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杨头有一双粗糙的手，指甲缝里总有清洗不掉的泥土。这双手摸起来像是树皮一样粗糙，却能在地里把小芽捏得那叫一个精准。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眼角有深深的皱纹，笑起来像是一朵绽开的菊花，皱成一团。

村里人都叫他老杨头，虽然他才58岁。我跟他家沾亲带故，都姓杨，他算我二伯。

老杨头有一双粗糙的手，指甲缝里总有清洗不掉的泥土。这双手摸起来像是树皮一样粗糙，却能在地里把小芽捏得那叫一个精准。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眼角有深深的皱纹，笑起来像是一朵绽开的菊花，皱成一团。

记得他40多岁那年，也就是1998年洪水之后，村里人都在抱怨庄稼歉收，他却拿出积蓄承包了村口那十亩荒地。当时村里人都劝他：

“杨有根，你这是要干嘛？那地都是碱土，种啥不长啊！”

老杨头挠挠头，笑道：“试试看呗。”

那块地确实不好，我上初中时骑车路过，夏天都是光秃秃的，只有一些耐盐碱的杂草。老杨头把那地承包下来第一年，整整三个月没怎么回家，就住在地头的小棚子里。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改良土壤，用的全是老法子——堆肥、沤粪、挖深沟排碱…

第二年春天，他开始种白菜、萝卜这些容易活的蔬菜。我记得那时候村里人都说：

“杨有根疯了，死活不用农药化肥，卖菜能有啥出路？”

确实，那时候谁家不是追求高产啊？农药杀虫，化肥催生，哪家舍得不用？但老杨头犟得很，说什么也不用。

“这东西吃到肚子里，总归不是好事。”他总这么说。

老杨头的菜长得慢，个头也不大，卖相确实差。我记得他第一年的收成，拿到集市上去卖，愣是没人买，价格比别人贵一截不说，菜叶上还有虫眼，谁看了都摇头。

“这破菜，卖这价钱，想钱想疯了吧？”

那天收市，他推着大半车没卖完的菜回来，却没见他丧气。

第二天，他又去了，接着是第三天、第四天…

我那时候在读高中，有一次放假回家，正好碰到他从集市回来。他的三轮车上还堆着不少菜，我就问：

“二伯，今天又没卖完啊？”

他笑了笑，没说话，只是从车上拿了两个萝卜递给我，说：“带回去吃吧，甜。”

我当时也没在意，回家后妈妈切了一块给我尝，那个萝卜的味道至今我都记得——又脆又甜，根本不像集市上买的那种水分多味道淡的萝卜。

就这样，老杨头坚持了下来。十年后，我大学毕业进了城，偶尔回家看他，他的菜地扩大了，已经有二十多亩。他养了一池鱼，还有一群鸡鸭在地里转悠，说是”生态循环”，我也听不明白。

最让人意外的是，他居然请了两个帮手，都是村里的留守老人。

“现在卖得掉了？”我好奇地问。

“卖给镇上的食堂，学校食堂。”他依然是那副笑呵呵的样子，好像没啥了不起的。

我记得那是2010年左右，刚好有个同学在县城开了家饭店，我就向他推荐了二伯的菜。没想到那同学来看过之后，二话不说就签了长期供货合同。

“你二伯这菜，没说的，虽然贵点，但是味道真不一样。”

我曾经帮二伯送过几次菜，看到他每次收菜前都会用清水冲洗，装箱时小心翼翼，生怕磕着碰着。每个箱子上都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上面写着什么时候收的、是哪块地的，仔细得让人想笑。

“那么认真干嘛，又不是什么名贵东西。”我说。

“吃进肚子里的东西，马虎不得。”他依然是那句话。

就这样，他那十几亩地的菜，供应了几家固定的饭店和食堂，日子也算是稳定下来了。

可是，转折却来得又急又猛。

2018年，那年我结婚，二伯送了一筐自己种的蔬菜作为礼物，被我媳妇笑话土气。可婚宴上，厨师竟然专门跑出来，问这些菜是从哪里买的，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原材料。

那次之后，二伯的名声开始在县城餐饮圈子里传开。不知道是谁，把他的事迹发到了抖音上，一下子就火了。视频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戴着草帽，蹲在地里摘菜，几只鸭子跟在后面，抢着吃地里的虫子。

“四十年坚持不用农药，只用传统农法种地的倔老头”——这个标题配上他的朴实笑容，让不少人为之动容。

一个月后，来了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带着什么仪器，说是要检测他的土壤和蔬菜。检测结果出来后，那年轻人给他送来一个证书，说是什么”有机认证”。

二伯对这个不在意，只是把证书挂在了自家堂屋的墙上，跟他儿子的大学毕业证并排放着。

但，这个认证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城里人的钱包。

2019年春天，镇上来了辆面包车，车上下来几个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自称是什么”社区团购”的，要包他全部的菜。二伯没同意，只肯给他们三分之一的产量。

“老客户的量不能少，这是诚信。”他说这话时，态度难得地坚决。

后来又来了家”有机食品专卖店”，还有”农夫市集”的，二伯都只给了一小部分产量。

我问他为什么不扩大规模，雇更多人，种更多地。

“种地和养孩子一样，投入的心思是有限的，摊得太开，就照顾不过来了。”

这些年，他断断续续扩大了一些，但始终保持在五十亩以内。雇的都是村里的留守老人和一些妇女，最多时有十来个人。他给的工钱不高不低，但活轻松，一些上了年纪干不了重活的人，正好可以在他那儿干活补贴家用。

2020年那场疫情，全国都乱了套，但二伯的菜却一天都没断过。县城封闭期间，他和几个帮手住在田间的小屋里，天天给订户送菜，从不间断。

有一次，他骑着三轮车去送菜，被卡在了路障那儿。

“回去，现在禁止流动！”执勤的小伙子很严厉。

二伯不急不恼，从车上搬下一箱菜：“这是给县医院订的，他们食堂缺菜。”

“有证明吗？”

“没有，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

值守的人将信将疑，真打了电话，没想到医院食堂的师傅急了：“老杨的菜必须放行！我们这儿正等着呢！”

那段时间，他的菜主要供应医院和一些养老机构，价格也没涨一分钱。

疫情过后，二伯的名气更大了。不知是谁发了篇文章，标题是《疫情中坚守的”有机菜农”：四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文章里有张二伯站在菜地里的照片，朴实得有些不好意思。

从那以后，他的订单就没断过。城里来的客户越来越多，甚至有外地人专程开车来买他的菜。

去年冬天，我回老家，发现二伯家门口立着个牌子：【预订已满，新订单排至明年春天】。

我在村口的小卖部听说，现在二伯的菜不光卖到了县城，还有人专门从省城来拉货，每周定时定点，价格比市场上的贵一倍不止，却还是供不应求。

“现在那些城里人，可不就是认准了老杨头的菜嘛！”小卖部的刘婶笑着说，“以前嫌贵不买，现在求着买还买不到！”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给地里浇水。白发多了些，身板却依然硬朗。他的菜地还是那么大，没有再扩张，但多了些整齐的标识牌，每块地都种着不同的蔬菜，连种植时间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二伯，听说您现在可出名了啊！”我打趣道。

他摘下草帽，擦了擦汗，憨笑道：“哪有什么出名，就是种地而已。”

“现在生意这么好，您就不打算扩大点规模？”

他放下水管，慢悠悠地说：“地就这么大，人手就这么多，再扩大，就顾不过来了。我这人没啥本事，就懂得一点——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每一棵菜都照顾好。”

我突然想起什么，问道：“二伯，您坚持这么多年不用农药化肥，最初是为什么啊？”

他愣了一下，眼神飘向远方，好一会儿才说：

“你奶奶，就是你大爷的媳妇，记得不？她那年得了胃癌，走得时候才五十出头。医生说可能和吃的东西有关系…”他顿了顿，“那时候我就想，种地嘛，能不能干净点，少点农药化肥，让人吃得放心点。”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二伯坚持四十年的背后，是这样一个简单却深沉的理由。

“所以您现在不打算扩大规模？”

“人这辈子，能把一件事做好就不错了。”他笑着说，“再说了，一亩地的收入顶过去十亩，还累得少，何必贪多呢？”

说着，他弯腰从地里拔出一颗水灵灵的小白菜，掸掉泥土，递给我：“带回去吧，刚长好的，嫩着呢。”

就在前几天，我听说县里要给二伯发”生态农业先进个人”的奖，还有媒体去采访他。村里人都替他高兴，觉得他这么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认可。

可二伯却躲着不见人，还是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就起床，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戴着草帽，下地干活去了。

太阳照常升起，照在他佝偻的背影上，也照在那片生机勃勃的菜地上，四十年如一日，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他只是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那一方土地，和那份执着的初心。

昨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条消息，说是省农业大学的教授来村里了，要和二伯合作研究传统农法。二伯听说后，憨厚地挠着头说：“咱就是种地的，懂啥研究啊？”

但他还是同意了，说是想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教给更多人。

我知道，对于二伯来说，种地从来不是为了出名或赚大钱，而是一种责任和坚守。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他就像一株扎根在土地里的老树，默默地生长，静静地奉献。

在村口的那片绿油油的菜地里，二伯的身影渐渐与黄昏融为一体。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世界上最打动人心的故事，往往就是这样平凡却又坚守的一生。

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

秋天，二伯的菜地里，黄澄澄的南瓜挂在藤上，胖乎乎的白萝卜露出头来，就像他那永远乐观的笑脸，朴实而温暖。

村里的广播响起来，说县里的领导要来参观。二伯听了，只是笑笑，然后低头继续拔着地里的杂草。

“这草啊，不及时拔，就会占了菜的养分。”他絮絮叨叨地说，仿佛那些名声、荣誉与他无关。

夕阳西下，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伸向远方，却又紧紧地连着脚下这片土地。

有人问我：“你二伯现在赚了不少钱吧？”

我笑了笑，心想，对于二伯来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钱，而是那片土地和四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那些现在趋之若鹜的城里人，曾经对他的菜嗤之以鼻，而现在却把它奉为珍品。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有时候，坚守的意义不在于被多少人认可，而在于你相信这是对的事，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心血。

最后，我想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菜地”，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像二伯那样，执着地耕耘四十年，不为名利，只为心安。

“明天天气好，得给菜地松松土了。”二伯望着天空，喃喃自语。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来源：彩虹泡泡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