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马达沙希：特朗普再次冲击多边合作，世界愈发需要“全球南方”

摘要：在9月23日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猛烈批评联合国，称其在许多全球事务中并无作为，只有“措辞强硬的信”和“空话”。他还称气候变化是“最大的骗局”，并指责联合国在推动“移民失控的危机”。这一番言辞展现了美国日益凸显的单边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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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9月23日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猛烈批评联合国，称其在许多全球事务中并无作为，只有“措辞强硬的信”和“空话”。他还称气候变化是“最大的骗局”，并指责联合国在推动“移民失控的危机”。这一番言辞展现了美国日益凸显的单边主义立场。

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他大幅削减了美国的对外援助支出，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终止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下令全面审查美国在各大国际组织中的成员身份。“美国优先”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对立愈发尖锐。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图源：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强调国际合作依然是务实之举，但也表示联合国的基本原则正面临严峻挑战。

大国责任衰减导致国际组织治理效能衰减，单边主义对多边合作的冲击加剧。但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崛起和新兴国家的多边实践正为国际秩序注入新活力。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在推动多边合作机制创新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IPP荣誉教授、全球化智库（CCG）国际研究员、北京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副主席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在不久前的IPP国际会议上指出，当前自由主义秩序正面临全方位挑战，美国趋向内顾，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停滞，这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治理模式提供了空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众新兴经济体的实践表明，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国际秩序正在成型。这个新秩序，将重新定义21世纪的权力、合法性和合作关系。

IPP荣誉教授、全球化智库（CCG）国际研究员、北京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副主席、联合国资深经济学家（荣休）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在IPP国际会议上发表题为“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的演讲

*以下内容根据嘉宾演讲整理而成，略有删减：

我想首先从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谈起：当下，世界经济与全球南北格局正处于深刻的转型之中。因此，我今天想重点探讨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与全球治理，并着重关注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

近年来，地缘政治竞争、贸易争端以及传统联盟的削弱，使全球格局和国际秩序日益碎片化，动摇了长期相对稳定的国际基础，推动了当今世界的深层次结构性变革。

回顾历史，从本世纪伊始，我们曾郑重承诺通过和平斡旋与谈判解决争端，尊重法治与人权，推动国际合作。然而，地缘政治格局在多次深刻变化的过程中，虽然伴随着摩擦，但多数是以和平的方式展开的。这与更早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过去，重大的地缘政治重组几乎无一例外是暴力冲突的结果：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再到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圣日耳曼昂莱条约》、《特里亚农条约》和《色佛尔条约》，以及二战后的欧洲分裂，每一次国际体系的重塑都付出了惊人的人力成本。可以说，结构性转型往往以战争和巨大牺牲为前提。

《色佛尔条约》的签署不仅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还引发了一系列流血冲突，尤其是土耳其独立战争和希土战争等。图源：Wikimedia Commons

然而，20世纪标志着历史模式的深刻转折，开始以和平手段推动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塑。国际经济合作、贸易体系以及尊重领土完整的一系列承诺，奠定了和平重塑国际格局的新基础。

东欧安全体系的瓦解、柏林墙的倒塌、德国通过边界协议实现统一，都是和平转型的代表性案例。虽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区域冲突，如南斯拉夫战争、两次车臣战争、“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格鲁吉亚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乌克兰危机和希腊金融危机。

但总体而言，20世纪下半叶的核心成就表明：系统性变革可以不依赖大规模的暴力手段，这与早期的历史截然不同。

希腊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了欧元区的经济政策、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的格局。图源：路透社

当下，全球自由国际秩序暴露出显著的脆弱性。

所谓的“威权主义”现象不仅在传统格局中显现，还在菲律宾、土耳其、拉美、东欧等国家有所体现。虽然全球贸易的规模在扩大，但多轮谈判迟迟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世界贸易组织的治理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难以应对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复杂问题。

同时，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传统多边机构的效能也受到质疑。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而原本为单极或两极世界设计的国际机制，已难以代表多极世界的现实。

安理会的实际表现也与全球期望存在巨大差距。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的约束力也在削弱，拥有核能力的国家数量已增至九个，其他潜在国家也可能具备核技术，这让条约的公信力受到严重冲击。

2025年，联合国在资金、结构、政治和全球信任等方面遭遇多重危机。图源：新华社

在经济与政治领域，英国脱欧、移民主权争议、美元霸权与制裁、债务累积等问题不断引发不满。从战争、和平，到当前多边机制弱化的过程，反映出自由主义秩序正面临全方位挑战。各国抵制单极格局、质疑西方主导的机构与模式，区域大国和替代性联盟积极寻求重塑国际规则。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区域中等强国的出现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正深刻影响国内与国际秩序。

全球化加速带来的气候变化、技术扩散、社会分化等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使多边主义的信任进一步削弱。

更为严峻的是，国际机制并未及时得到调整。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安理会缺乏实质性改革，而一些即将失去优势的国家则竭力阻挠变革。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全球疫情等跨国挑战的治理框架迟迟未能成型。

与此同时，美国趋向内顾，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停滞，也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治理模式提供了空间。在这种碎片化格局下，一种更加多元、灵活、问题导向的新治理模式正在形成，它依托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区域集团和多元利益攸关方的平台。这是当前局势中的积极信号。

全球经济力量的再平衡正在推进，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新兴经济体正从“背景角色”转为全球核心力量，不仅推动人口与市场的增长，也为全球经济注入关键资源与新理念。

数字革命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转型。尽管尖端技术依旧由发达国家主导，但这些技术在全球南方的应用，正在创造深远的社会与经济影响。东非的移动支付、印度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都体现了全球南方跨越发展阶段的敏捷性。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的数字外交，以及金砖国家集团推动的替代性治理框架，都在重塑国际经济与治理的格局。

2025中国—东盟建设部长圆桌会议现场。图源：新华社

金砖国家成立的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也体现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集体努力。这些实践表明，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国际秩序正在成型，而这种秩序正在重新定义21世纪的权力、合法性和合作关系。

中国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加入WTO，到启动“一带一路”倡议，再到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通过贸易、投资和融资不断扩展其全球影响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了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集团。中国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也积极寻求主导权，推动AI开源模式和技术共享，使欠发达国家有机会借助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发展。

而美国则通过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手段，并对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联盟给予了新的条件，试图延缓中国的崛起。这种竞争使全球贸易充满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南方国家的焦虑。然而，美国的退却也创造了新的机遇，为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在全球舞台上发声与塑造规则的空间。

尽管如此，全球治理转型的道路并不平坦。债务危机、能力不足和制度缺失，制约着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空间。超过50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面临沉重的债务负担，这将影响他们对于发展的投资。美国退出发展融资，这使气候变化议题的解决难度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