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便是日后以革命军震动华夏、被誉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他生命仅延续二十载，却以笔为剑划破清季沉沉暗夜，将“反满革命”和“民主共和”的火种播撒于青年心田。为近代中国青年觉醒的典范。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川巴县（今属重庆）一个商人家庭诞生了一名男婴，取名绍陶，字蔚丹。
这便是日后以革命军震动华夏、被誉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他生命仅延续二十载，却以笔为剑划破清季沉沉暗夜，将“反满革命”和“民主共和”的火种播撒于青年心田。为近代中国青年觉醒的典范。
少年负志
邹容生于一个亦商亦儒的家庭。其父邹子璠经营绸缎生意，虽为市贾，却重视儒学，延师课子；母姓彭，贤淑知书，常以历史故事激励其子。邹容自幼聪慧，“性慧敏，读书过目成诵”，十岁通经史，尤好《史记》《汉书》中刺客、游侠列传，对“以匹夫之身犯大难”的义举心向往之。
稍长，邹容入重庆经学书院就读。时值甲午战后，维新思潮初兴，书院山长宋育仁等讲论时务，邹容始闻“变法”“图强”之说。然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康梁流亡，他渐生疑窦：“改良既不可恃，救亡之路安在？”此时，他接触到严复译《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语如惊雷贯耳，更坚定“非革命无以救亡”的信念。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邹容赴成都参加官费留学考试，以优异成绩入选，次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留日期间，他眼界大开：见留学生剪辫易服、高谈革命，读《国民报》《湖北学生界》等刊物，方知“革命”非虚言，而是有理论、有组织的政治实践。更幸运的是，他结识了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先驱。孙中山在横滨寓所畅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邹容深受震撼；章太炎主讲国学，兼论种族大义，称“满洲与我，族类不同，利害相反”，更令他“热血沸腾，不可抑止”。
据章太炎回忆，邹容“性狷急，不能容物”，却“志在排满，意气不可一世”。留日学生界曾因“取缔规则”爆发罢课风潮，邹容参与起草《学生自治会规则》，痛斥清廷驻日公使“卖友欺国”，其锋芒初露。此时，他已不满足于议论，开始构思一部“警世之书”，一部唤醒民众、宣告革命的书。
革命军出世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邹容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愤而归国，寓居上海爱国学社。此处聚集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革命志士，成了反清言论的策源地。邹容在此完成《革命军》初稿，章太炎为之作序，称“其文犀利若秋霜，奔放若江河”，并推许“吾观蜀人邹容之作《革命军》，其言直捷，其旨显明，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
《革命军》凡七章，约两万言，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等命题展开，系统阐述反清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其核心观点有三：
其一，痛陈满洲“异族统治”之罪。邹容直指清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暴行，揭露其“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本质，称“汉种者，黄帝之子孙也；满洲者，东胡之遗丑也”，种族之辨非关私怨，实为“文明与野蛮之争”。
其二，提出“中华共和国”蓝图。他借鉴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设计“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以“天赋人权”“男女平等”“责任内阁”为原则，制定二十五条纲领，包括“无论何人，有功于国家，即为中华共和国之公民”，“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等，超越了单纯反满，指向现代国家的构建。
其三，呼吁青年担当革命先锋。邹容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任，激励青年“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更疾呼“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革命军》付梓后，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初版五千册，旬月间售罄，再版、三版相继刊行，总销量逾百万。章士钊评其“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鲁迅则称“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一时间，长江上下、南北各省，青年学子争相传阅，“革命”“共和”成为私下热议的关键词。
苏报案
《革命军》的轰动引发清廷震恐。两江总督魏光焘密令上海道袁树勋查禁此书，并与租界当局勾结，企图逮捕邹容、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1903年7月），《苏报》因连载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自序》，被清廷指控“煽惑乱党，谋为不轨”。
6月29日，租界巡捕突袭苏报馆，章太炎从容就捕，邹容次日自行投案以示抗议。清廷要求引渡二人，遭租界当局拒绝，遂由会审公廨审理此案。庭审中，邹容与章太炎毫无惧色：章太炎驳斥“《革命军》乃叛逆之书”，称“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邹容更直指清廷“名为立宪，实则专制”，“杀我一人，必有千万人继起”。
最终，会审公廨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狱中条件恶劣，邹容仅二十岁，身染重病，却仍坚持读书写作。他曾致书友人：“吾辈死，而革命之火不灭，他日必有成功之一日。”章太炎回忆：“容在狱中，日课《汉书》，或作诗，慷慨激昂，不少衰。”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邹容因长期遭受虐待，肺病加剧，呕血不止，在狱中含恨而逝，年仅二十岁。临终前，他“目光犹炯炯，呼‘共和’数声而绝”。消息传出，上海革命党人召开追悼会，陈天华哭作《吊邹容》诗：“赫赫谭君故，湘湖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章太炎为其撰写墓表，称“容之死，天下惜之；容之志，天下知之”。
身后之名
邹容早逝，然其精神与《革命军》的影响持续发酵。辛亥革命前，《革命军》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革命派两大理论旗帜，孙中山称“邹容之《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黄兴则赞其“以少年之躯，成革命之业，死重泰山”。
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追赠邹容“陆军大将军”衔，章太炎作《赠大将军邹容墓表》，将其葬于上海华泾乡。1922年，章太炎与蔡元培发起公祭，孙中山亲题“革命军马前卒邹容之墓”。此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及邹容，称其“非常钦佩”；郭沫若著《邹容传》，赞其为“中国的卢梭”。
今日回望，邹容的价值不仅在于《革命军》的理论贡献，更在于他以少年之躯、书生之笔，完成了对“革命”的现代性阐释——革命不仅是暴力推翻，更是思想启蒙；不仅是推翻旧朝，更是建立“中华共和国”的现代国家。他用生命诠释了“马前卒”的含义：愿为后来者踏平荆棘，以热血浇灌理想。
二十岁的邹容走了，但他点燃的革命星火，终成燎原之势。正如他在《革命军》中所言：“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
来源：棱镜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