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些录音一曝光，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不再是简单的口水战，而是实打实的创作权争夺。录音里，王家卫的声音清晰可辨："秦雯写感情戏还行，但故事主干得靠程骏年搭框架。"

就在9月16日这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一个叫程骏年的年轻人，彻底搅乱了娱乐圈的平静。

他在网上发布了一系列爆料，声称自己才是《繁花》电视剧版的真正奠基人。刚开始，网友们都以为这又是什么蹭热度的把戏。

毕竟这年头，什么人都敢出来说自己是某部神剧的幕后英雄。但程骏年不一样，他手里有录音，还有聊天记录，证据确凿。

这些录音一曝光，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不再是简单的口水战，而是实打实的创作权争夺。录音里，王家卫的声音清晰可辨："秦雯写感情戏还行，但故事主干得靠程骏年搭框架。"

这句话就像一颗重磅炸弹，直接炸开了《繁花》创作的真实内幕。原来那个在白玉兰奖台上说自己用102万字剧本构建故事的秦雯，背后还有这样的秘密。

更让人震惊的是程骏年的工作状态。他既是王家卫的生活助理，又要负责剧本创作。每天要给剧组做饭，给导演挡酒，生病了还要被质问"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而他的月薪，仅仅只有3000块钱。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一个参与神剧创作的编剧，收入还不如很多普通打工人。

最残酷的是，程骏年还患有渐冻症。这种病会让人的肌肉逐渐萎缩，最终失去行动能力。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他还要承担巨大的工作量。

为了让《繁花》的剧本更加真实，程骏年自费购买了大量专业资料，《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这样的书他买了好几本。

他还专门去采访退休股民和外贸从业者，光是笔记就写满了三大本。从"过江龙北伐上海滩"到"沪深争证券大哥"，这些专业的商战细节都是他一点点挖掘出来的。

但秦雯对这些专业内容的反应却让人意外："观众看不懂这些专业术语，你写简单点。"这句话透露出一个问题：她可能根本就不懂这些商战逻辑。

录音中还曝光了更多细节。背景里偶尔传来咖啡杯轻叩桌面的脆响，还有切菜的声音。这说明程骏年在做这些基础工作的同时，还要参与剧本创作的核心讨论。

当《繁花》逐渐成型，程骏年的价值似乎就被榨干了。有人建议王家卫把他开掉，虽然王家卫没有同意，但给出的理由让人心寒："他一个月才多少钱？又能当助理，又能写剧本，这多划算。"

现在问题来了，程骏年说剧本是自己写的，秦雯坚持说是原创，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从时间线来看，程骏年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他从2019年就开始筹备剧本，那时候《繁花》项目刚刚启动。

而且他提供的证据不只是录音，还有大量的工作记录和资料收集的痕迹。这些东西要造假可不容易。反观秦雯这边，除了那个著名的"102万字剧本"说法，似乎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创作证据。

录音中透露的信息更加耐人寻味。王家卫明确说秦雯"写感情戏还行"，但对商业故事"一窍不通"。这个评价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繁花》作为一部商战题材的剧，如果主创编剧对商业逻辑不了解，那整个故事框架从何而来？答案很可能就在程骏年这里。

更有趣的是，秦雯在看到程骏年写的专业内容时，竟然要求"写简单点"。这种反应很像是一个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

如果她真的是《繁花》的主要创作者，应该对这些核心内容有深度理解才对。但录音显示的情况恰恰相反。

从创作贡献来看，程骏年显然付出了更多实质性的工作。他不仅要构建故事框架，还要处理大量的专业细节。

而秦雯的工作更像是在程骏年搭建的架子里填充一些感情戏的内容。这种分工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最终的署名权分配。

2024年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秦雯眼含热泪地感谢王家卫："这部剧让我真正理解了上海的魂。"但程骏年爆料说，她口中的"102万字剧本"，实际增量仅有8.7万字，大部分是对他初稿的格式调整。

这个数字对比如果属实，那问题就很严重了。8.7万字对比102万字，这中间的93万字是谁写的？更讽刺的是，程骏年最终只在片尾字幕中获得"前期责任编剧"的头衔。这个职位听起来就像是打下手的，完全不能体现他的实际贡献。

从法律角度来看，著作权的认定主要看谁是实际的创作者。如果程骏年真的承担了主要的创作工作，那他确实有权要求相应的署名。

但现实很残酷，在影视行业里，话语权往往掌握在有名气的人手里。一个月薪3000的小编剧，很难与成名的编剧抗衡。

程骏年的遭遇听起来很悲惨，但在这个圈子里，类似的事情恐怕不是个案。香港《明报》在2024年1月就报道过类似情况。一个叫"爱家姐妹"的编剧透露，她朋友也在《繁花》剧组工作过。

这个朋友提供了剧本创作思路，结果没干多久就因为内容被王家卫多次否定而离开剧组。但《繁花》播出后，她惊讶地发现，自己那些被"否定"的内容竟然被采用了，而且连个署名都没有。

这种"新人搭框架，名人摘桃子"的做法，在影视行业似乎已经成了潜规则。根据中国编剧协会的数据，约68%的编剧存在署名权争议，而维权成功率仅为23%。这个数字说明问题有多普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复杂，但核心问题是权力不对等。制片方通常更愿意相信有名气的编剧，而不是默默无闻的新人。

即使新人确实做了主要工作，但在最终署名时，还是会向"大牌"倾斜。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宣传和获奖，但代价是牺牲了真正创作者的权益。

美国的情况要好一些。在好莱坞，编剧工会的保护机制相对完善，编剧的平均收入能达到制片人的三分之一。

而在国内，编剧收入占影视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不足2%。这个巨大的差距反映了国内编剧地位的尴尬。

除了《繁花》，最近几年编剧维权的案例还有很多。2023年，编剧金媛媛起诉制作方要求支付稿酬。

2024年某网剧因为频繁更换编剧引发了署名权纠纷。这些案例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编剧的权益保护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定制剧"、"比稿"等模式让编剧沦为资本的打工者。甚至出现"一个项目换16个编剧"的荒诞情况。

在这种环境下，编剧尤其是底层编剧，往往处于食物链最底端。他们的劳动成果很容易被别人占有。程骏年的案例之所以引起关注，不仅因为涉及《繁花》这样的热门剧，更因为他患有渐冻症的特殊身份。

一个身患重病的年轻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要为自己的创作权益而战，这种悲壮感很容易触动人心。但我们不应该只是同情他个人的遭遇，更应该思考这背后反映的行业问题。

程骏年的这次"鱼死网破"，能给这个行业带来什么改变吗？从目前的情况看，至少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国家广电总局在2024年10月发布了《影视行业劳动合同规范指引》，明确要求加强对编剧等创作人员的权益保护。

这个政策的出台虽然与程骏年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时间点上的巧合说明监管层面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从法律角度来看，知识产权法专家认为，影视创作中的"代写"现象涉嫌违反《著作权法》。署名权作为著作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更严格的法律保护。这为类似案例的维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要真正改变现状，光有法律条文还不够，关键是要有具体的执行机制。韩国编剧金银淑的成功维权案例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她通过编剧工会的力量，成功维护了自己的署名权和经济利益。

2024年美国编剧工会大罢工也显示了集体行动的威力。当编剧们团结起来时，资本方也不得不妥协。相比之下，国内编剧的组织化程度还比较低，这也是他们在维权时经常处于劣势的原因之一。

程骏年事件的影响可能不只是个案解决，它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让更多人开始关注编剧权益问题。

网上的讨论虽然有争议，但总体上对程骏年是同情和支持的。这种舆论环境对推动问题解决是有利的。业内专家预测，未来2-3年内，相关法规会进一步完善。影视行业的创作权益保护体系将更加健全。

但改变不会一蹴而就。既得利益群体不会轻易放弃已有的优势，这个过程注定充满博弈。

对于像程骏年这样的底层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及时保存创作证据，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

同时，整个社会也需要重新审视创作劳动的价值。当我们为《繁花》中阿宝的商海沉浮喝彩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在幕后默默耕耘的创作者。

每一个精彩的故事背后，都凝聚着创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尊重他们的劳动，保护他们的权益，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道德问题。

程骏年在录音最后哽咽着说："我只是想让我的孩子知道，爸爸写的字也值得被看见。"这句话道出了所有创作者的心声。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朵花，只有给予它阳光、雨露和尊重，才能真正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这场风波或许正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审视影视行业的价值取向，推动创作生态的积极变革。

当每一个创作者都能挺直腰杆说"这是我的作品"时，中国影视才能真正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你怎么看？

来源：顶楼的小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