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明在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展现了卓越的融合创新能力。大约从距今4000年开始，中国各地开始涌现出数量众多的青铜矿冶遗址，分别形成了不同的青铜产业格局。

青铜冶铸之路，见证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智慧，4000年前的融合创新至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中华文明在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展现了卓越的融合创新能力。大约从距今4000年开始，中国各地开始涌现出数量众多的青铜矿冶遗址，分别形成了不同的青铜产业格局。

在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发现了迄今中国年代最早的青铜冶铸遗址，其金属资源来自附近矿山。

结合新疆、青海等地早期铜器的发现，现已有很大把握认为中国青铜冶金技术系自域外传来，西北地区是青铜冶金技术传播至中原地区的关键。

青铜冶铸技术并非中国原生。根据考古发现，冶金技术最早出现在近东地区，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

中国境内最早的青铜制品出现在西北地区。1977年在甘肃东乡林家发现的铜刀（约公元前3000年）是目前我国出土时间最早的青铜制品。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公元前2100-前1800年）发现了铜刀、铜镞等青铜器和石范等铸铜遗存。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公元前2600-前2000年）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铜铃，使用复合范铸造而成。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公元前2600-前2000年）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铜铃

这些早期冶铸技术明显带有西方影响。甘肃地区铸铜遗址中常见的伞状陶管，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发现的形制基本相同。

新疆出土的铜器与当时的中亚地区铜器在器型、材质和制作工艺上有较强联系。这些证据表明，青铜冶铸技术很可能是通过河西走廊从西方传到中原地区。

青铜冶铸技术传入中原后，经历了革命性的本土化转型。二里头文化时期（公元前1700-前1500年），中原工匠创造了组合陶范铸造（块范法铸造）技术，实现了青铜冶铸技术的质的飞跃。

中原地区最先产生了铜锡二元物料分离、冶炼与铸造分离，在简单铸造的基础上创造了以块范法铸造为主的冶铸传统。

二里头遗址是最早采用块范法成批量铸造青铜容器的地方，这是非常重大的发明。郑州商城、殷墟的铸铜作坊所反映的铸造技术水平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

块范法铸造技术得益于中原地区深厚的陶器制作传统，使得夏商周青铜器的装饰、制造技术和使用组合区别于其他青铜文明。

中原地区不仅创新了青铜冶铸技术，更实现了青铜产业与礼制的完美结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青铜器冶铸技术的本土化转化被认为是在河南完成的。

在二里头文化晚期，中原地区结合本地已有的找矿、高温控制和制模翻范技术，迅速吸收、消化并改进了青铜冶铸技术。

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国家祭祀的载体主要是青铜器。青铜容器成为社会礼仪制度的载体，对青铜容器的生产控制更为严格，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青铜工业管理。

重达832.84公斤——商朝司母戊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都与冶金密不可分。青铜催生了夏商周文明的诞生，钢铁则催生了秦汉帝国的建立。

中国历史上两大社会阶段的转变，都和冶金技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金属资源的管理与流通成为早期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在夏商周三代，铜、锡、铅等金属资源是最重要的国家资源。

二里头——中华第一鼎

二里头遗址的空间布局显示，铸铜作坊位于整个城市最关键的王城管理区块之中，生产活动受到王室直接控制。

金属资源的流通网络形成了所谓的“金道锡行”。繁阳（位于河南省新蔡县东北）是金属资源南北流通线中的重要节点。

通过繁阳这一枢纽，向南可通过桐柏—大别山诸隘口进入长江，联系鄂东金属矿区；向东南则通过淮河、淝水及巢湖—裕溪河水道辐射皖江地区的金属矿区。

周王室对青铜器生产进行集中管控与配置。研究表明，西周早期不同遗址或墓地的青铜器，在组合、纹饰和风格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性，铸铜原料的利用主体同样高度一致。

中原地区的青铜冶铸体系和青铜器使用制度不断向周边地区辐射。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非常集中，并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发现的一种高放射成因铅数据相同。

这些本地风格的三星堆青铜器是由娴熟掌握中原地区铸铜技艺的铸铜工匠根据本土需要在当地制作的，金属原料则来自中原或长江中游地区。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大规模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和日本的弥生时代。

在长崎、福冈、佐贺等地都发现过汉式的铜镜和货币，其中铜镜是弥生时代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汉朝文物，迄今已发现500余件。

中南半岛与中国云南、广西地区联系紧密。云南地区早期金属技术使用石范铸造的特点，与泰国班清文化发现的石范相似。

云南的青铜技术也传播到了越南，东山文化的剑、戈、矛、靴形钺等兵器的器形，与滇文化的同类器非常相似。

青铜器本身就是承载着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遗产。中国早期铜器中的齐家文化铜器、四坝文化铜器、天山北路文化铜器均或多或少受到了来自米努辛斯克盆地、近东及蒙古草原地区的影响。

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蒙古国早期青铜器中的刀、剑、盔都是源自商时期的中国北方。有学者据此提出了“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这一概念，强调中国北方与周边的蒙古高原及更北的外贝加尔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不仅限于技术和器形，还存在着实物的直接交流。铜鼓最早于公元前800年至前500年左右出现于中国的广西地区，后来传播到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缅甸等国家。

泰国班清就发现过万家坝型的铜鼓，与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铜鼓近似，很可能是从云南传入泰国的。

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性在青铜冶铸技术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科学上来讲，中原的炼铜技术不是中国从0到1的发明，而是外来的。但外来技术传到中国之后，中原先民根据自身技术的积累，对外来冶炼技术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和改造。

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上，更关键的是体现在制度上。在西方，青铜器从来没有像中国夏商周三代那样作为国家礼制的载体。

中国创新的手工业制度，其实是创新了一种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的创新，一直影响到现在。

中华文明创新性地将实用技术升华为了礼乐制度。

参考文献

《“兴文化工程”大型融媒报道丨兼容并济 冶金推动文明起源与国家进程——专访著名冶金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2024年

《兼容并蓄：冶金技术与中华文明》，陈建立，北大学堂线上讲座，2024年

《青铜器连接起的亚洲文明》，李茜，光明日报，2019年

《新华全媒+丨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青铜巅峰》，新华社，2024年

《关于铸造那些事儿》，田长浒，中工网，2018年

《兼容并蓄：冶金技术与中华文明-光明日报-光明网》，2024年

来源：世事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