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晚期的时候，朝廷搞了个“禁铜”政策，本来是想把铜料攥在手里专门造钱，稳定经济，没成想这政策一出来，倒给瓷器的发展铺了路。

东汉晚期的时候，朝廷搞了个“禁铜”政策，本来是想把铜料攥在手里专门造钱，稳定经济，没成想这政策一出来，倒给瓷器的发展铺了路。

说实话，古代这种“无心插柳”的政策效果还挺常见，本来盯着A事儿，结果把事儿给盘活了。

当时东汉刚稳定没多久，民间总有人私铸铜钱，搞得货币乱七八糟的，政府没办法才想垄断铜料。

贾谊这些人就提出了“禁铜”论，意思是铜只能国家用，老百姓不能拿铜做日常用具。

这一下，铜器的路子就窄了，可老百姓总得有碗有盘子用吧？刚好那时候原始瓷已经有点基础，就顺着这个机会慢慢变成了成熟的瓷器。

北方的陶瓷工匠还学了南方的技术，先烧出了青瓷，后来又琢磨出黑瓷和白瓷，算是把瓷器的品类给初步打开了。

铜器用了那么久，突然换瓷器大家可能不适应，但后来发现，瓷器用着也不差，慢慢就接受了。

光说政策推动还不够，考古发现也能作证。浙江上虞有个小仙坛窑址，挖出来的东汉青瓷，胎质又细，釉色还均匀，已经够得上“瓷化”的标准了，这说明当时瓷器技术确实有突破。

而且对比西汉和东汉的墓葬，东汉墓里铜制的碗碟明显少了，瓷器多了不少，这可不是巧合，就是禁铜政策倒逼出来的变化。

老实讲，要是没有铜料被垄断，工匠们可能还不会这么快在瓷器上花心思，毕竟铜器当时还是主流。

时间转到唐代，这时候的“禁铜令”比东汉更严。

为啥？因为唐代外贸太发达了，买卖做得多，需要的铜钱就多，可铜料不够用，政府只能下狠手，不光不让用铜做日常用具，连私人持有铜料都管得严。

《唐六典》里还写着，违规用铜要重罚，这力度可想而知，唐代人也实在，不让用铜做碗碟，那就找替代品。

瓷器这时候就成了最佳选择，毕竟瓷土到处都有，不像铜那么稀罕。慢慢的，贵族和平民都开始用瓷器，瓷器从原来的“替补”变成了“主力”。

如此看来，政策的力度直接影响了器物的替换速度，唐代禁铜令更严，瓷器普及得也更快。

唐代瓷器能接住这个“接力棒”，还靠技术升级。以前烧瓷都是“就地取土”，原料里杂质多，烧出来的瓷器质量不稳定。

后来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工匠们开始精选原料，还把原料粉碎、淘洗一遍，质量一下就上去了。

北方有优质的高岭土，含铁钛少，就烧白瓷；南方瓷石含铁钛多，就烧青瓷，这就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

越窑的青瓷釉色像“千峰翠色”，邢窑的白瓷“类银类雪”，各有各的特色。

还有个关键技术叫“匣体装烧”，以前瓷器直接进窑，容易沾窑灰，受热也不均。

用了匣体之后，瓷器在封闭环境里烧，又干净又受热均匀，成品率和质量都提上去了。

搞不清为啥之前没人想到这招，唐代一用，瓷器立马更上一层楼，这说明需求真的能倒逼技术进步。

瓷器能取代铜器，还有个很实在的原因——便宜。

铜得挖矿、冶炼，工序多还费钱；瓷土到处都是，制作工艺也相对简单，同等用途的瓷器，成本比铜器低不少。很显然，老百姓过日子肯定选性价比高的，这也是瓷器能普及的根本原因。

而且唐代瓷器还卖到了国外，东南亚、西亚都出土过唐代的越窑青瓷，外贸又反过来拉动了瓷器产能。

当时邢州、越州这些瓷窑集中的地方，手工业税收占当地总税收的比例不低，瓷器业还成了经济增长点。

并非明智之举的是，当时政府可能没料到，一个禁铜令居然能催生出这么大的产业。

说到底，从东汉到唐代，禁铜政策本来是为了管控货币、解决铜荒，结果却意外推动了瓷器的发展。从原始瓷到成熟瓷器，从替补到主流，瓷器的崛起背后，藏着古代政策的“蝴蝶效应”。

毫无疑问，这是古代劳动人民在政策变化中不断适应、突破技术的结果，也为后来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要是没有这两次禁铜政策，瓷器的辉煌说不定还得晚来几年。

来源：人鱼线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