，像两个没有灵魂的假人。

最后，是他先败下阵来。

他叹了口气，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我去给她收拾房间。”

第二天，婆婆真的来了。

她提着一个老旧的帆布行李箱，箱子的边角都磨破了，露出里面灰色的衬里。

她人比箱子更旧。

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但掩盖不住稀疏的真相。脸上是那种老年人特有的、纵横交错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

她穿着一件深紫色的棉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整个人显得很紧绷。

一进门，她的视线就像探照灯一样，把我们这个不大的家扫了一遍。

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

那目光里没有什么温度，就是纯粹的审视。

林涛忙前忙后，给她倒水，拿拖鞋，把她的行李箱推进次卧。

我站在原地，像个局外人。

晚饭是我做的。

四菜一汤，都是她爱吃的口味，清淡，软烂。

饭桌上，她几乎没怎么说话，只是慢条斯理地吃着。

每一口饭，都咀嚼很久。

那种沉默，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让人窒息。

空气仿佛变成了黏稠的胶水，把我们三个人粘在各自的座位上，动弹不得。

吃完饭，林涛去洗碗。

婆婆坐在沙发上，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我知道，审判的时刻到了。

我走过去，坐下，腰挺得笔直。

她没看我，眼睛盯着电视机，里面正放着一部吵吵闹闹的家庭伦理剧。

“小许，你的工作，是不是挺忙的？”

她终于开口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还行，就是有时候需要加加班。”

“嗯，”她点点头，目光仍然没有离开电视，“我这把老骨头，不中用了。高血压，心脏也不太好，腿脚也利索不起来了。”

她开始一下一下地数落自己的病痛。

每一个器官，在她嘴里都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我静静地听着。

我知道，这些都只是铺垫。

果然，她话锋一转，终于把探照灯又对准了我。

“你看，林涛一个大男人，工作那么累，总不能让他回来还伺候我这个老太婆吧？”

“所以，我想了想……”

她顿住了，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

茶杯是那种最老式的白瓷杯，上面印着一朵俗气的红牡丹。

那是她来的时候，特意从自己箱子里拿出来的。

她说她用不惯我们家的杯子。

放下茶杯，发出一声清脆的磕碰声。

那声音，像一把小锤子，敲在我的心上。

“你的工作，就别干了吧。”

“在家里，好好照顾我，照顾林涛。”

“我在你大哥家住了十年，也该轮到你来照顾我了。”

她终于说出了那句话。

说得那么轻描淡写，那么理所当然。

仿佛只是在通知我，明天早上要吃小米粥，而不是白米粥。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在一瞬间，全都涌上了头顶。

耳朵里嗡嗡作响。

电视里演员夸张的哭喊声，厨房里林涛洗碗的水流声，都变得遥远而不真实。

整个世界，只剩下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和那句冰冷的话。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喉咙里像是被塞了一团棉花，又干又涩。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微微发抖。

那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巨大的、无力的悲哀。

辞职。

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将告别那些熬了无数个夜晚画出的设计图。

意味着我将失去那个虽然不大，但每一寸都由我亲手布置的工作室。

意味着我将放弃我的名字，我的事业，我作为“我”而存在的一切价值。

然后呢？

然后我将变成“林涛的妻子”，“婆婆的儿媳”。

我的世界，将缩小到这个不足一百平米的房子里。

我的价值，将由饭菜是否可口，地板是否干净，婆婆的血压是否稳定来衡量。

我看着她，她也正看着我。

她的眼神很平静，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慈祥。

但在那份慈祥的背后，我看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容挑战的逻辑。

她是长辈，她是母亲。

所以，她的要求，就是天经地义。

我深吸一口气，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颤抖。

“妈，我的工作……”

“工作可以再找，妈只有一个。”她又一次打断我。

这句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精准地刺进了我的软肋。

她用亲情和孝道，给我编织了一个无法挣脱的牢笼。

我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厨房。

林涛正站在那里，背对着我们。

水流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

他显然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但他没有出来。

他甚至没有回头。

他就那样站着，像一尊沉默的雕塑。

那一刻，我心里的某个角落，彻底凉了下去。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黑暗中，天花板就像一块巨大的、沉重的幕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身边的林涛，呼吸均匀，似乎已经睡着了。

但我知道，他没有。

他的身体是紧绷的，像一根拉满了的弓弦。

我们都在假装。

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假装那个艰难的选择题，不存在。

可它明明就摆在那里，像一头盘踞在客厅里的巨兽，我们谁也无法绕开。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起床。

婆婆已经起来了，正在厨房里忙活着什么。

一股浓重的中药味，弥漫了整个屋子。

我走过去，看到她正在用一个小砂锅熬药。

“妈，我来吧。”我说。

她没回头，只是说：“不用，你弄不来，火候不对，药效就全没了。”

她的语气很平淡，却像一根小刺，扎在我心上。

是啊，我弄不来。

我连她吃的是什么药，为什么要吃，都不知道。

我又一次感觉自己像个外人。

林涛也起来了，他走到我身边，小声说：“妈有老胃病，这是大哥给她找的老中医开的方子，调理肠胃的。”

我点点头，没说话。

早餐桌上，依旧是压抑的沉默。

婆婆喝着她的中药，眉头紧锁，仿佛在喝世界上最苦的东西。

我和林涛默默地喝着粥。

我突然觉得，我们喝的不是粥，而是我们沉默的、乏善可陈的生活。

吃完饭，我准备去上班。

换鞋的时候，婆婆的声音从客厅传来。

“今天就去把工作辞了吧，早点办完，早点安心。”

我系鞋带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林涛站在我身后，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

我回头看他，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恳求。

他在求我，不要当面顶撞，不要让场面变得难堪。

我的心，又往下沉了一寸。

我没有回答婆婆的话，拉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空气很冷，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涌进肺里，让我混沌的大脑清醒了一些。

我不能辞职。

这是我心里唯一的、清晰的声音。

可是，我该怎么办？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就像是在慢火上熬着的一锅粥。

不沸腾，但一直在咕嘟着，冒着让人心烦意乱的热气。

婆婆并没有再明确地提辞职的事。

但她用行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我早上出门，她会站在门口，幽幽地说一句：“路上小心，别太累了。”

我晚上下班回家，她会坐在沙发上等着我，看见我，就立刻站起来，去厨房把早就热过一遍的饭菜再热一遍。

“女孩子家，不要总是在外面拼，身体要紧。”她一边盛饭一边说。

家里被她收拾得一尘不染。

我的每一件衣服，都被她叠得整整齐齐。

我的书桌，每天都被擦得能照出人影。

她用一种无声的、密不透风的“好”，来包裹我，渗透我。

她想让我看到，一个“家”，应该是什么样子。

一个“儿媳”，应该是什么样子。

林涛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说话做事都像在走钢丝。

他会偷偷给我买我喜欢吃的甜点，藏在包里带回来，趁婆婆不注意的时候塞给我。

他会在晚上睡觉前，给我捏捏肩膀，说：“辛苦了。”

但他从来不说：“别辞职，我支持你。”

他不敢。

我明白他的为难。

一边是生养他的母亲，一边是朝夕相处的妻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

可是，为什么被放弃的，总是我？

难道就因为，我是那个可以被牺牲，可以被委屈的人吗？

工作室的气氛也变得很奇怪。

我开始频繁地走神。

对着设计图，大脑一片空白。

同事们都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我只能摇头，说没有。

我怎么说？

说我婆婆逼我辞职回家当全职保姆？

说我丈夫默许了这一切？

这种事情，说出来，都觉得像一出荒诞的戏剧。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跟一个客户开视频会议。

婆婆突然推门进来了，手里端着一碗银耳羹。

“小许，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好，喝点这个，补补气血。”

她的声音不大，但通过麦克风，清晰地传到了会议的另一端。

客户愣了一下，随即善意地笑了笑。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家长抓到在偷玩游戏的小孩，狼狈不堪。

我匆匆结束了会议，关掉电脑。

“妈，我以后工作的时候，您能别进来吗？”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

她把碗放在我桌上，用抹布擦了擦根本不存在的灰尘。

“你这工作，没日没夜的，把身体都搞垮了。钱是赚不完的，人可就这一辈子。”

她又来了。

又是这种看似关心，实则绑架的逻辑。

我端起那碗银耳羹，里面的银耳炖得软糯，枸杞和红枣浮在上面，看起来很诱人。

但我一口也喝不下去。

我感觉我喝下去的，不是补品，而是慢性毒药。

它会一点一点，腐蚀掉我的意志，我的梦想。

那天晚上，我和林涛爆发了第一次争吵。

起因是，他看到我原封不动放在桌上的那碗银耳羹。

“你怎么不喝？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他皱着眉头说。

“我不想喝。”

“你不想喝，也得给妈个面子啊。她也是为你好。”

“为我好？为我好就是让我放弃我的一切，变成一个围着她和你转的保姆吗？”我的声音忍不住提高了。

“你怎么能这么想？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这有错吗？”

“没错！需要人照顾没错！但凭什么是我？凭什么要用牺牲我的方式来照顾？你大哥大嫂照顾了十年，他们怎么做的？大嫂也辞职了吗？”

我像连珠炮一样，把积压在心里多日的委屈和愤怒，全都吼了出来。

林涛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他愣愣地看着我，眼神里有震惊，有不解。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低声说：“我们家的情况，和大哥家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我追问。

他又不说话了。

那种熟悉的、逃避的沉默，再次笼罩了他。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很绝望。

我嫁给的这个男人，我以为可以和我并肩作战，抵挡人生风雨的男人。

在真正的风雨来临的时候，他却选择躲在我的身后。

甚至，希望我主动走出去，替他淋雨。

那晚，我们分房睡了。

我躺在书房的沙发床上，睁着眼睛，一夜无眠。

我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

这段婚姻，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一个无法在关键时刻与你站在一起的伴侣，真的能陪你走完一生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不能坐以待毙，等着被宣判。

我必须做点什么。

我必须找到一个出口。

我突然想起林涛说的那句话：“我们家的情况，和大哥家不一样。”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婆婆在大哥家住了十年，为什么现在突然就“仁至义尽”了？

这十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

我要去弄清楚。

我要去大哥家，问问大嫂。

也许，答案就在那里。

第二天，我请了一天假。

我跟林涛说，我出去走走，散散心。

他没多问，只是嘱咐我注意安全。

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

我坐了两个小时的高铁，来到了大哥所在的城市。

这是一个比我们所在的城市更繁华，也更冷漠的地方。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带着疲惫而麻木的表情。

我按照地址，找到了大哥家的小区。

是一个很老旧的小区，楼房的外墙都斑驳了，露出里面红色的砖块。

我站在楼下，犹豫了很久。

我不知道，我这样贸然前来，会不会太唐突。

大嫂会愿意见我吗？她会告诉我实话吗？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大嫂。

她提着一个菜篮子，从小区门口走了进来。

她比我上次见她的时候，憔ें了不少，也苍老了不少。

眼角的皱纹，像细密的渔网。

我鼓起勇气，迎了上去。

“大嫂。”

她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小许？你怎么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只能说：“我……我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和大哥。”

这个借口，拙劣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大嫂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她叹了口气，说：“上来坐坐吧。”

大哥家，和我家一样，不大。

但收拾得很干净。

只是，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那股熟悉的中药味。

大嫂给我倒了一杯水，坐在我对面。

我们相对无言，气氛有些尴尬。

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

“妈……在你那里，还好吗？”

我点点头：“挺好的。”

“她……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她问得小心翼翼。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我们像是两个在同一场战役里幸存下来的士兵。

彼此都明白对方经历了什么。

我决定不再拐弯抹角。

“大嫂，我想知道，妈为什么会突然来我们家？”

“她说，她在大哥家住了十年，够了。”

“这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嫂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了下去。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打算回答了。

然后，她缓缓地开口了。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

她说，婆婆是在十年前，公公去世后，搬来和他们一起住的。

刚开始的几年，还算相安无事。

婆婆虽然有些强势，但身体还算硬朗，也能帮着做做家务，带带孩子。

但大概从三年前开始，一切都变了。

婆婆的记性，开始变得越来越差。

有时候，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了。

有时候，会把盐当成糖，把酱油当成醋。

还有一次，她出门买菜，结果迷了路，最后是警察把她送回来的。

她回来后，不承认自己迷路了，反而发了很大的脾气，说是大嫂故意把她一个人丢在外面。

从那以后，她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古怪。

敏感，多疑，易怒。

一点小事，就能让她大发雷霆。

她会怀疑大嫂偷了她的钱。

会怀疑邻居在她家饭菜里下毒。

会半夜三更，突然把所有人都叫起来，说家里有贼。

大哥带着她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是阿尔茨海默病。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

而且，已经是中期了。

听到这里，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终于明白，林涛说的那句“情况不一样”，是什么意思了。

大嫂的眼圈，红了。

她说，这三年来，她过得像在地狱里一样。

她辞掉了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顾婆婆。

但婆婆的病情，却越来越重。

她不记得大嫂是谁，只把她当成一个想害她的坏人。

她会趁大嫂不注意，把饭菜倒掉。

她会把剪刀藏在枕头底下。

她会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大嫂。

“你知道吗？小许，”大嫂看着我，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最让我难受的，不是辛苦，不是累。”

“是她看着我的眼神，那种陌生的、充满恨意的眼神。”

“我照顾了她十年，到头来，在她眼里，我却成了一个仇人。”

“大哥也快被逼疯了，他白天要上班，晚上回来还要面对这样一个家。”

“我们吵过很多次架，甚至想过离婚。”

“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

她低下头，用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抽动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任何语言，在这样的痛苦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走过去，轻轻地拍着她的背。

过了很久，她才慢慢平静下来。

她擦干眼泪，对我说：“把妈送到你们那里，是我们不对。我们太自私了。”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

“妈她……她现在只认得林涛了。有时候，连你大哥，她都不认识了。”

“她总说，要去找她的小儿子。她说，只有小儿子不会害她。”

“所以，我们才……”

我全明白了。

婆婆的那些命令，那些理所当然，那些不容置疑。

原来，都源于一个正在崩塌的大脑，一个正在失去记忆的灵魂。

她不是在向我索取，而是在向这个她唯一还记得的、能给她安全感的世界，发出求救信号。

她要的，不是一个辞职的儿媳。

而是一个能让她安心的、确定的环境。

她用最强硬的方式，来掩盖她最深的恐惧。

那就是，她害怕被抛弃。

害怕有一天，她会忘记所有人，也包括她自己。

离开大嫂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城市的霓虹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像无数双没有感情的眼睛，冷漠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我走在人潮中，却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有对婆婆的同情，有对大嫂的理解，也有对自己和林涛的未来的迷茫。

我坐上回程的高铁。

车窗外，风景飞速地倒退。

那些熟悉的、陌生的城市轮廓，都模糊成了一片光影。

就像婆婆的记忆一样。

回到家，已经快半夜了。

客厅的灯还亮着。

林涛和婆婆都坐在沙发上。

电视开着，但谁也没有看。

看到我回来，林涛立刻站了起来，快步走到我面前。

“你去哪了？怎么一天都不接电话？”他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焦虑。

我这才发现，我的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没电了。

我没回答他，目光越过他，看向沙发上的婆婆。

她也正看着我。

她的眼神，有些呆滞，有些迷茫。

“你是谁？”她突然开口问。

我的心，猛地一沉。

林涛的脸色，也瞬间变得惨白。

他转过身，走到婆婆面前，蹲下身子，握住她的手。

“妈，你不认识她了吗？她是小许啊，你儿媳妇。”

婆婆盯着我看了很久，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困惑。

然后，她摇了摇头。

“我儿媳妇，不是长这个样子的。”

她说完，就转过头去，不再看我，嘴里开始喃喃自语。

“我要回家……我要找我儿子……林涛……我的小儿子……”

林涛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一个快一米八的男人，就那样蹲在自己的母亲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他一边哭，一边说：“妈，我就是林涛啊……我就在这里……”

可是，婆婆听不见。

她已经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那个世界里，时间是错乱的，记忆是破碎的。

只有“小儿子林涛”，是她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我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幕，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被泡在了冰冷的柠檬水里，又酸又涩。

之前所有的愤怒，委屈，怨恨。

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我只觉得，可悲。

为婆婆可悲，为林涛可悲，也为我自己可悲。

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了命运的牢笼里，挣扎，却无处可逃。

那天晚上，林涛终于向我坦白了一切。

他其实早就知道母亲的病情。

只是，他一直在自欺欺人。

他不愿意相信，那个曾经那么强势、那么能干的母亲，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害怕。

他害怕面对一个失智的母亲。

他害怕承担那份沉重的、看不到尽头的责任。

所以，当母亲提出要来我们家，当母亲命令我辞职的时候。

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逃避。

他甚至在心里，隐隐地希望，我能够妥协。

这样，他就可以把所有的担子，都顺理成章地，推到我的身上。

“对不起。”他抱着头，声音哽咽，“我不是个男人，我太自私了，太懦弱了。”

我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原谅他吗？

我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去恨他了。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班。

我给公司打了电话，请了长假。

然后，我开始在网上查阅所有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资料。

病因，症状，治疗方法，护理要点。

我看得越多，心就越沉。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残酷的疾病。

它会像一个橡皮擦，一点一点，擦掉一个人的记忆，尊严，和所有与这个世界连接的痕迹。

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空洞的驱壳。

我看着次卧里，那个正在熟睡的老人。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脸上。

她的表情很安详，像个孩子。

我突然在想，在她那些破碎的记忆片段里，是否还有我的存在？

哪怕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日子，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混乱的轨道。

婆婆的病情，时好时坏。

有时候，她会清醒过来。

她会记得我是谁，会拉着我的手，跟我道歉。

“小许，妈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妈老了，糊涂了。”

每当这个时候，我的鼻子都会发酸。

但更多的时候，她是糊涂的。

她会把我当成陌生人，冲我大喊大叫，让我滚出她的家。

她会把遥控器当成电话，对着它，跟她早已去世的丈夫，一聊就是一下午。

她会在半夜里，穿着单薄的睡衣，走到阳台上，说要去看星星。

我和林涛，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家里的刀具，剪刀，所有尖锐的东西，都被我收了起来。

门窗，都装上了特殊的锁。

我辞掉了工作。

不是因为她的命令。

而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没有办法，在照顾她和工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林涛也变了。

他不再逃避。

他开始学着给母亲喂饭，擦身，换洗尿湿的床单。

他会在下班后，推着轮椅，带母亲去楼下公园散步。

他会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他是谁，我是谁。

我们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

没有了电影，没有了聚会，没有了旅行。

我们的世界，缩小到了这个房子里，缩小到了这个生病的老人身上。

很累。

真的很累。

有时候，我会在深夜里，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无声地哭泣。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我也会问自己，后悔吗？

为了一个并不爱我，甚至不记得我的婆婆，放弃了我自己的人生。

值得吗？

我没有答案。

我只知道，每当我看到林涛，用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充满感激地看着我的时候。

每当我看到婆婆，在某个清醒的瞬间，拉着我的手，叫我一声“小许”的时候。

我心里的那块坚冰，就会融化一点点。

也许，支撑我走下去的，不是什么伟大的亲情和孝道。

而仅仅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那点，不忍心。

有一天，我整理婆婆的遗物。

哦不，不能叫遗物，她还活着。

是她从大哥家带来的那个旧帆布箱子。

我想给她找一件干净的衣服换上。

在箱子的最底下，我发现了一个小木盒子。

盒子已经很旧了，上面的油漆都剥落了。

我打开盒子，里面放着的，不是什么金银首饰。

而是一沓泛黄的信纸，和几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女人。

梳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笑起来，眼睛像月牙一样。

是年轻时的婆婆。

其中一张照片，是她的独照。

照片的背后，有一行娟秀的小字：摄于县城师范学校，1965年。

我愣住了。

婆婆，读过师范？

我一直以为，她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女人一样，没有读过什么书。

我拿起那些信纸。

信，是写给一个叫“建国”的人。

字里行间，充满了少女的情愫和对未来的憧憬。

她写道：“建国，等我毕业了，我就去你所在的那个山村小学当老师。我们一起，教孩子们读书，写字。把他们，都送出大山。”

她写道：“建国，你说，我们以后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好呢？如果是男孩，就叫‘爱国’，如果是女孩，就叫‘爱华’，好不好？”

我一封一封地看下去。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我从未认识过的婆婆。

一个有梦想，有追求，有爱情的，鲜活的年轻女孩。

可是，信的结尾，却戛然而止。

最后一封信的落款，是1966年的春天。

之后，发生了什么？

那个叫“建国”的人，去了哪里？

她的教师梦，为什么没有实现？

我拿着那些信和照片，去问林涛。

林涛看着那些东西，也愣住了。

他说，他从来不知道，母亲还有这样一段过去。

他只知道，母亲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

至于那个叫“建国”的人，他更是闻所未闻。

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公公，名字里，并没有“建国”这两个字。

一个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就这样，毫无预兆地，展现在我面前。

我突然对这个，我朝夕相处的婆婆，产生了巨大的好奇。

我想知道，在她那片被疾病侵蚀的记忆荒原上，是否还保留着，关于那个春天的，一点点绿意。

我开始尝试着，跟她聊起那些信里的内容。

我跟她说，山村的小学，说扎着麻花辫的女老师，说一个叫“建国”的年轻人。

大部分时候，她都是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但有一次，奇迹发生了。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

我推着她在阳台上晒太阳。

我又一次，提起了“建国”这个名字。

她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

那是一种，我从未在她眼中见过的光彩。

“建国……”她喃喃地念着这个名字，嘴角，竟然微微向上翘起。

“他啊，是个傻子。”

“放着城里的好日子不过，非要跑到山沟沟里去。”

“他说，山里的孩子，也该有读书的权利。”

她的吐字，异常清晰。

她的思绪，仿佛瞬间，穿越了五十多年的时光，回到了那个遥远的春天。

我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那……您后来，为什么没有去找他呢？”

她脸上的光，慢慢地，黯淡了下去。

她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震惊不已的话。

“他的腿，断了。”

“为了护着学生，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断了。”

“他成了个瘸子。”

“他给我写信，说，他配不上我了。”

“他让我，别等他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我终于明白了。

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强势，那么固执。

一个曾经怀揣着梦想，向往着爱情的女孩。

被时代的洪流，被命运的残酷，硬生生地，折断了翅膀。

她只能收起所有的柔软和憧憬，用一身的硬壳，来保护自己。

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她用她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规划他们的人生。

她害怕他们，重蹈自己的覆辙。

她害怕他们，也像她一样，求而不得。

所以，她才会那么理所当然地，要求我辞职。

因为在她的世界里，女人的幸福，就是相夫教子，家庭美满。

至于梦想，事业，那都是虚无缥缈的，随时可能破碎的泡影。

那天下午，婆婆跟我说了很多。

断断续续，前言不搭后语。

但我还是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她没有去找建国。

不是因为他瘸了，而是因为，她的家庭，在那场浩劫中，也遭受了巨大的变故。

她的父亲，被打成了右派。

她这个“黑五类”的子女，别说当老师，就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后来，她经人介绍，嫁给了在工厂当工人的公公。

一个老实，本分，但她并不爱的男人。

再后来，她生了两个儿子。

她把所有的爱，所有的期望，都倾注在了他们身上。

她忘了那个叫“建国”的年轻人，也忘了那个，曾经想当老师的自己。

或者说，她把他们，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直到现在，在她生命的尽头，在她记忆的废墟上。

那颗被埋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种子，才终于，又一次，破土而出。

从那天起，我对待婆婆的方式，变了。

我不再仅仅把她当成一个病人。

我开始把她，当成一个，有故事，有灵魂的，独立的个体。

我会给她读海子的诗，就是那首，“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因为我在她的信里看到，她曾经抄写过这首诗。

我会在天气好的时候，推她去附近的大学校园里走走。

看着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学生，她会笑得很开心。

我会买来彩色的卡纸和画笔，拉着她的手，教她画画。

她画得不好，线条歪歪扭扭，颜色也涂得乱七八糟。

但她画得很认真。

有一次，她画了一座大山，山下有一排房子，房子前，有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

她指着那幅画，对我说：“学校。”

林涛看着这一切，对我说：“谢谢你。”

我说：“我不是为你，也不是为她。”

“我是为我自己。”

我曾经以为，我放弃了我的事业，就是放弃了我的人生。

但现在我发现，人生，其实有很多种活法。

照顾一个即将走完生命旅程的老人，倾听她被遗忘的故事，陪伴她度过最后的时光。

这也是一种，别样的自我实现。

婆婆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她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

到最后，她几乎不认识任何人了。

包括林涛。

但她还记得一件事。

她记得，她要等一个人。

“建国，怎么还不回来？”她会坐在窗前，望着远方，喃喃自语。

有时候，林涛会骗她。

“妈，建国他出差了，很快就回来了。”

婆婆就会点点头，然后，继续安静地等下去。

去年冬天，婆婆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详。

是在睡梦中走的。

她的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

我们整理她的遗物时，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那张她年轻时的照片。

照片，已经被摩挲得，边角都卷了起来。

葬礼上，大哥大嫂也来了。

大嫂抱着我，哭了很久。

她说：“小许，是我们对不起你。”

我摇摇头，说：“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

那些怨恨，那些挣扎，那些痛苦。

都随着那个老人的离去，烟消云散了。

留下的，是一些复杂的，难以言说的东西。

有遗憾，有同情，也有……一丝温暖。

婆婆走后，我又重新回到了我的工作室。

一切，都好像回到了原点。

但又有什么东西，永远地，不一样了。

我还是会为了一个线条的弧度，跟自己较劲。

但我的心里，多了一份从容和坦然。

林涛也像是，一夜之间，长大了。

他不再是那个，遇到事情就想逃避的大男孩。

他变得有担当，有责任感。

我们的感情，在经历了那场暴风雨的洗礼后，反而变得，更加坚固。

有时候，我会在午夜梦回时，想起婆婆。

想起她命令我辞职时，那张不容置疑的脸。

想起她神志不清时，那双迷茫而恐惧的眼睛。

想起她跟我讲起那个叫“建国”的年轻人时，脸上焕发出的光彩。

我不知道，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有没有等到，她等了一辈子的人。

但我希望，她等到了。

我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

她还是那个，梳着麻花辫，眼睛像月牙一样的女孩。

她和她的建国，一起，在那个山村的小学里，教孩子们读书，写字。

把他们，都送出了大山。

而我，也会带着她那份，被辜负了的梦想，继续，好好地，活下去。

活出，我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人生。

来源：机智的圆月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