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文章首先对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历程进行简要回顾，分析美国特朗普政府大幅降低关税的原因，并分析了中美当前的实际关税水平。其次，通过梳理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逻辑，指出解决中美贸易顺差问题需综合考量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关税不对等问题在第一阶段实际上已基

余淼杰.中美贸易战的逻辑及未来全球经贸格局的演变[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4):1-8.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5.04.004

中美贸易战的逻辑

及未来全球经贸格局的演变

余淼杰

摘 要：文章首先对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历程进行简要回顾，分析美国特朗普政府大幅降低关税的原因，并分析了中美当前的实际关税水平。其次，通过梳理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逻辑，指出解决中美贸易顺差问题需综合考量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关税不对等问题在第一阶段实际上已基本平衡，解决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最佳方法不是美国加征关税而是中方扩大进口，而“对等关税”实为美国自身问题外溢的表现。再次，进一步探讨了未来全球经贸格局的可能变化，包括美国内部的通胀与政策困境、产业替代的挑战、关税政策的局限性，也讨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关税政策的走向、美加墨自贸区的前景以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推进等。同时也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是一场持久战及中国最终将胜出的原因。最后，文章从更大规模、更宽领域以及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三个方面提出了中国构建更加开放的全面对外开放型格局的建议。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经贸格局；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简要历程回顾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合作、摩擦与竞争的多重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则面临着如何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相互依存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贸易往来不断增多。根据2020年数据显示，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达到5598亿美元，双方在互补的经济结构中共同成长。然而，这种紧密关系并未能掩盖两国结构性的冲突，尤其是在科技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争端。美国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对相关技术进行出口管制并加大投资限制。自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发生以来，美国一些官员鼓噪与中国“脱钩”的言行从未停止。2021年，中美两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博弈开始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加剧了紧张局势。2024年12月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就开始挑起覆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2.0版”关税战。2025年4月2日，特朗普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宣布美国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韩国、越南等在内的多个经济体征收更高关税，其中，对中国加征34%的“对等关税”。4月8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加征的“对等关税”由34%提高至84%，次日，对中国的“对等关税”进一步提高至125%。

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关税战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众多国家纷纷采取反制措施，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中国即刻采取坚决有力的反制措施，与国际社会共同抵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对美国相应加征关税。5月10日至11日，中美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经贸高层会谈，并于12日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达成多项积极共识。

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根据《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美国将修改2025年4月2日行政令中规定的对中国商品（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商品）加征的从价关税。其中，24%的关税在初始的90天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按该行政令的规定对这些商品加征剩余10%的关税；取消根据2025年4月8日和9日行政令中对这些商品的加征关税。中国将相应修改税委会公告2025年第4号规定的对美国商品加征的从价关税，其中，24%的关税在初始的90天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对这些商品加征剩余10%的关税，并取消根据税委会公告2025年第5号和第6号对这些商品的加征关税；此外，采取必要措施，暂停或取消自2025年4月2日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中美双方将建立机制，继续就经贸关系进行协商。

这次谈判真正体现出了平等互利，特别是平等的重要性，这是在特朗普2.0贸易战中，中国取得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既维护了我方的利益，也维护了作为大国的尊严，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国“言必出、行必果”、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决心。这一重要进展，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谈，大门敞开；打，随时奉陪”这种“以战促和”策略的成功体现，是我们所坚持的真正的多边贸易成果的落地，也是中国不惧特朗普贸易讹诈、坚持经济全球化的体现。

促使特朗普大幅调低关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美国通货膨胀压力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分析，劳动力市场紧张状态是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升高的重要因素。此次关税战也将通过进口价格上升和供货紧张渠道对美国中长期通货膨胀产生持续影响。要应对通货膨胀，美联储需要将利率水平维持在高位，因为只有高利率才会吸引资金流向银行，才能降低通货膨胀。但是这显然对美国经济发展不利，因为高利率会冷却经济。在这一矛盾之下，特朗普当局倍感压力。

第二，美国制造业回流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哪怕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产生效果，美国制造业回流也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显然历史不可能给他这个时间，其他国家也不可能给他这个时间。因为从产业结构来看，美国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日益消散。

第三，特朗普原本期望从关税战中增加关税收入，但当关税特别高，乃至达到禁止性水平（因为关税太高而无法进口商品）时，高关税政策得不偿失。

以上三方面因素共同促使特朗普政府主动寻求和中国谈判。

经计算，当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平均关税50%。这是因为，最近新增的关税为10%，此外，因芬太尼问题加征20%的关税，两者相加即为30%。事实上，在特朗普发起的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中，还存在其他关税加征，大约是20%，包括2018年7月份对500亿商品加征25%的关税、9月份针对2000亿商品加征25%的关税和2019年底针对1100亿商品加征15%的关税，在2019年12月13日中美第一阶段谈判达成后，将15%降到了7.5%。但是综合来看，当时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所需缴纳的关税总额占比约19.7%，接近20%。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需要加征21%的关税。因此，在第一阶段结束后，双方关税水平大致相当。随着近期新增关税的实施，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的关税升至50%，美国产品出口到中国的关税是30%。

二、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逻辑的理解

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确实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不论其是否合理。因此，我们可以先梳理他的逻辑，再分析其合理性，从中找出对我们有利的部分。特朗普的贸易战逻辑可以概括为四点：

第一，他认为在中美贸易中，美方“吃亏”。其依据是，以2024年为例，美国对华商品贸易存在3600亿美元的逆差。“这些不平衡的累积效应是资源从国内生产商转移到外国公司，减少了国内制造商扩张的机会，反过来导致包括国防工业部门在内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制造业产能下降和工业基础萎缩”。《特朗普总统2025贸易政策议程》报告认为，“中国是美国巨大和持续贸易逆差及独特经济挑战的唯一最大的来源地”。

第二，他认为“吃亏”的根源在于关税的不对等。“特朗普1.0”版本反复强调的例子是中国进口汽车关税为25%，而美国进口汽车关税是2.5%。2025年4月，在“特朗普2.0”发布的美国行政令《通过对等关税调节进口以纠正导致美国商品贸易长期且巨大年度赤字的贸易行为》中认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建立在三个错误的假设上：首先，如果美国带头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其他国家也会效仿；其次，这种贸易自由化将最终导致美国贸易伙伴的经济趋同，提高其国内消费，使其接近美国所占的份额；再次，基于以上原因，美国不会出现长期巨额的商品贸易逆差。然而，根植于这种国际经济体系的协议和承诺并未带来互惠，相对于美国的国内消费，外国经济体的国内消费也未因此普遍增长。美国规模庞大且持续存在的年度商品贸易逆差反而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特征”。特朗普在该行政令中将美国与中国各层面的关税进行了对比，例如：在WTO体系中，美国的简单算术平均最惠国税率只有3.3%，而中国为7.5%；在特定商品层面，美国汽车（内燃机）进口税率为2.5%，而中国为15%；在非关税壁垒层面也缺乏互惠，美国消费占GDP 的比重为68%，而中国为39%。第三，特朗普认为，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办法是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美国的政策是通过对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的所有贸易伙伴的所有进口产品征收额外的从价关税来重新平衡全球贸易流量”。第四，“特朗普2.0”阶段强调所谓的“对等关税”。“除本命令另有规定外，所有进口到美国海关领土的商品，均应依法加征10% 的从价税率。此类税率适用于消费或从仓库中提取用于消费的货物”。

然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逻辑其实并不成立。一是贸易顺差问题。虽然美国在商品贸易中存在3600亿美元的逆差，但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存在3000亿美元的逆差。综合来看，中国仅能实现600亿美元的顺差，这600亿中还没有考虑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收益。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的收益，虽然体现在中国出口中，但实际收益归美国企业所有，这一部分约为1000亿美元。因此综合计算，中美经贸关系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中大致相当。二是关税“不对等”问题。在第一阶段贸易战中，双方关税水平已经基本相当，均在20%左右。2024年12月，笔者曾提出观点：如果美国仅对中国加征10%的关税，中方未必要立即反制；但是如果美方持续加压，反制是不可避免的。三是解决办法。特朗普认为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对华征收关税，实际上最佳解决办法应是中方扩大进口。在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即使中方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实施出口禁令，中国无法进口，贸易顺差仍会存在。四是“对等关税”。芬太尼问题被美国用作加征关税的借口，但芬太尼问题是美国自身问题的外溢。我们下一步谈判的方向可以针对“对等”原则，要求美国取消针对芬太尼的关税。

三、未来全球经贸格局可能出现的变化

本文对此有四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关于美国自身的政策选择与产业布局。这里面存在以下几方面影响因素：

一是美国面临通货膨胀的政策“两难困境”。今年4月份，我们曾预测特朗普会回到谈判桌，因为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较高，数据显示全口径通胀率是2.33%。美联储与特朗普在利率政策上也存在分歧，美联储倾向于维持高利率以抑制通胀，而特朗普希望保持低利率，因为高利率会抑制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动力。

二是美国面临产业替代的现实挑战。从生产者角度来看，产业转移或者替代问题非常重要。以耐克鞋为例，该产业在中国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在美国缅因州，由于采用机器人生产，耐克鞋生产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这一角度看，部分产业可能会实现部分替代，但是需要时间，美国在短期内实现全产业链的上下配套存在困难，“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也是特朗普急于回到谈判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关税政策的局限性与谈判策略。通过征收高关税，美国虽然能获得一定的关税收入，但是当关税加征到145%甚至245%时，就相当于是“杀鸡取卵”了，因为禁止性的关税意味着商品无法进入市场，也就无法产生关税收入。此外，在谈判桌上，我们要警惕特朗普的策略。例如，他可能会将关税提高到145%，然后再降到50%，这就是所谓“交易的艺术”。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冷静，以不变应万变。

第二个判断，关于美国对其他国家关税政策的走向。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对中国征收高关税，同时对其他国家暂停90天关税。中国此次的反制措施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尊重。前不久，笔者在圣彼得堡参加会议时，各国学者的发言中都体现出对中国的钦佩，认为只有中国敢于站出来应对，其他国家则选择了忍耐，即使遭受损失也未采取行动。因此，本文认为在90天暂停期结束后，美国仍可能对其他国家开征关税。至于90天后美国是否会取消目前对中国冻结的24%的关税，笔者对此并不乐观。中美的关税博弈将是反复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第三个判断，关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前景。美加墨自贸区存在瓦解的风险，因为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的经贸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即使在和平时期，三方也存在诸多矛盾。在特朗普任期之内，很可能会将墨西哥排除在自贸区之外，加拿大也面临类似危险。但如果下一届美国政府由民主党执政，美加可能会重新联合，但美加墨三国重新整合的可能性较低。

第四个判断，中国应积极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并将这一协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甚至形成“去美国的半全球化”。《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简称CAI）于2013年启动，2020年12月完成谈判。相对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覆盖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市场准入承诺，中国是首次在服务业以及非服务业两个产业都承诺要列举负面清单；二是公平竞争的规则，补贴透明、国企产业开放、加强技术转让的监管等成为中欧双方的共识；三是可持续发展，涉及劳工标准和投资环境，中欧双方都达成了一致；四是争端解决，中欧双方建立了协议执行和争端协调机制。尽管2021年5月以来，由于美国干涉和欧盟内部成员国对中国仍存疑虑，《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处于冻结状态，但随着特朗普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贸易战，该协定重启的可能性在逐渐加大。对此我们应高度关注，把握机遇，积极推动中欧合作走向新的阶段。门罗主义和古典主义在当前美国是大势所趋，从美国的角度看，未来美洲区域很可能将会成为美国的“后花园”。中国如果能与东盟、欧盟联合起来，实现合作，我们将能够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即构建“去美国化”的半全球化格局，这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态势。

四、中美经贸博弈是一场“持久战”，长期我们将胜出

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摩擦？首先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要什么？我们的一切工具箱、一切举措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因此，所有的举措，包括要不要反制、如何反制、如何更优化地反制，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当然，我们也要认真研判特朗普到底要什么？他是想打压中国、阻止中国复兴？还是想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在对这些有比较精准的判断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做好应对的准备。

本文认为，我们现在要反对三种错误的言论：第一种，中美经贸博弈短期论。这种言论认为，“熬过”特朗普执政的这四年，也许就会海阔天空，回到以前全球化的高光时期，回到中美贸易合作相向而行的良好状态。第二种，中国无望论。事实上，从长期的博弈来看，中国最终会在这场博弈中胜出。笔者认为，信心比金子还重要，而且这不是盲目自信，是经过我们仔细、冷静分析后得出的判断。第三种，所谓的“热战论”，即中美必有一战。

本文坚持认为，中美经贸博弈是一场“持久战”。所谓的“持久战”就是说，我们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反制与否，反制到何种程度？归根到底最后的目标都是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战与不战都是方式和手段，目标是不让中国式现代化受到干扰和破坏。

这场“持久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防御、相持和中国胜出阶段。

在防御阶段，特别是特朗普二次上台后，短期内，我们的防御可能会更加艰难。原因在于：首先，随着特朗普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所有产品征收“对等关税”，美墨加自贸区（USMCA）可能会逐步退化成美加自贸区（CUFTA），墨西哥甚至可能被淘汰出局。因为墨西哥的经济结构与美加相差太大，而且美国长期抱怨墨西哥工人抢了美国的工作机会。这样，中国产品想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就会很难，美国和加拿大会加强对原产地规则的规制。同时要看到，不管中国怎么做，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很难改变，对中国经贸发展的打压可能会层层加码，我们应该有这个清醒的认识。美国对中国的经贸打压可能不只是贸易，还有投资、金融、货币、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产业政策以及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诸多方面。《特朗普总统2025贸易政策议程》报告认为，“受到中国非市场行为威胁的不仅仅是技术密集型和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美国贸易代表（USTR）将全面审视双边关系，以识别并应对其他不公平行为”。

进入所谓相持阶段，本文的第一个判断是，如果美国制裁时间越长，制裁的作用越会降低。在相持阶段，我们要有所作为。从短期来讲，我们对美国的出口会下降，我们要不要扩大进口？不是不可以扩大进口，扩大进口能扩大多少？我们主要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如果我们现在进口增加1000亿美元，假设出口不变，按照我国GDP大概130万亿元人民币的“盘底”，如果进口多1000亿美元，这样减少大约是0.5%的GDP，影响不是特别大。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并未考虑进口对上下游产业影响和价值链的影响。

另外，在相持阶段，我们的投资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产生影响。以前中国企业“走出去”路径有以下几条：一是对像埃塞俄比亚这样劳工成本比较低的国家投资，以节省生产成本；二是对刚果等非洲国家的矿产进行投资，以获取资源；三是以前还可能到欧洲进行投资要技术，现在这条路不行了。从投资动机的角度看，以后主要是两个目标：低成本和获取资源。

最后，进入中国胜出阶段。为什么说中国会在竞争中胜出？从长期来讲，有多方面的原因。看一个国家长期的竞争力，宏观政策很重要，中美两国在以下五个方面要进行长期比较。

第一，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是最为紧迫的工作。我们有很多件事情要做，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是当务之急。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美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的外贸只占其GDP的四分之一，另外四分之三靠内贸，我们外贸比重尽管这些年有所下降，但还占三分之一。从补短板的角度，我们应该积极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提高内贸占GDP的比重，真正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第二，全产业链优势比较。美国产业空心化是大势所趋，从这个角度来讲，全产业链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当前，全产业链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特征。产业链由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分工变成了在少数国家—比如，在中国的集聚。不同国家的分工是一个链条，现在链条在缩短，同时产生产业集聚特征，从价值链的链条性质变成了产业聚集的区域块状的特征，这也是很明显的特点。这对中国来讲是明显好的方面。

第三，人才优势目前各有千秋。如果说全球化的高光时代也就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因为超大的经济规模以及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比较优势，曾经一度吸引了众多全球优秀人才的话，今天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其实就是新“关门主义”。全球许多优秀人才不再去美国留学，美国吸引高端人才能力在下降。相反，近年来，我们特别强调“教育强国”，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的红利在不断释放，人才优势不断攀升。保障我们超大规模的人口基数，按照“大数原则”，我国的人才比较优势会更加明显。

第四，我们独特的举国体制优势，这一点也是我们优于美国的独特优势。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坚强领导，保证各项政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非常重要。事实上，当代福利经济学的第二定理明确指出，最优的社会计划者（social planner）可以达到市场经济的理想的竞争均衡（competitive equilibrium）。有用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相结合可以达到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平衡。

第五，中国方案符合世界人民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我们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相对于美国狭隘的“本国优先”方案，更符合世界人民的夙愿，必将“得道多助”。

总之，长期来讲，我们的比较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中美经贸博弈是一场“持久战”。如果说当今世界不确定性中最大的确定性，那就是中国会坚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在中美博弈中实现全面复兴。

五、构建更加开放的全面对外开放型格局

我们应从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三个角度来以不变应万变，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的全面对外开放型格局。

第一，“更大规模”对外开放。一是在商品贸易方面，要做好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从海关总署2025年4月份的数据来看，虽然中美贸易战导致我国对美出口急剧下降了21%，但是我国的全球出口额仍在上升，对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呈现增长态势，表明我们要逐步开拓更多小市场。同时我国与俄罗斯的经贸总额也在上升，目前已接近2500亿美元左右。二是在服务贸易方面。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其中，服务贸易是关键领域。然而，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近年来，我国对部分国家放开免签政策，近年来逐步推进，这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既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化交流。此外，还可以从教育角度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在我国的高考教育体系中，大学阶段的入学需要通过高考，这对外国学生而言存在不便，同时考虑到教育是避免阶层固化的关键途径，因此我们可以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加大开放力度，既要重视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也可以进一步吸引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华深造，提升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层次和影响力。

第二，“更宽领域”对外开放。一是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民心相通至关重要。以毛里求斯为例，当地常年下雨，宇通公司在当地的投资过程中，为当地修建了候车亭，候车亭上投放醒目的宇通广告，这种做法既提升了企业的知名度，还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好感。二是不用过度担心技术转移问题。例如，我们与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合作时，会将电动车技术转移出去，技术转移本身并不可怕，中国完全有能力持续创新并保持技术领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我们在用实际行动回应美国的无理指责。三是在绿色贸易领域，应该进一步根据目标国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差异化开拓海外市场。以哥斯达黎加为例，当地有比亚迪的4S店，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绿色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当地的教授也会选择华为手机和小米手机。这些都表明中国绿色产品在不同层次的市场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当前，中国的绿色贸易已占全球贸易的14%左右，未来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第三，“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是从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例如，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协定，这在当前的变革背景下意义重大。目前中国与韩国有双边贸易，但是中国与日本尚未建立双边贸易协定。虽然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生效，但其开放水平比一般的双边贸易低。因此，我们应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如果暂时无法实现三边协定，可以先推进中日双边自贸协定，在应对经贸博弈中，牢牢抓住“丝绸之路”战略，这具有深远意义。对此，本文建议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方向可以向北拓展，向南发展虽然重要，但是短期内难以与中东国家形成自贸区，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协定在现阶段可能是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选择。至于陆上丝绸之路，鉴于当前俄乌冲突以及巴基斯坦地区的复杂局势，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方向可以向东拓展，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目前俄罗斯对中国的需求强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从这个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向北发展、陆上丝绸之路向东发展，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或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策略。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4期

文章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i9XsIId0T11-LrR_QkToYGWfO1BTxtlqcY0PyK3-Qq58g_PzOECS4JW533QaDd-DcfADxXTqaQ2tUlXeXRUZcKnTjUQ6E2A7UOCtGDlZa79akT8PDqhN9i6Xk_x927VSPr2RfsZjw4gccgxzBJKRqYZP0x8G7CKqPHS_d2hf4LdvLsNUgoqxR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作者简介

余淼杰，1976年生，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会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纪检监察协会副会长、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系全球经管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理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学国际顾问理事、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财经预算工作联系代表、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辽宁省人大法制委委员。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余淼杰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Statistic、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of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出版中英德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32部。任经济学国际顶刊Economic Journal副主编、国际著名学术期刊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副主编，商务部《国际贸易》名誉主编，《辽宁大学学报》主编、《日本研究》主编、《长安大学学报》执行主编。

曾获得教育部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三次）、吴玉章人文社科研究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五次）。代表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就奖、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等。

在北大百廿校庆中，作为优秀中青年教师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专门接见。作为国家25周年优秀代表参加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高规格座谈会。2024年作为全国人大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俄罗斯联邦议会及地方杜马。作为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列席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作为中方高水平大学校长代表出席中意校长论坛和中白校长论坛。

来源：余淼杰谈经论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