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照片里她留着齐耳短发，旗袍领口别着银质胸针，记者证上的字迹透着秀气，谁能想到这张照片背后，藏着一个用智慧在中外间架桥的传奇起点。

一张民国《新华日报》的记者证老照片里，穿旗袍的女子眉眼含笑——这证件照的主人叫龚澎，不一般。

1914年她生在日本横滨，安徽合肥人，后来成了我党第一位新闻发言人，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事业的开拓者。

老照片里她留着齐耳短发，旗袍领口别着银质胸针，记者证上的字迹透着秀气，谁能想到这张照片背后，藏着一个用智慧在中外间架桥的传奇起点。

1933年夏，龚澎揣着北平地图走进燕京大学，历史系的课桌上很快堆起《资本论》批注本。

1935年12月9日，她举着“停止内战”标语走在游行队伍前排，嗓子喊哑了就用传单传信，成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里显眼的身影。

三天后，在斯诺递来的纸条建议下，她和姐姐龚普生在临湖轩摆开八仙桌，面对十多个蓝眼睛记者，用带着北平口音的英语讲学生运动真相——这是她头回站在麦克风前，却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声音送进了外国报纸版面。

1938年秋，她跟着周恩来的车队进了重庆，山城的雾气里藏着另一个战场——陪都新闻圈。

欧美记者挤在领事巷的招待所，每天追着问解放区的事，龚澎成了中共新闻发布的“窗口”。

她揣着延安来的电报稿，在曾家岩的小楼里见记者，桌上总摆三样东西：解放区地图、战报汇编、搪瓷缸子泡的浓茶。

谁问根据地抗战，她就摊开地图指晋察冀的伏击战；谁提统一战线，她翻出国民党军官的谈话记录，道理藏在事实里，不用刻意说。

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后来写，她讲事从不绕弯子，数据记得比谁都清，你问粮食产量，她报得出每个根据地的亩数，问伤员救治，她能说出白求恩医疗队的药品清单。

有记者说她身上有周恩来的影子，说话时眼睛亮，递过来的英文稿件永远没涂改，连标点都齐整。

她英语好，不是课本里学的那种。燕大时跟着斯诺练口语，后来在重庆，左手按着中文稿，右手在英文打字机上敲得飞快，眼睛扫过“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指尖已经打出“Rent reduction in liberated areas”，连标点都不用改。

油墨印着“内部参考”的纸张堆在桌边，她翻出延安来的电报，上面有“晋察冀边区春耕产量”，她就着台灯抄下来，译完直接塞进信封，写上“路透社/美联社记者亲启”。

有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刚在《解放日报》发表，她熬了半宿，边看边译，天亮时英文稿已经码齐，连注释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都标了英文全称，送出去时纸角还带着她手心的汗。

外国记者说她译的东西“像人话”，没有官样文章，解放区的小米产量、伤员康复数，她都用数字说话，不像有些部门给的稿子尽是“伟大胜利”。

有回合众社记者问“八路军弹药从哪来”，她没绕弯子，直接递过译好的《兵工厂报告》：“自己造的，每月能产步枪子弹三万发”，记者拿着稿子就往报社跑，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武器生产数据”。

这些英文稿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外国记者的办公桌上，谁也不知道这个穿旗袍的姑娘，正用打字机敲开了国际舆论的一道缝。

在曾家岩的煤油灯下，龚澎的办公桌上总堆着三样东西：外国记者的提问记录、解放区的最新战报、还有一叠写着“周副主席亲启”的牛皮纸信封。

每隔三五天，她就把记者们追问的“中共军队编制”“根据地税收政策”等问题整理成简报，旁边用红铅笔标注建议：“可引用晋察冀边区春耕数据回应粮食自给问题”“可提供百团大战俘虏统计表”。

周恩来常对着这些字迹清秀的简报点头，有时直接在空白处批“同意照此答复”。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总看见她挎着帆布包往外国记者招待所跑，包里装着延安广播电台的新闻稿和油印的《解放日报》。

记者们爱围着她问东问西，有人故意挑刺“你们为什么不实行西方民主”，她也不恼，从包里翻出《新华日报》合订本，指着“根据地参议会选举办法”说“我们的民主是这样的”。

有记者私下说，这个中国女人有种“驯服功能”——再尖锐的问题到她这儿都能变成平和的讨论，她从不打断别人，却总能把话题引到“八路军缴获了多少日军武器”“解放区小学入学率提高了多少”这些具体事上。

有次她在记者招待会上直接摊开统计表格：“上个月晋绥边区纺织厂生产土布两千匹”，美国记者当场拍了照片，说这比任何宣传都有力。

她的帆布包里除了文件，有时还装着陕北的小米糕，碰到熟悉的记者就分一块，边吃边聊前线的故事，记者们说她不像官员，倒像个“会讲故事的学者”。

有次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问她解放区有什么新鲜事，她从包里掏出几张木刻版画，说这是敌后军民自己刻的。

费慰梅盯着版画看了半晌，画上是个农民蹲在地里选豆子，手里攥着颗红五星，背景是土墙上的标语“人人有选举权”。

1943年春，费慰梅筹备华盛顿中国美术展，龚澎听说了，直接抱来一摞作品：有彦涵刻的《豆选》，古元画的《离婚诉》，还有解放区妇女剪的《春耕图》，每张纸角都盖着“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红章。

“这些是敌后军民刻的，”龚澎指着《春耕图》里戴头巾的妇女，“她们白天种地晚上剪纸，剪刀就是武器。”

费慰梅知道她懂行，当年在燕大，龚澎就能分清元曲和宋词的平仄，这些木刻线条里的力量，她不会看走眼。

展览在美国开展那天，《纽约时报》记者拍下老农选豆的版画，配文写“中国敌后的艺术惊雷”，谁也没想到，这些带着油墨香的纸片，是从重庆曾家岩的文件柜里，被一个穿旗袍的中国女人送出国门的。

龚澎后来给毛主席当过英文翻译，给彭老总当过秘书，更是周总理离不开的得力助手。

新中国成立后，她成了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后来又当上部长助理，《纽约时报》说她是“寰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一点不假。

现在我们总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可别忘了当年那个穿旗袍、敲英文打字机、把解放区木刻送进美国展览的龚澎。

她那套法子其实不复杂，就是心里有信仰，待人够真诚，不用喊口号，照样能让世界看见中国的光。

现在搞国际传播，不就缺这个吗？

这大概就是她给咱们留下的最实在的东西。

来源：分享人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