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警察厅长曾帮助毛主席脱险，1950年写信想走后门主席：同意

摘要：1950年秋，中南海菊香书屋内，秋风正透过窗棂，把案头几本古籍的书页吹得沙沙作响。就在这时，一封署名“刘策成”的信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打破了办公室原本的宁静。信封上那略显斑驳的字迹，仿佛带着岁月沉淀的痕迹，而信中老人的语气更是恳切到了极点：“吾年近七旬，身体虽

1950年秋，中南海菊香书屋内，秋风正透过窗棂，把案头几本古籍的书页吹得沙沙作响。就在这时，一封署名“刘策成”的信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打破了办公室原本的宁静。信封上那略显斑驳的字迹，仿佛带着岁月沉淀的痕迹，而信中老人的语气更是恳切到了极点：“吾年近七旬，身体虽说还算硬朗，可毕竟岁月不饶人呐。如今啊，我就唯有一个心愿，愿以余生之力去整理古籍，要是能得文史馆一席之地，能让我在书卷墨香中安度晚年，那我这辈子也就没什么遗憾咯。”

这事儿可太让人意外了！要知道，毛主席向来以“不搞特殊”著称，他对待身边人、对待工作，那原则性可是强得很呐。可这次呢，他竟在信笺上毫不犹豫地批示：“速与程潜同志商议，妥善安排。”这短短几个字，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在身边工作人员心里激起了层层惊愕的涟漪。不仅如此，这消息在党内也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大家都在交头接耳地猜测：这位刘策成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本事和背景，能让主席打破自己一直坚守的原则呢？这背后，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哟！

刘策成

翻开历史的褶皱，那可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时代的大门，一段跨越四十年的师生情、生死谊、文脉承的故事，就这么缓缓地在我们眼前展开了。这故事啊，可不仅仅是毛主席个人情感与原则的一次简单碰撞，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抉择，还有新中国对传统文化守护者的那份深深的珍视。这里面的人和事，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等着我们去细细探寻。

时间回到1913年的湖南第一师范，那可是个充满朝气与希望的地方。19岁的毛泽东，正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这所校园。当他第一次见到刘策成时，这位历史教员的装束，瞬间就在教室里引发了一阵哄笑。你瞧，刘策成穿着一身粗布长衫，那长衫洗得都有些发白了，脚上蹬着一双草鞋，布带子随意地系着，整个人活脱脱就像一个刚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老农。

可谁能想到呢，当刘策成开口讲授《史记》的时候，原本还闹哄哄的课堂，瞬间就安静了下来，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他呀，根本不需要教材，从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到明末清初的风云变幻，那些历史典故就像珍珠一样，从他嘴里一颗颗地滚落出来，如数家珍。更厉害的是，他还能把《庄子》里“淡泊名利”“嫉恶如仇”的思想，巧妙地融入到授课当中，让那些枯燥的历史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毛泽东坐在座位上，听得那叫一个入神，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他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策成先生之课，如见千年风骨。那一句句讲解，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我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让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历史人物鲜活的面容，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浩然正气。”从那以后，毛泽东对刘策成的课就格外期待，每一堂都听得津津有味。

课余时间，毛泽东和刘策成这对师生，常常相约到岳麓山漫步。岳麓山的景色那叫一个美，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可他们呀，根本没心思欣赏这美景，心里头装的都是天下大事。

刘策成一边走着，一边向毛泽东讲述辛亥革命的壮志未酬。他满脸感慨地说：“润之啊，当年我们满心欢喜地以为，推翻了清王朝，这天下就能太平了，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可谁能想到呢，这军阀混战，百姓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革命的道路，还长着呢！”毛泽东静静地听着，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思索。他接着刘策成的话，分享起《新青年》给他带来的思想震荡：“先生，您说得太对了。现在这社会，就像一潭死水，急需一股新的力量来搅动。《新青年》里的那些文章，就像一道道闪电，划破了我心中的黑暗，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我觉得，咱们不能再这么坐以待毙了，得想办法改造这个社会。”

有一次，他们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刘策成皱着眉头，一脸严肃地问：“若天下大乱，当以何道治之？”毛泽东沉思了片刻，然后目光坚定地回答：“非以暴力破旧制，难建新世界。先生，您看，现在的旧制度就像一座腐朽的大厦，不把它推倒，怎么可能在上面建起新的、坚固的房子呢？”这番对话，让刘策成对毛泽东刮目相看。他在日记中感慨地写下：“润之，天纵奇才，其志不在治一县一省，而在天下。此子日后必成大器，定能为这天下苍生谋福祉啊！”

时光飞逝，到了1920年。这一年，毛泽东正满腔热血地筹办文化书社，可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他囊中羞涩，根本拿不出足够的资金来启动这个项目。这可把他急坏了，四处奔波，却依旧毫无头绪。

就在这时，彼时已任衡山县长的刘策成，听说了毛泽东的困境。他二话不说，直接把自己全部的积蓄300大洋拿了出来，亲自送到毛泽东手中，还附上一封信，信上写着：“润之啊，这钱你拿着，不必还，算我入股。我知道你心里头装着大志向，这文化书社就是实现你理想的一个好平台，我全力支持你！”

这300大洋，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它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毛泽东前行的道路。这笔钱不仅是文化书社的启动资金，更成为了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桥梁。有了这笔钱，他能够购买更多的进步书籍，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为日后的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感慨万千。他真诚地说：“一师诸师中，策成先生最懂我之抱负。他就像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这份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时间来到1923年11月，长沙城笼罩在一片紧张压抑的氛围之中。湖南军阀赵恒惕，因为毛泽东发表了《省宪下之湖南》等一系列檄文，这些文章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直直地刺向了他的痛处，让他恼羞成怒。

赵恒惕在府邸里大发雷霆，把桌子拍得砰砰响：“这个毛泽东，太嚣张了！竟敢如此公开地批判我，这是要造反啊！来人，给我传令下去，限省警察厅厅长刘策成三日内缉拿毛泽东，生死不论！我要让他知道，跟我作对是什么下场！”

此时，刘策成虽身居国民党高位，可他心里早就对军阀统治厌恶透顶了。他深知，赵恒惕就是个心狠手辣、不顾百姓死活的军阀，而毛泽东呢，是一个心怀天下、一心为百姓谋福祉的革命者。他心里清楚得很，要是毛泽东被捕，那肯定是有去无回，必死无疑啊！这可怎么办呢？刘策成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

刘策成心里明白，时间紧迫，容不得他有丝毫的犹豫。当天晚上，他就连夜召见了自己的心腹、长沙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书房里，灯光昏黄，刘策成的脸色却格外凝重。他沉思了片刻，然后下达了两道密令。

其一，他严肃地对王建屏说：“明日清晨，你要调动全城警力，给我大张旗鼓地搜捕毛泽东。动静越大越好，要让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在全力缉拿他。”王建屏有些疑惑地看着刘策成，刚想开口问，刘策成接着说道：“其二，这也是最重要的，今夜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消息传递给毛泽东，让他赶紧离开长沙，越快越好！”

王建屏这才恍然大悟，他重重地点了点头，说道：“厅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说完，他就立刻行动起来，当即派了两名身手敏捷、头脑灵活的警卫，连夜奔赴清水塘。他们心里清楚，时间就是生命，每耽误一分钟，毛泽东就多一分危险。

可当他们赶到清水塘时，却发现毛泽东已经不在那里了。这可把两名警卫急坏了，他们四处打听，又辗转找到了湖南工团联合会。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黎明前找到了毛泽东，并成功地将他护送出城。当毛泽东安全离开长沙的那一刻，两名警卫才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自己完成了一项无比重要的任务。

次日，长沙城内警笛长鸣，那刺耳的声音回荡在大街小巷。警察们像一群没头苍蝇一样，冲进毛泽东的住所，把屋里翻得乱七八糟，箱笼被褥扔得到处都是，可结果呢，一无所获。

赵恒惕得知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骂着：“废物，都是一群废物！连个人都抓不到，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当时为何抓不到毛泽东。他至死都不知道，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抓捕”，从一开始就是刘策成与王建屏精心策划的一场“双簧”——表面上，他们是在忠实地执行赵恒惕的命令，大张旗鼓地搜捕毛泽东；可实际上，他们是在暗中保护着革命的火种，让毛泽东能够安全地离开长沙，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

1925年，刘策成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毅然辞去了警察厅长职务，回归学术。其实啊，在这之前，他在衡山任县长的时候，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为民情怀。他写下《如何做模范县长》，在里面提出了“解除三把刀（地租、劳力、高利贷）”等主张。他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积极推行改革，让当地的百姓生活有了一些改善。百姓们对他感恩戴德，还赠了他一顶“万民伞”，这可是对他最高的褒奖啊！

然而，面对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乱世，刘策成感到无比的无奈和痛心。他觉得，在这乱世之中，自己虽然想为百姓做点实事，可终究是力量有限。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潜心研究《庄子》，他觉得《庄子》里的思想，就像一股清泉，能够在这污浊的世间给人带来一丝宁静和慰藉。他一头扎进《庄子》的研究中，这一研究，就是二十余年，最终完成了《庄子集解内篇补正》这部伟大的著作。

抗战时期，局势愈发紧张，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刘策成为了躲避战乱，避居到邵阳乡间。那是一个破旧的小屋子，屋里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在夜风中摇曳不定。可刘策成却毫不在意这艰苦的环境，他的心里只有那未完成的书稿。

为了修订书稿，他四处搜罗古籍，可那时候战乱不断，古籍十分稀缺。他没办法，只能变卖家产，换取那些珍贵的古籍。有时候，日军轰炸的炮声就在耳边响起，房屋都在颤抖，可他依旧坐在桌前，坚持抄录着书稿。他的手因为长时间写字而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眼睛也因为熬夜而布满了血丝，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1947年，书稿终于初成了。刘策成满心欢喜，以为自己的心血终于可以问世了。可现实却再次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因为战乱，书稿根本无法出版。他心急如焚，思来想去，决定致信蒋介石，在信中他痛心疾首地痛陈：“内战不息，文化何存？如今这内战不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文化事业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若再不停止内战，我们的文化根基就要被彻底动摇了！”可这封信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大海，没有激起任何波澜，直接被蒋丢入了废纸篓。不过，这也成为了他“旧官吏”身份的转折点，让他更加坚定了为文化事业奋斗的决心。

1950年，68岁的刘策成，在经历了多年的动荡和艰辛后，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怀着满心的期待，致信毛主席，直言不讳地说：“愿赴京修书。我这一辈子，就想着能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点贡献，现在年纪大了，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地整理古籍，把我的所学所知都传承下去。”

毛主席收到信后，心里很是感慨。他虽然批示“去长沙找程潜”，可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刘策成。他暗中嘱托身边的人：“此人乃真学者，当以文史馆相待。他一生为学术、为文化付出了那么多，我们不能亏待了他。”

可当刘策成到长沙后，对参事这个职务却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满腹经纶，一心只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参事的工作并不能完全发挥他的才能。毛主席得知后，更是亲自过问这件事。他深知刘策成的才华和抱负，经过一番周折，最终将其调入中央文史馆。

1953年，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支持下，《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终于出版了。这部著作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这本书后，也赞不绝口，称赞它“为传统文化立一丰碑”。刘策成看着自己多年的心血终于有了成果，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知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弘扬。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亲友求职的态度那是相当坚决，一律拒绝。就说杨开慧的兄长杨开智吧，他满怀希望地求官，想着能在新中国有一番作为。可毛主席回电说：“不要来京，在湘按能力分配工作。你回去好好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家乡的建设出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毛主席的表兄文运昌，他也想着能进京发展。毛主席批示：“不宜来京，在乡生产。你在家乡生活了那么久，对那里的情况熟悉，就在家乡好好种地，带领乡亲们一起过上好日子。”

然而，对刘策成，毛主席却破例了。他不仅三次复信，还两次调整刘策成的职务。这种明显的差异，背后其实有着主席深刻的考量。主席一直秉持着“政治清洁”与“真才实学”的双重标准。在他看来，刘策成不仅在政治上清清白白，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污点，更重要的是，他有着真才实学，在学术和文化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这样的人才，值得被特殊对待。

刘策成这个人啊，身份可不简单，他有着“三重身份”。

他是革命先驱。早在同盟会时期，他就是元老级别的人物了。他参与过刺杀袁世凯的行动，那时候，他怀着满腔的热血，为了推翻封建帝制，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冲锋在前。

他是暗夜明灯。在国民党高官中，他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独自散发着正义的光芒。他是唯一一个冒险救毛主席的人，在那黑暗的时刻，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保护了革命的火种，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还是文化守护者。他是近现代《庄子》研究的第一人，在《庄子》研究领域，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填补了学术空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庄子》的博大精深，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三重身份，就像三把钥匙，让毛主席对刘策成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毛主席既敬重他的革命情谊，又重视他的学术贡献，更感念他晚年的孤寂。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刘策成安排一个合适的归宿，让他能够在晚年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毛主席的破例，其实就像他在《实践论》中所说的那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刘策成的安排，这可不是简单的徇私，也不是死板地坚守教条。它是基于对人才价值的精准判断，是在公与私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面临原则与情感的选择。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原则很重要，不能轻易打破；可有时候，情感又会让我们心软，想要为身边的人开绿灯。其实啊，我们应该像毛主席学习，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既要维护公平正义，又要考虑到人性的温暖和关怀。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的智慧，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957年，刘策成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他的一生，就像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留下的，不仅仅是《庄子集解内篇补正》这部学术巨著，更有一段关于师生情、生死谊、文脉承的传奇故事。

毛主席的破例，看似是违背了自己一直坚守的原则，可实际上，他坚守的是更深的“原则”——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革命情谊的珍视，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毛主席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对人才的重视，什么是对文化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