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历史谱系中，“炎黄子孙”的认同深植于每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数亿神州尽舜尧”的咏叹更让黄帝、尧、舜等上古圣王的形象家喻户晓。而在“三皇五帝”这一承载着中华文明起源记忆的尊贵序列里，人文始祖帝喾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黄帝的曾孙、玄嚣的
帝喾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历史谱系中，“炎黄子孙”的认同深植于每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数亿神州尽舜尧”的咏叹更让黄帝、尧、舜等上古圣王的形象家喻户晓。而在“三皇五帝”这一承载着中华文明起源记忆的尊贵序列里，人文始祖帝喾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黄帝的曾孙、玄嚣的孙子、蟜极的儿子，是张姓始祖挥公的亲侄、帝颛顼的族侄，更是商、周两大王朝的共同先祖。作为中国上古时期部落联盟的核心首领，“三皇五帝”中的第三位帝王，帝喾以其卓越的功德与深远的影响，成为当之无愧的华夏民族人文始祖，其事迹与精神跨越千年时光，至今仍闪耀着文明的光芒。
帝喾，姓姬，号高辛氏，名俊，其家族脉络清晰可溯：父亲为蟜极，伯父便是发明弓箭、开创张姓一脉的挥公。他的生命轨迹与华夏腹地紧密相连，出生于古高辛之地（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最终长眠于东郡濮阳顿丘城外的广阳里（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三杨庄村），这片土地见证了他从少年英才到天下共主的传奇一生。幼年时期的帝喾便已展露不凡，5岁时便因聪慧过人被封为辛侯；15岁时，他凭借出众的才能辅佐帝颛顼处理部落事务，因功绩卓著被召入都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高城遗址）参与核心辅政，后又被任命为部落长，迁居至有熊之墟（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这片曾是黄帝都城的土地，仿佛也赋予了他承继先祖伟业的使命。
帝颛顼去世后，30岁的帝喾在帝丘濮阳正式继承帝位，以木德为帝，定号高辛氏，并改元为帝喾元年。他在位期间，以德服人、以仁治国，深受各族百姓爱戴，成为真正统领四方的天下共主；后因洪水等因素，为更好地统筹部落联盟事务，他又迁都于亳（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帝喾一生勤勉理政，在位长达70年，享寿100岁，用漫长的岁月为上古华夏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帝喾的人生篇章中，其家庭与后世传承同样深刻影响着华夏历史走向。他有四位贤德的妃子，每一位都与重要的文明脉络紧密相关：元妃是有邰氏之女姜嫄，她生下的后稷，成为周朝的始祖，后世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与礼乐文明，皆源于此；次妃为有娀氏之女简狄，她所生的契，是商朝的先祖，商汤灭夏、开创殷商文明的辉煌，皆可追溯至契的血脉；三妃是陈锋氏之女庆都（今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名字的由来就源于庆都），她生下的尧，更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圣贤之君，“尧天舜日”的太平景象成为后世对理想盛世的向往；四妃是娵訾氏之女常仪，她生下的挚，在帝喾去世后先继承帝位，后又因尧的贤能而主动禅位，成就了“禅让制”的千古美谈。
当我们回望历史，商、周两大王朝的强盛与尧帝的圣德，都是华夏文明史上不可磨灭的高光时刻，而帝喾作为他们共同的先祖，其历史地位与文明贡献自然令人肃然起敬，也让我们得以更清晰地看见华夏文明一脉相承的脉络。
作为一位开创盛世的上古帝王，人文始祖帝喾的伟大功德并非停留在传说之中，而是实实在在地融入了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体现在治国理政、民生改善、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深刻塑造了上古社会的面貌。
一、订立节气，推动华夏农耕文明的革命性跨越
在帝喾之前，虽然先民们已初步有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但农业生产与畜牧活动仍处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粗放状态——何时播种、何时耕耘、何时收获，全凭祖辈相传的经验与模糊的自然感知，缺乏科学的时辰顺序与节令指导。这种无序的生产模式，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产量的提升，也让百姓的生活难以获得稳定保障，甚至在遭遇气候异常时，常常面临饥寒交迫的困境。
深知民生疾苦的帝喾，决心改变这一现状。他亲自带领部落中精通天文、熟悉自然的长者，投入大量精力探索天象运行与物候变化的规律：他们夜观星象，记录日月星辰的起落轨迹；昼察万物，观察草木的荣枯、鸟兽的迁徙、河水的涨落，将这些自然现象与时间节点一一对应。经过长期的观测、总结与验证，帝喾最终成功划分出精准的四时节令，明确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关键节气的时间，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各个部落，指导先民们按照节令从事农业耕种与畜牧养殖。
这一举措堪称华夏农业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先民们不再盲目劳作，而是能够根据节气安排农事——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储藏，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粮食产量显著增加，不仅解决了部落的温饱问题，更让社会有了多余的物资积累，为手工业的发展、部落间的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从此，华夏农耕文明摆脱了原始粗放的阶段，正式走进了科学有序的崭新时代，帝喾也因此成为推动华夏从游牧向农耕文明转型的关键推动者。
二、知人善任，以仁爱之治开创天下太平
帝喾的治国理念，以“仁爱”为核心，他深知“民为邦本”的道理，始终将百姓的福祉放在首位。在个人生活中，他崇尚俭朴，从不追求奢华享受，日常起居与普通部落成员相差无几；在言行举止上，他神色庄重静穆，不怒自威，而品德却如高山般崇高，让人心生敬畏与信服。他对待百姓广施恩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凡事以诚信为先，答应百姓的承诺必定兑现，因此在各族部落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他尤为重视了解民间疾苦，常常亲自走访各个部落，倾听百姓的诉求与困难，对待天下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无论部落大小、地位高低，皆能得到公平对待。在处理部落事务时，他始终遵循自然规律，不强行干预万物生长，同时又恭敬地祭祀天地鬼神，并非出于迷信，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凝聚部落共识，祈求神灵庇佑万民平安。正是这份对百姓的仁爱、对规律的尊重、对诚信的坚守，让帝喾深受百姓爱戴，在他治理期间，部落联盟内部矛盾极少，各族之间和睦相处，社会呈现出富足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
除了仁爱治国，帝喾的“知人善任”同样为后世所称道。他深知个人的力量有限，唯有汇聚天下英才，方能成就大业，因此始终注重发现并重用有才能的人。当时，羿的射箭技术天下无双，百发百中，帝喾便毫不犹豫地选拔他担任射官，还亲自赐予他象征权力与信任的彤弓和蒿矢。后来，当部落联盟中的白难部落发动反叛时，羿果然不负帝喾的重托，凭借精湛的箭术与过人的胆识，一举平定叛乱，维护了部落联盟的统一与稳定。
三、缔造盛世，以诚信仁德为华夏立心
帝喾所处的时代，被后世称为上古时期的“太平盛世”，关于这一时期的延续时长，古籍中有着明确记载：《春秋纬·命历序》称其传承10世，历时400年；《易纬·稽览图》则记载为350年。无论具体年限如何，这一漫长的稳定发展时期，都足以证明帝喾治国方略的成功与深远影响。
帝喾的治国方略核心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博爱于人”，即对待天下百姓要心怀仁爱，关爱每一个生命，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与尊重；二是“让民获利”，即所有政策的制定都要以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让百姓能够从社会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他尤其强调“以诚信、仁德使天下治”，认为诚信是维系部落关系、赢得百姓信任的根本，仁德是化解矛盾、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在日常理政中，帝喾始终以身作则，不仅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养性自律、大公无私，从不因个人喜好或亲属关系偏袒任何人，还在整个部落联盟中倡导诚信之风，教育百姓诚实守信，同时明察善恶，对品德高尚者予以表彰，对作恶者加以惩戒，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帝喾的治国理念与实践，不仅在当时造就了太平盛世，更为后世帝王树立了典范——历代君主在谈论治国之道时，都常常以帝喾为榜样，推崇他的仁爱、诚信与自律。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他所倡导的“博爱”“诚信”“利民”思想，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
对于帝喾的功德与地位，历代先贤与史学大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评价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华夏文明源头的认可。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用极为精炼而崇敬的语言描绘帝喾：“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这段话不仅概括了帝喾天生聪慧、无私奉献、明察秋毫、仁爱诚信的特质，更点明了他因修身立德而使天下归服，其影响力遍及“日月所照，风雨所至”之地，足见其在当时的崇高威望。
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曹植创作《帝喾赞》，进一步追溯帝喾的血脉与功绩：“祖自轩辕，玄嚣之裔；生言其名，木德治世。抚宁天地，神圣灵宾；教弥四海，明并日月。”短短数语，既明确了帝喾与黄帝的血脉传承，也赞扬了他以木德治国、安定天下、教化四海的卓越贡献，将其功德与日月同辉。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著作中也曾提及帝喾时代的文化成就：“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招》。”这一记载印证了帝喾时期礼乐文化的繁荣，也说明当时已有专门的文人创作颂歌，歌颂盛世与帝王功德，文化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
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则从民族起源的角度肯定了帝喾的地位：“汉以前人相信黄帝、颛顼、帝喾三人为华族祖先，当是事实。”这一论断不仅认可了帝喾作为华族祖先的历史事实，也为我们理解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四、完备礼乐，以文化之力凝聚华夏精神
礼乐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标志，其源头可追溯至黄帝时期，但真正将其系统化、完备化，使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帝喾功不可没。在继承黄帝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帝喾深刻认识到礼乐不仅是娱乐形式，更是“明等级、定秩序、育道德”的重要工具，因此投入大量资源推动礼乐体系的完善。
他任命咸黑、柞卜等精通音乐的人才为乐官，让他们负责乐器研制与乐曲创作。在帝喾的支持下，乐官们经过反复试验，成功研制出鼙鼓、钟罄等新型乐器——鼙鼓声音洪亮，可用于祭祀与军事指挥；钟罄音色悠扬，适合在朝会与庆典中演奏，这些乐器的出现，极大丰富了华夏早期的音乐表现形式。同时，他们还创作了《九招》《六列》《六英》等一系列经典古乐，这些乐曲不仅旋律优美，更蕴含着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先祖功德的赞颂、对太平盛世的歌颂。
在祭祀活动中，这些礼乐被用于祭拜天地、祖先，既表达了先民对自然与先祖的感恩之情，也增强了部落成员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朝会与庆典中，礼乐则成为彰显等级秩序、传递治国理念的重要方式，让百姓在耳濡目染中接受道德教化，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帝喾通过完备礼乐体系，不仅推动了华夏早期文化的繁荣，更用文化的力量凝聚了不同部落的人心，为华夏民族的融合与统一奠定了文化基础。
纵观帝喾的一生，从少年封侯到天下共主，从订立节气到仁爱治国，从缔造盛世到完备礼乐，他的每一项功德都深刻影响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轨迹。作为“三皇五帝”中的重要一员，帝喾不仅是一位开创盛世的帝王，更是华夏民族人文精神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故事，是华夏文明起源的生动缩影；他的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我们回望帝喾的功德，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为了从文明源头汲取力量，传承仁爱、诚信、创新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的文化动力。
来源：张姓祖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