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020年，宋真宗走了，一个十二岁的娃娃赵祯坐上了龙椅，这就是后来的仁宗，从这年开始，一直到1063年仁宗也走了，这四十三年里，整个北宋就像一辆慢慢悠悠但是特别稳当的大车，车上装着两千多万户人家，就这么驶过了一段被后世叫做“仁宗盛治”的长坡，说它“最舒服”，不
1020年，宋真宗走了，一个十二岁的娃娃赵祯坐上了龙椅，这就是后来的仁宗，从这年开始，一直到1063年仁宗也走了，这四十三年里，整个北宋就像一辆慢慢悠悠但是特别稳当的大车，车上装着两千多万户人家，就这么驶过了一段被后世叫做“仁宗盛治”的长坡，说它“最舒服”，不是因为打了多少胜仗，也不是开拓了多少疆土，而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第一次有了那种“吃饱了”的踏实感觉，读书人第一次有了“我敢说话”的底气，你翻开那本《续资治通鉴长编》，那一卷卷记的跟流水账似的东西里头，藏着的是中国历史上都少见的一个“低焦虑时代”。
先说吃饱饭这事儿，天圣元年也就是1023年，户部有个叫范仲淹的官儿上了一道折子，请求废掉“折变”这个规矩，这玩意儿就是一种把交的税粮换成绢布，再换成银钱，一层一层扒皮的搞法，仁宗当场就批了“可以”，还下了圣旨，以后三司转运使谁再敢变着花样多收钱，监察的官儿可以直接砍了脑袋再上报。
同一年，淮南大旱，朝廷发了一百二十万石的漕米去救灾，不再绕远路走那几千里的汴河，直接就在真州、楚州、泗州这几个地方开仓放粮，一石米只收七十文的运费，比市面上的价格便宜了一半，米船一到，扬州城门口排队买粮的老百姓从天不亮就排到大半夜，队伍的尾巴都甩到城墙根儿底下去了，像一条不说话的长龙，一斗米十二文钱，换算成今天，也就不到四块钱，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说“粮价长期比唐朝开元盛世的时候还低”，吃饱的人多了，偷鸡摸狗的事儿自然就少了，根据《宋会要辑稿》里的说法，天圣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案子只有一百九十一件，比真宗朝末年少了七成。
再看看说话的底气，明道二年，也就是1033年，仁宗亲政的第八天，就下诏书求大家“说真话，说狠话”，知谏院有个叫孙沔的，写了四千多字的文章《上仁宗论时政》，一开头就说“后宫赏赐没个谱”，暗地里就是指刘太后留下的那种奢侈风气，奏疏连夜送进宫里，第二天上早朝，仁宗把折子递给宰相吕夷简，笑着问，孙沔说我花钱太多，您老看着办，吕夷简回话说，我管着国家的钱袋子，宫里每个月开销三十六万，比先帝那会儿已经少了三分之
一了，仁宗点点头，转头就让翰林院把孙沔的奏疏抄一份，贴在朝堂上，让百官都来评评理。
十天以后，各种意见汇总上来，大多数都说“孙沔这话说得是有点太直了，不过省着点花确实是好事”，于是皇帝下诏，后宫的锦绣局规模减半，御厨房每天少用三百斤羊肉，孙沔不但没被贬官，反而升了知制诰，还赏了紫金鱼袋，这消息一传出去，东京城的纸都卖贵了，书店连夜刻印《直言集》，读书人买回家当写作模板，连辽国的使臣都偷偷带了一本回燕京。
读书人敢说话，那是因为皇帝真的在听，庆历三年，1043年，京东路的安抚使富弼上了个《河北守御十三策》，里头骂得最狠的一句是“现在的禁军，多是些市井懒汉，上了马连弓都拉不开，下了马一个字不认识，白白浪费粮食军饷，真有急事根本指望不上”。
仁宗看完，一点没生气，把富弼叫到内东门，赐了个座，还亲手递了杯
水，问他，你的计策很详细，但是你想练什么样的兵，富弼回答说，我希望能淘汰掉那些老弱病残，招募边境地区的农户，用四顷地养一个兵，让士兵为自己打仗，仁宗当天就下了诏书，命令范仲淹、韩琦一起商量这事儿，半年之内就裁军八万人，省下来的钱粮，一半拿去修河北的塘泊，一半拿去买马，组建了二十万的“义勇”，后来西夏的元昊称帝，宋军虽然没打什么大胜仗，但也不再是一冲就垮，靠的就是这批“自己养活自己、为自己打仗”的边民，富弼因为这功劳升了枢密副使，他晚年回忆说，“当时敢骂禁军，就因为官家能容得下一句真话。”
说真话的底气，还来自财政上的宽裕，仁宗朝一年的收入，最高峰是在皇祐五年，1053年，达到了一亿二千六百万贯，比他爹真宗朝翻了一倍，但又比后来徽宗朝少了三分之一，换句话说，这钱还没加上“花石纲”“应奉局”那些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钱是从哪儿来的，一是商税，当时全国设了一千八百个税务所，商人用“交引”过关，三十税一，不再重复收，二是盐的利润，解池的盐一年产三亿斤，官府卖五文钱一斤，本钱只要一文，净赚两千万贯，三是铸钱，饶州的永平监用新法铸“皇祐元宝”，铜六铅四，一年能出三十万贯，比老的铸钱监多了一倍。
财政有钱，朝廷才能去“买和平”，辽国趁着西夏作乱的时候来要地，仁宗派富弼出使，答应每年多给十万两银子、十万匹绢，换辽军不南下，回国以后，富弼被人骂“增币卖国”，他却苦笑着说，朝廷省了一场战争的开销，河北一年能省五百万，现在只花了一百五十万，还让辽国人替我挡着西夏，有什么不好的，数字摆在那儿，主张打仗的韩琦也说不出话来。
老百姓吃饱了，国家财政吃饱了，文化自然也就吃饱了，汴京的大相国寺每个月有五次万姓交易的大集市，可后殿却专门开辟了一条走廊，给天下的秀才们免费住宿，苏辙十九岁那年从眉山到京城，身上就带了三本书，住的就是寺庙的走廊，夜里灯火通明，读书声琅琅，和尚提着水路过，都笑着说，“这到底是文殊院还是状元厅”。
嘉祐二年，1057年，礼部考试放榜，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吕惠卿这些人竟然在同一榜上，后人把这叫做**“千年第一龙虎榜”，主考官欧阳修读完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拍着桌子叫好，却对梅尧臣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这句“出人头地”，从此就成了汉语里最温暖的一句赞美，放榜第二天，仁宗在崇政殿召见他们，问苏轼，你文章里说的“赏赐有疑问的时候宁可多给”，这怎么实行呢，苏轼回答说，我听说仁宗皇帝每次判死刑案子，必定先在夜里烧香祷告，希望没有冤枉的百姓，这不就是“赏赐有疑问宁可多给”的仁心吗，仁宗听完大笑，赐了“文儒”两个御笔字，那一刻，皇帝和秀才，就像两盏灯互相点亮了对方，照得整个东京城的夜空都亮堂堂的。
文化亮了，科技也亮了，一个叫毕昇的普通人，在庆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用胶泥刻字，拿火一烧就变硬了，排好版印刷，一天能印五千张，比雕版快了十倍，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记下这件事，感叹说“要是印个几十几百几千本，那速度简直神了”，毕昇死后，他那些字被沈括的侄儿收了起来，后来传到高丽，又传回中原，经历了元明清，演变成了今天的铅字。
天文学上，皇祐三年，司天监的周琮造出了“皇祐星表”，测定了三百六十座恒星，比西方早了三百年，医学上，嘉祐二年，王惟一铸造了针灸铜人，三尺六寸高，标出了六百五十七个穴位，考试太医的时候，就在铜人外面涂上黄蜡，里面注满水，针扎对了穴位水就流出来，扎错了就不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学模型，今天东京博物馆里藏着的那个铜人，肩膀和后背上还留着针扎的痕迹，像一枚枚沉默的勋章。
舒服的日子，也有阴影，皇祐四年，范仲淹去世了，临死前上的《遗表》里，还在劝仁宗“减少徭役、谨慎用刑、接纳直言”，仁宗为此停朝三天，亲手写了“褒贤之碑”，却在葬礼后对韩琦叹气说，“范某人要是在，我哪至于这么孤单”，他感到孤单，是因为言路虽然开了，党派之争已经冒头了。
庆历新政才搞了一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些人就被诬告结成“朋党”，被赶出京城去当地方官，仁宗虽然把告状的奏折压下不发，却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身边的侍从说，“朋党这个词，我听着就烦，但小人因为利益凑在一起，也因为利益分开，先由他们去吧”，他选择了“和稀泥”，换来了表面的太平，却也埋下了后来新旧两党斗争的祸根，更糟糕的是兵制，裁军之后西北的边防还是很弱，西夏虽然和谈了，却趁机坐大，给北宋种下了一百年的外患，所谓的舒服，终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平衡”，一旦外面的压力变大，这个泡沫就破了。
可是在泡沫还没破的那些年里，东京的繁华，真的让人留恋，清晨，朱雀门外，州桥的夜市刚刚收摊，炸油条的锅里油花还在响，大相国寺的钟声一敲，万卷堂书铺就开了门，墨香混着包子的热气，飘进了御街，下午，金明池的水上表演开场，龙舟赛跑，万民同乐，皇帝在宝津楼上赐酒，一杯酒价值万钱，却只赐不给喝，任凭酒香飘进人群里，像一场盛大的行为艺术，到了傍晚，瓦子勾栏里，说书的、唱曲儿的、演木偶戏的，一声锣响，看客就自动围成一个圈，苏轼在他那首《和子由踏青》里写，“万人游市，罗绮飘香，少年负壮气，忽忽独远足”，那是一个少年对盛世的平视，不是仰望，也不是俯视，而是“我就在其中”。
1063年三月，仁宗在福宁殿驾崩，遗诏里说陵墓制度一切从简，不许用珠宝玉器陪葬，京城的市场都停了，人们在巷子里痛哭，好几天都停不下来，连乞丐和小孩都在东角楼下烧纸钱，烟火遮蔽了天空，辽道宗耶律洪基听到消息，也召集了蕃汉大臣一起哀悼，说：“四十二年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滋味了”，一个敌国的皇帝，为对手哭丧，这在历史上是独一份，老百姓为什么哭，因为在那四十年里，他们第一次感觉到，税可以交，但不用到卖儿卖女的地步，话可以说，不用担心掉脑袋，书可以读，不用隐姓埋名，所谓的盛世，原来不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而是“日常”这两个字——早上醒来，知道今天会比昨天更好一点点，哪怕只是多了一碗粥，多了一句真话，多了一页新书。
仁宗下葬，英宗即位，盛世的列车缓缓驶离了站台，再后来，神宗急急忙忙地变法，哲宗时期新旧两党来回折腾，徽宗更是花样作死，北宋一路狂奔到了靖康之耻，可人们还是会怀念那四十年，就像怀念一个温柔的旧梦，梦里没有一个“千古一帝”，只有一个肯听人骂的官家，没有开疆万里，只有“稻花香里说丰年”，没有雄才大略，只有简简单单的“今天没事”，原来，让老百姓过得舒服，才是一个帝国最硬的武功，让读书人能说话，才是一个朝廷最炫的文采，一千年后，我们翻开发黄的《长编》，仿佛还能闻到那一缕稻香、墨香、酒香，混着东京城春夜里的暖风，扑面而来，像一声轻轻的叹息：“仁宗皇帝，你还好吗？”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