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赓晚年，就是在他生病的那几年，正值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十年中，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遭受到严重挫折。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此期间，党内斗争开始变得复杂而频繁。陈赓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对党忠心耿耿，旗帜

陈赓晚年，就是在他生病的那几年，正值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十年中，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遭受到严重挫折。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此期间，党内斗争开始变得复杂而频繁。陈赓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对党忠心耿耿，旗帜鲜明，直言不讳，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他对一切错误倾向不能容忍，总是抱着不妥协的态度进行斗争。就像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说的:他虽然有病了，心没有停下来，对于什么事情都要表示态度，都很费脑筋。这也加重了他的病情。

1961年年初在北京，陈赓老觉得住的房子闷，其实是他本身不舒服，他的病已很严重。可是他不以为然，不相信自己的病有那么重，还像战争年代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

照他自己的说法:“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活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这点病算得什么!”

元旦过后不久，他说要搬家，还是那股战斗作风，一两天就搬到西直门招待所。不久，上海华东局的同志打电话来，劝他到上海休息。这时北京正是隆冬，风大，每天在院子里散步都得戴着帽子，捂上口罩，本来他哪也不想去，但对上海打来的电话感到“盛情难却”，就去了。

他外出一贯反对“前呼后拥”，这次他又提出少带人，不带医生，不带随员，甚至连我他也不准备带的。我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部长安子文知道了，就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随他去上海休养，顺便了解干部情况。正值放寒假，孩子们也去了。

到上海后住在丁香花园。这里远离闹市，环境优雅，是个休养的好地方。只是上海老是阴天下雨，气压低，使他很不舒服。市委对我们的招待很好，伙食也很好。陈赓过意不去，吃饭的时候就把肉菜端到一旁，说不要这么浪费:“现在群众生活很苦，主席、总理都不吃肉啦，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这么多肉?”我在草坪上挖了点野蒜之类拌了一份，讲传统，大家吃得过瘾，他也高兴。

这次到上海，事后想想真是一个错误。其实保健委员会有个报告给中央，说到有些同志如陈赓、陈云、林枫等心脏病都比较重，应当严密注视，不能跑远处的。可下面的同志并不知道，觉得上海是个大城市，条件不差，就同意了。

而更加错误的是，他的(也包括我的)一些合乎常理的想法和愿望，却在无形中促使他的病情向着危险的边缘发展。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心中总是后悔万分。

“工作第一”是我们那代人的固有观念，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一到上海，我就拿出许多有关市委的材料来看，想做点准备。陈赓比我还着急，说:“我没有看到像你这样做干部工作的，做干部工作嘛，就要到干部那里去。”我说市委还没来通知。他拿起电话就给华东局副书记陈巫显说:“傅涯来这里是有任务的，你快给她安排吧。”于是我就被安排到徐汇区委去。每天一大早出发，到晚上9点钟左右才能回来。

这个时候，中央军委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人民解放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结合自己的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陈赓看到这个通知，非常高兴。战争年代他就十分重视作战经验的总结，心想此时正好有事可做。他也许认为这是主动向病魔进攻的一个好办法。于是，我一上班，他就开始写东西。他一生经历的战争太多了，值得总结的东西太多了，思维的闸门一旦打开，就难以合拢。3月7日上午他开始口述，由秘书笔录，随后整理出来一份初稿。陈赓看后，不甚满意。

我多了一句嘴:“你的这个经验，要秘书写，他可能写不出来，他可能体会不了你的思想。”他觉得有理，决定自己动手写。这正是我后悔的地方，当时为他的情绪所感染，而忘记了他还是个重症的病人。我去上班，他就在家里看文件，拉提纲，苦思冥想。有时还一个人走出丁香花园，拐杖也不拿，扩张血管的药也不拿，劝也劝不回来。又听说安徽死了许多人，他的心情越加沉重起来。太累了，他就喝咖啡，或者吃浓茶来支撑，这都严重影响了他的病体。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怎么写都不满意，原计划写六个部分，结果写了改，改了写，只写了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

3月15日一早，我照例又去徐汇区委工作。这天下午，警卫员从丁香花园打来电话说:“首长不舒服，请你早点回来。”往常我是9点到家，这天我5点钟就赶回来了。

多年来，他从来不记得自己的生日。那天，阴历二月初一，他突然想起来了，说:“傅涯，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给我搭点面条吃吧。”因为宾馆里的厨师不会排北方面条，我放下手提包，就下厨房和面，煮了一碗雪里蒸肉丝面条给他吃了。

这天晚上他感到胸部有些难受，很久不能人睡，似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侧过身来，久久地凝视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喃喃地说:“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我连忙伸手把床头柜上的台灯打开。我以为他是想着总结的事情睡不着，就劝慰他说:“不舒服就好好地睡一觉，暂时别想写文章的事了。”

陈赓苦涩地笑了笑，又缓缓地伸出右手晃了晃，指指头说:“机器一开动，怎好停下来。”

后来，陈赓渐渐睡去，这一夜还算平静。

第二天，也就是3月16日，天很不好，窗外寒风呼啸。早上6点多钟，陈赓就说肚子痛。我当时也不懂，这其实是心脏病反射引起的。我赶紧往医院打电话。

胸痛仍在继续。但陈赓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还问身边的医生:“今天是不是应该打肝素啦?”打肝素是用来防止血栓的。8点钟的时候，小涯跑来叫他起床吃饭，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很难受地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这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们焦急地等候医院的医生快来，可仍没有到。这时我看到陈赓躺在那里，脸色苍白，烦躁不安，额头直冒冷汗，知道事情不好，赶紧拿一片硝酸甘油往他嘴里塞。药片送进嘴里，还没有起作用，就被他吐了出来，而我只顾抓住他的手，他的手还没有凉，可是他已经不行了。

当医生和院长赶来时，已经晚了。我痛苦地看着这一切，他的手在我的手里一点一点变凉，我仍紧紧地握着，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那一刻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尽管我对他的病情有所准备，却没有想到病情会发展得这样快，来得这样突然。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失声痛哭。亲爱的陈赓同志，就这样永远地离去了。

陈赓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从悲痛中解脱。常常失眠，觉得精神恍惚，一闭眼，许多往事就会浮现在眼前。我只能用努力工作，来排遣心头的剧痛，同时思考着如何为他的身后做点事。

由于陈赓工作的保密性，他生前很少向我提及他的工作情况，遇到他与人谈公事，我都有意回避。在生活中，我们之间互相关怀体贴，但他在政治上对我的要求是严格的。我在中央组织部一干就是17年，先当干事，1954年改为巡视员。按照陈赓的家风，有关级别、待遇的事从不向组织上伸手。然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一伙没有忘记整陈赓，整不到陈赓就把矛头对准我，说我是“给叛徒树碑立传”，罗列了一大堆罪名，先是开除党籍“靠边站”，然后就把我赶到干校劳动，还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寡妇集团”。直到过了三年多，我才回到北京，恢复党籍，重新工作。陈赓逝世之后，我就开始整理他留下的资料和日记，我才发现自己还远远没有真正地了解他。陈赓对林彪是有看法的，特别是对南部边疆作战的指导思想有很大分歧。早在1960年，他就写了一篇有关南部边疆三次追歼战的文章。文中说道:“当时有人提出了另外一种部署”，显然是指林彪。但当时林彪正在台上，而且越来越红，这样的文章无法公开发表。我对林彪的卑劣行径心中很是气愤，就将这篇文章整理出来。那时“四人帮”仍在台上，也没让发表。经过我一再争取，终于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发表出来。1981年，我又将劫后余生、侥幸保存下来的陈赓日记整理出版。1993年，我与军科的同志查资料，核对电报，一起写了《秘密使命—陈赓在1950年越南边界战役中》的文章。可以说，每一次整理和研究有关他的资料，都使我受到一次教育，更加深人地理解他，因此也更加敬重他，思念他。

我觉得，陈赓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在工作中，他敢于坚持原则又非常讲究工作方法。既严肃谨慎又热情奔放、细致人微;在生活中，他则是一位非常随和宽厚又极其幽默的人。而对我和孩子们而言，他又是一位感情丰富、专一非常善解人意的丈夫和父亲。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勤勉工作，以出色的成绩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党和国家领导人信任他，器重他;曾与他共过事的同事留恋他，敬佩他;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同志信服他，怀念他。以至于在他去世之时，那么多的同志潜然泪下，有些同志竟禁不住失声痛哭。董必武同志挥泪写下的挽词中说:“从军原是为人民，百战勋劳总不矜。……羡君年富多材勇，国栋何期早作仙。”这些诗句代表了同志们对陈赓的怀念之情，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