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夜深了，我把车停在项目部的停车场，回到静悄悄的集装箱办公室。九月的风已经凉了，但我还是开了点窗，点上一根烟，让烟雾和着外面工地上混凝土的味道飘进来。手机屏幕亮着，又是一个没有新消息的夜晚。

夜深了，我把车停在项目部的停车场，回到静悄悄的集装箱办公室。九月的风已经凉了，但我还是开了点窗，点上一根烟，让烟雾和着外面工地上混凝土的味道飘进来。手机屏幕亮着，又是一个没有新消息的夜晚。

尖扎黄河特大桥事故，到今天整整一个月了。

8月22日凌晨3点10分，钢绞线断裂，108米的钢梁主拱肋垮塌，12个人没了，4个失联——失联，一个多么有技术含量的词儿，让冰冷的数字显得不那么刺眼。滔滔的黄河水还在奔涌，不知道几位失联的兄弟是否找到了回家的路。

一个月，网络的热搜早已换成了明星离婚，换成了哪个网红又在直播间里哭了，而尖扎的黄河水，依旧沉默地向东流，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们这群人记得。每一个在工程系统里混饭吃的，尤其是像我这样，头上顶着个“项目经理”帽子的人，都记得。

我坐在这里，仿佛能看到那个项目的项目经理，现在正经历着什么。可能被关在某个房间里，每天写情况说明，一遍遍地回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签字，每一次会议。他的手机、电脑、所有的文件都被收走了，他在努力寻找，是哪个环节，自己就从一个“大国工匠”的预备役，变成了“罪魁祸首”。

而我们这些“幸存者”，坐在全国各地的项目部里，看着屏幕上“深刻吸取尖扎大桥事故教训，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红头文件，都忍不住从嘴角挤出一丝无奈。

检查：一场心照不宣的盛大演出

文件下来的第三天，检查组就到了。一群人，戴着崭新的安全帽，像是空降到阵地上的将军。我们项目部，为了迎接这场“大考”，提前48小时就开始了“净化模式”。

所谓“净化”，就是把所有不该看的东西，都藏起来。谁也不想在这个时候触霉头，谁也不想在这个时候不长眼，更不想在这个时候成为典型。检查文件早就说了，领导在会上也表态了，检查的问题全部从重处理，罪加一等，顶格处理。我还有家小要养，我还有兄弟们要吃饭，项目还要干，这个戏我还要配合演。

“老张，把食堂后面那几箱过期的灭火器换了！换下来的别扔，找个仓库锁好，TMD有的检查来了，我还要给他摆出来让他挑点问题。”

“小李，去把参与迎检工人的安全帽和马甲都收上来，换成新的。告诉他们，这几天谁敢戴自己那顶又黄又破的帽子在外面晃，扣一个月奖金！”

“资料员！把安全培训记录给我补齐！对，就按每个月两次的频率补，照片？你不会用PS吗？”

“还有，施工日志！把那几天下雨还在抢工期的记录改了，改成天气晴朗，组织安全学习。天气预报？谁他妈的现在还去查一个月前的天气预报！TMD那记录的一天干了三天的活，检查出来也是个吃不了兜着走！”

这就是我们检查的日常，有的朋友可能说我夸张，没有管理水平，但是我敢说其他的项目上面的情况，没有全部，也有一项，没有一项，也有在其他方面类似的问题。

这种性质的检查组领导，通常是一个看着快退休，或者是一个年纪轻轻但表情严肃的“上面的人”，因为这种检查，松紧自由度弹性很大，所以本着“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原则，我们必须鞍前马后伺候好，这样真的有些小问题，也能够被语重心长地教导。

比如如果他们下来，先不开会，先吃饭，那我悬着的心就能放下一截。酒桌上，气氛才真正热烈起来。这次检查，我们公司副总，一个能把《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茅台度数结合起来背诵的奇人，亲自作陪。

“王处，您看我们这个项目，条件艰苦，但我们对安全，那是刻在骨子里的重视！”副总一杯酒下肚，脸不红心不跳。

王处夹了一块本地特色的牦牛肉，细细品味，然后慢悠悠地说：“嗯，态度是好的。但是，安全工作，不能只在口头上。要落到实处，要不留死角。”

第二天，巡视开始。我们提前规划好了“黄金参观路线”。这条路线上，每一个焊点都闪着银光，每一个螺丝都上了扭矩，每一个工人不仅戴着崭新的安全帽，连劳保鞋都擦得锃亮。他们看到检查组，还会很有精神地喊一声：“领导好！”

王处一行人，走到预定的“样板区”，戴着白手套摸了摸栏杆，一尘不染。他满意地点点头，对着随行的电视台记者说：“这家单位，在安全管理上，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嘛。这说明，只要思想上重视，措施上得力，安全生产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我跟在后面，心里一阵翻江倒海。就在昨天晚上，为了“清理”这条黄金路线，一个工人从脚手架上滑下来，摔伤了脚，现在还在镇上的医院躺着。为了不“节外生枝”，我们给了他两万块钱，让他“安心养伤，不要乱说话”。

你看，为了证明我们是安全的，我们甚至可以制造出新的不安全。用形式主义的安全，去掩盖实质性的风险。

“既要、又要、还要”：项目经理的“原罪”

检查组走了，留下了一份“基本满意，尚有不足，限期整改”的报告。办公室里，副总把报告往桌上一摔，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妈的，总算糊弄过去了。老刘，”他转向我，“下个月十五号，主体结构必须封顶！这是死命令！业主那边已经催了八百遍了，昨晚跟他们老大的场子上又点我了，再晚，罚款估计我们都兜不住！”

我点点头，拿起桌上的烟，手有点抖。

“还有，”他补充道，“成本！你看你们自己的经济活动分析，这个季度的成本已经超了5%。你想想办法，从哪儿给我省出来！”

“最后，安全！给我记住了，尤其是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绝对不能出事！出了事，你我一起滚蛋！”

要进度，要成本，还要安全。

这就是系统内著名的“既要、又要、还要”不可能三角，哦不，现在应该叫“多边形难题”。

你永远不可能同时让这三者都达到完美。想要速度快，就要投入更多资源，成本就上去了；想要成本低，就可能要牺牲一些工艺和时间，安全风险就高了；想要绝对安全，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开工，不做就不会出错。

而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这个三角之间走钢丝。更绝的是，这条钢丝，还是会动的。

我刚入行时，跟着一个老师傅。他告诉我一句话，我记到今天。他说：“小刘，你要记住，咱们这个活儿，领导们在不同阶段，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开工要进度，中间要安全，收尾要成本。”

这简直是刻在DNA里的行业真理。

一个项目刚开始，奠基仪式搞得比春节还热闹。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领导站在主席台上意气风发：“我宣布，XX项目，正式开工！” 然后转头对着你，语重心长：“小刘，这个项目是献礼工程，必须在明年国庆前通车！”

那一刻，“进度”就是圣旨。谁敢提半个“不”字，谁就是没大局观，没担当。于是，24小时两班倒，人歇机不歇，工地上灯火通明，比市中心的夜总会还亮。各种“百日会战”、“劳动竞赛”的横幅挂得跟万国旗一样。

这时候，你要是敢因为某个安全隐患让整个工地停下来整改一天，那迎接你的，将是无数个“问候”你全家的电话。

等工程干到一半，主体起来了，桥墩立起来了，进度看着也差不多了。这时候，领导们的心态就变了。他们开始怕了。怕这几十米上百米的高空，别“咣当”一下掉下点什么来。

于是，风向就变了。各种安全检查组、飞行检查组、交叉检查组，像赶集一样涌进你的工地。他们戴着崭新的白手套，这里摸一摸，那里看一看，然后从文件柜里抽出你的安全资料，用一种考古学家的眼神，一页一页地翻。

“你这个安全责任书，法人签字怎么是复印的？”

“你这个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记录，怎么少了一张签到表？”

这时候，“安全”就是天。哪怕是脚手架上少了个螺丝，都够你写一篇800字的检讨。工地上一片风声鹤唳，大家走路都踮着脚，生怕惊动了哪路神仙。进度？进度可以等等，安全不出事，才是最大的进度。

但也就是那么说，能够发现真的问题和深层次的问题的检查人员，不多。

最后，到了项目收尾阶段，主体完工，就剩下点附属工程和结算了。领导们看着财务报表上那个不断飙升的数字，开始肉疼了。

电话又来了：“小刘啊，最近钢材是不是又涨价了？你那个绿化带的草皮，非要用进口的吗？一定要把成本给我压下来，这可是效益问题！”

你看，这条红线，它一直在动。昨天你为了赶进度而做的“优化”，今天就成了安全检查的“重大隐患”；今天你为了保安全而增加的投入，明天就成了审计报告里的“成本失控”。

而我们这些项目经理，就像一个技术拙劣的杂技演员，被逼着同时抛接三个小球，一个叫进度，一个叫成本，一个叫安全。抛得好，是你应该的；掉了一个，你就得准备好，要么赔钱，要么滚蛋，要么……进去。

所以，我们这些项目经理，从接下一个项目开始，就注定成了一个走钢丝的人。钢丝的一头是进度和成本，另一头是质量和安全。公司在后面敲锣打鼓：“快点走！走慢了要掉下去！”；安监站和监理在前面喊：“稳住！千万别晃！晃了也要掉下去！”

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只能一边晃晃悠悠地往前跑，一边祈祷自己不是那个最倒霉的。

项目经理就是罪魁祸首吗？从法律上讲，是的，你是第一责任人。但从事实上讲，你只是这台巨大机器上，那个负责踩油门，同时又被要求不能超速的司机。而坐在后座的那些人，一边给你指着一条根本不可能按时到达的路线，一边不停地催你：“快！快！快！”

车毁人亡的时候，他们会第一个跳出来，指着你的鼻子说：“都是这个司机的问题，他技术不行，他违章驾驶！”

这就是：把系统性的矛盾，转化为个体性的责任。

我们不是在消灭风险，

只是在赌风险不会发生在此刻

我们当然知道有风险。干了一辈子工程，谁还不是个人肉风险探测器？

看到那片不稳定的边坡，我知道雨季可能会塌方；看到那台老旧的塔吊，我知道说不准哪天可能会出问题；看到那些为了省钱，连安全带都舍不得买的劳务队，我知道迟早要出事。

但我能怎么办？

换掉那家劳务队？他们的报价最低，是公司招标定的。我换了，超出的成本谁来补？

停掉那台旧塔吊？新的要等一个月才能进场，这一个月的工期谁来追？

把那片边坡彻底加固？预算里没这笔钱，报上去，公司会说我小题大做，危言耸听，即使走流程批了，估计批下来现场也早垮了。

我们没法避免完全不出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风险管理”。

这是一个听起来很高大上的词，但在我们这儿，翻译过来就是：把大风险，拆分成无数个小风险，然后祈祷它们不要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倒霉蛋身上爆发。

我们开安全会议，我们搞安全演练，我们挂满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横幅。这些都是我们的“管理手段”。它们的作用，不是为了真的让风险消失，而是为了在风险真的发生后，证明我们“管理”过了。

你看，我有会议纪要，有演习照片，有宣传标语。我的“规定动作”都做到了。至于事故为什么还发生，那可能是“不可抗力”，是“一线工人违规操作”，是“极端天气”，反正，不是我管理的问题。

这就像一个死循环。上面的人用检查来规避自己的责任，中间的人用会议和文件来规避自己的责任，最后，所有的风险都像潮水一样，被一层层地推到了一线。

我们没法避免不出问题，神仙也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去平衡，去取舍，去赌。

是的，赌。

赌这场雨不会下得太大，赌这个地质的实际情况跟勘探报告差不太多，赌那个老师傅的经验比规范手册更管用，赌今晚领导不会来工地，可以偷偷地把下一道工序提前……

每一次决策，都是一次赌博。赌赢了，你是英雄，是“优秀项目经理”，在年终总结大会上，戴着大红花，拿着奖金，意气风发。

赌输了，你之前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难眠的夜晚，都清零了。你成了罪人。

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系统需要的，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它把所有的矛盾、所有的压力、所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打包起来，丢给你。你的职责，就是用你的经验、你的智慧、你的人脉、甚至你的运气，把这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包裹，安安稳稳地带到终点。

而当一个像尖扎黄河特大桥这样的事故发生时，潮水瞬间倒灌，淹没了所有人。

于是，开始新一轮的检查，新一轮的文件，新一轮的形式主义。我们在这场轮回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心惊胆战的事。

烟已经烧到了尽头，烫了我的手。我把烟头扔出窗外，在夜色里划出一道短暂的红光。

不远处，工地上灯火通明，机器的轰鸣声隐隐传来。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又在抢工期了。

我熄了灯，准备眯一会。明天早上，我又要在晨会上，慷慨激昂地强调“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我会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疲惫的脸，告诉他们，生命至上。

一个月了，黄河水冷，希望那4个“失联”的兄弟已经找到了回家的路。

我为他们默哀。

也为我们这些，还在这条钢丝上晃悠的人，默哀。

来源：上学的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