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座身为一国之都、见证了六朝兴衰的古老城市，此刻正像一个生命体征飞速流逝的病人，呼吸越来越微弱。病因，是城外那面狰狞的太阳旗和它身后隆隆作响的战争机器。

1937年的冬天，南京的风是冷的，冷得彻骨。

这种冷，不只是节气上的寒意，更是一种从人心深处弥漫开来的绝望。

这座身为一国之都、见证了六朝兴衰的古老城市，此刻正像一个生命体征飞速流逝的病人，呼吸越来越微弱。病因，是城外那面狰狞的太阳旗和它身后隆隆作响的战争机器。

稍微有点门路的人，都知道大势已去。上海已经失守，那场号称“血肉磨坊”的战役打光了国民政府最后的精锐。现在，日本人正沿着京沪线扑过来，目标明确，就是南京。

最高长官们是最先嗅到危险气息的。十一月，国民政府的核心机构就已经打包西迁，去往那个叫重庆的山城。车队、船队、飞机，载着达官显贵和他们的家眷细软，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留下的，是一座被掏空了心脏的城市，和城里百万来不及逃、或者无处可逃的平民百姓。

城里的外国人们，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感受着这股寒流。美国大使馆的电话线几乎要被打爆了，语气一天比一天严厉，内容却只有一个：快走，立刻，马上！所有美国公民，必须撤离！

大使馆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正确。战争不是请客吃饭，炮弹更不长眼睛。军队溃败，城市沦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国家机器都保护不了你了，大使馆又能做些什么？到最后真出了事，难道派一艘航母来为你复仇吗？别开玩笑了。

所以，走，是唯一的、最明智的选择。

绝大多数人都听从了这个明智的选择。他们收拾行囊，告别朋友，登上了前往上海或者更远地方的轮船。然而，总有一些人，他们的行为逻辑，不能用简单的“趋利避害”来解释。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就是这样一个人。

南京城里的人更习惯叫她“华群”，或者亲切地称呼她“华小姐”。

这位时年五十一岁的美国女士，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代理院长。她在中国已经待了二十多年，南京就是她的第二个家，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是她的孩子。

当大使馆的官员第N次找到她，几乎是用最后通牒的口吻让她必须撤离时，魏特琳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

官员的脸上写满了“不可理喻”，他摊开双手，加重了语气：“魏特琳女士，我必须提醒你，这不是请求，是命令！日军兵临城下，南京即将成为战场。你的安全，我们无法保证。如果你执意留下，之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大使馆将不负任何责任！”

这话已经说得很重了。翻译过来就是：你非要留下来送死，我们管不着，也救不了，你好自为之。

魏特琳的目光越过官员焦急的脸庞，望向窗外金女大美丽的校园。冬日的阳光洒在那些中西合璧的建筑上，草坪虽已枯黄，但依然开阔整洁。这里有她的学生，她的同事，还有她倾注了半生心血的事业。

她转回头，看着官员，语气温和但坚定得像一块岩石：“我不能走。”

“为什么？”官员几乎要喊出来了。

“就像在危险之中，”魏特琳缓缓地说，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官员彻底没话说了。他跟一个抱有殉道者决心的人，是讲不通道理的。他最后能做的，就是拿出一张纸，一支笔。

“既然如此，那就签字吧。”

那是一张证明书，白纸黑字，内容冷酷而直白，标题就是“无论如何也不离开”。签了这张字，就意味着她自愿放弃了美国公民在海外应得的领事保护，从此生死由命，与美国政府再无瓜葛。

魏特琳接了过来，没有丝毫犹豫。她在一张桌子上铺平了纸，拧开钢笔，毅然决然地，在签名栏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Minnie Vautrin。

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这一签，签下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份承诺，一个选择，一条与身后那个强大祖国暂时割裂、与脚下这片危难土地共存亡的道路。

她签完字，将证明书递还给官员。那位官员看着她，眼神复杂，有无奈，有不解，但最终，似乎也有一丝难以言说的敬佩。他收起文件，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魏特琳身边一位年轻的中国助教，名叫李芳的姑娘，终于忍不住上前，声音带着哭腔：“华小姐，您……您真的不走了吗？外面……外面都说日本人很可怕的！您何必呢……”

魏特琳转过身，轻轻拍了拍李芳的肩膀，原本严肃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那微笑里有疲惫，但更多的是慈爱与安宁。她看着李芳，又像是透过她看着校园里那些惊慌失措的年轻面孔，柔声说道：

“我的孩子们都在这里，母亲怎么能离开孩子呢？”

李芳的眼泪瞬间决堤。她明白了，在华小姐的心中，这早已不是一份工作，一个身份，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无法割舍的责任。

魏特琳的选择并非孤例。在那个黑暗降临前的南京，还有二十多位和她一样选择留下的外国人。他们中有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代表约翰·拉贝，有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费奇，有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这些人，身份各异，国籍不同，但在人性的十字路口，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他们奔走呼号，利用自己的外国身份与日本人交涉，最终推动成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构——南京安全区。

这是一个参照上海的经验，在南京城内划出的一片约3.86平方公里的区域，理论上，这里将成为非军事区，专供平民避难。而魏特琳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其宽敞的校园和坚固的建筑，成为了安全区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专门收容妇女和儿童的核心避难所。

魏特琳的校园，成了南京城里无数妇孺眼中最后的方舟。

十二月初，方舟的舱门刚刚打开，难民就开始不断涌入。起初，魏特琳和她的同事们估计，整个校园的容纳极限大约是2750人。这是一个经过精密计算的数字，考虑到了校舍、水电和最基本的卫生条件。

然而，他们严重低估了战争的恐怖，也低估了人性的丑恶。

12月13日，南京城破。

那一天，地狱的大门被彻底撞开。疯狂的日本兵如蝗虫般涌入这座古城，一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暴行开始了。杀戮、奸淫、抢劫、焚烧……所有能够形容罪恶的词汇，在这里都显得苍白无力。

消息像瘟疫一样在城里传开，伴随着的是真实的枪声、惨叫声和冲天的火光。城里的人们疯了一样，朝着一个方向奔跑——安全区。

金女大的校门口，人潮汹涌。

魏特琳每天都能看到上千名难民涌入，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同样的表情——极致的惊恐。他们衣衫褴褛，很多人只带着随身的单薄衣物，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拖家带口，哀求着，哭喊着，只求能在校园里有一个立足之地。

“华小姐，求求您，让我们进去吧！”

“菩萨啊，救救我的孩子！”

他们哀求说，自己只需要在草坪上有一席之地就行，只要能待在这片围墙之内。因为外面的世界，已经不是人能待的地方了。

外面的日本人太可怕了！他们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就先奸后杀。见东西就抢走，最后一把大火，埋葬一切。

魏特琳亲眼看到了这一切。她偶尔冒险走出校门，看到的是一幅末日景象：大街上浓烟滚滚，到处是断壁残垣，焦黑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有男人的，也有老人、妇女和孩子的。曾经繁华的街道，如今只剩下死寂和乌鸦的盘旋。秦淮河的水不再是桨声灯影，而是被染成了令人作呕的暗红色，长江里漂浮的尸体多到堵塞了航道。

短短一个星期，涌入金女大的难民人数就从两千多，激增到了一万人。

这是一个超出了所有人想象的数字。

整个校园，人满为患。每一间教室，每一条走廊，每一个过道，都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像沙丁鱼一样被塞在有限的空间里。寒冬腊月，水泥地面冰冷刺骨，很多人只能睡在室外的草坪上，紧紧地挨在一起，靠彼此的体温取暖。哪怕能在一级台阶上、一张实验室的桌子上容身，都足以让人感到心满意足。

魏特琳看着眼前这一幕，内心被巨大的悲悯和沉重的责任感所填满。她瘦弱的肩膀上，扛起的是一万多名妇孺的性命。她那碧色的眼眸里，映出的是一张张疲惫、恐惧但又带着一丝希望的脸庞。

她们叫她“华小姐”，叫她“活菩萨”。她们相信，只要在这个美国女人的羽翼之下，就能躲过这场劫难。

站在中央大楼的窗前，魏特琳望着校园里黑压压的人群，再望向远处被大火映红的夜空，她知道，自己签署那份证明书时做出的选择，将在这里，在这片人间地狱里，迎来最严酷的考验。

这艘永不弃的船，已经载满了乘客。而船外，是滔天的血海。

拼命挤进来的安全区，就真的安全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绝对的、不受约束的暴力面前，任何纸面上的协议，任何道义上的边界，都脆弱得如同窗户纸。

对于已经杀红了眼的日本兵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片围墙，非但不是禁区，反而更像是一个标签鲜明的狩猎场。墙外，猎物已经不多，而且被摧残得差不多了；而墙内，聚集着上万名惊魂未定的妇女和儿童。这在他们眼中，简直就是一块送到嘴边的肥肉，一个唾手可得的乐园。

“搜查中国军人”，这是一个万能的借口，百试不爽。

日军总是不分昼夜、出其不意地前来骚扰。他们三五成群，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进入，更有甚者，干脆直接翻越围墙，像一群闯入羊圈的恶狼。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所谓的“搜查”，不过是他们满足兽欲的幌子。

从那一刻起，明妮·魏特琳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她不再是那个在课堂上温文尔雅的教育家，而彻头彻尾成了一只护崽的母鸡，一只愤怒到了极点的雌狮。

只要听到日本兵闯入的消息，无论是在吃饭、在开会，还是在短暂的休息中，她都会像上了发条一样，第一时间冲出去。她瘦弱的身躯，一次又一次地挡在那些野兽面前，用她并不强壮的身体，构成一道脆弱但决不退让的防线。

“This is American property! Get out of here!” (这里是美国财产，请你们离开！)

她用英语和自己所知有限的中文大声呵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她的外国面孔，她的美国身份，在最初的时候，确实能让一些士兵有所忌惮。但这种“护身符”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迅速贬值。

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轻蔑地推开她，或者用枪托顶着她的胸口，叽里咕噜地说着她听不懂的污言秽语。

12月17日，南京沦陷的第五天。这一天的夜晚，格外寒冷。

魏特琳刚刚端起一碗热粥，准备吃晚饭。这可能是她一天之中唯一能坐下来的片刻安宁。然而，粥还没入口，办公室的门就被猛地撞开，一个校工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声音里充满了恐惧：“华小姐，不好了！日本人又来了，这次人很多！”

魏特琳叹了口气，无奈地放下那碗还没来得及感受温度的粥。她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打断，愤怒和疲惫已经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她抓起挂在椅背上的大衣，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她赶到中央大楼时，看到两名日本兵正用枪托一下一下地砸着紧锁的大门，发出沉闷而令人心悸的响声。门后，是无数双恐惧的眼睛。

魏特琳的怒火瞬间被点燃，她冲上前去，用尽全身力气大吼道：“这里是美国学校，请你们立刻离开！”

其中一名日本兵显然是被她的吼声激怒了。他转过身，一双野兽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他没有说话，只是狞笑着，一步步向她走来。

魏特琳毫无畏惧地迎着他的目光。

“啪”的一声脆响，在寂静的夜空下显得格外刺耳。

那名日本兵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魏特琳的脸上。

巨大的力量让她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她的脑子瞬间嗡嗡作响，左边脸颊火辣辣地疼，像被烙铁烫过一样。屈辱、震惊、疼痛……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眼泪不争气地夺眶而出。

她还来不及消化这份刻骨的屈辱，眼角的余光又瞥见另外两名日本兵，正从人群里抓着学校的三位校工往外拖。她认得他们，一个是花匠老王，另外两个是勤杂工。

魏特琳顾不上脸上的剧痛，急忙冲上前去拦住他们，大声说：“他们是工人！是花匠！不是军人！”

但日本人根本不理会她的辩解，径直将人拉到了校门口。魏特琳一路跟着，发现校门口已经跪了一地的中国人，都是从附近被抓来的平民。一名日本军官要求她，必须逐一辨认这些人里有没有中国士兵。

就在魏特琳被故意绊在校门口，与这帮人渣理论不休时，突然，一阵尖锐凄厉的哭喊声从校园深处传来：

“救命啊！华小姐，救命！”

魏特琳的心猛地一沉，像被人攥住了。她扭头一看，只见不远处的侧门，一帮日本兵正拖拽着一群妇女，粗暴地把她们往卡车上塞。女孩们的哭喊声、挣扎声和日本兵的淫笑声混杂在一起，撕裂了整个夜空。

那一刻，魏特琳的血液都凉了。

她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这根本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诡计！一个调虎离山计！故意把她这个最主要的“麻烦”引到正门，纠缠住她，好让他们的同伙在校园里肆无忌惮地抓捕妇女。

她既愤怒又无助，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她想冲过去，却被眼前的日本兵死死拦住。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辆卡车发动，载着那些绝望的哭喊声，消失在黑暗之中。

当晚，她在自己的日记里，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落叶纷飞，寒风哀鸣，被抓走的妇女哭喊着远去。”

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魏特琳明白，靠她一个人的力量硬抗，是远远不够的。几经周折，她通过关系联系上了日本大使馆，用尽了所有外交辞令，终于拿到了一封由大使馆签发的、禁止日本士兵进入金女大的官方信函。

日本大使馆还“贴心”地表示，为了确保禁令的执行，他们将派遣25名宪兵（Kenpeitai）前来金女大维持秩序。

这个消息传来，整个校园都沸腾了。在所有人看来，宪兵是军中警察，是纪律的象征。有他们驻守，那些无法无天的普通士兵就不敢再来骚扰了。魏特琳也满心欢喜，她觉得黑暗中终于透进了一丝光亮，她终于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

当天傍晚，25名日本宪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开进了金女大校园。他们看起来确实和那些散兵游勇不一样，军容严整，表情严肃。魏特琳亲自接待了他们，并安排了住宿。

那一夜，校园里似乎真的安静了下来。魏特琳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房间，几十个小时以来第一次，她感觉自己或许能睡个好觉了。

然而，她还是太天真了。她以为自己请来的是一群牧羊犬，却没想到，那是一群伪装得更好的狼。

就在宪兵进驻金女大的当晚，就有两名妇女被宪兵强奸。

第二天一早，当受害者哭着来找魏特琳时，她整个人都懵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满怀希望请来的“保护神”，竟然和外面的暴徒是一丘之貉！

这最后一丝希望的幻灭，比之前任何一次身体上的攻击都更让她感到绝望和窒息。她明白了，这不是个别士兵的失控，而是整支军队从上到下的腐烂。在这里，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没有任何秩序可言。

她引狼入室了。

绝望充斥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魏特琳没有办法，只能继续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和这些披着人皮的魔鬼们尽力周旋。

她的身边，并非完全没有帮助。留守的中国教职员工，比如程夫人，还有一些勇敢的校工，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她。其中，一位名叫“陈妈”的老校工，尤其让魏特琳印象深刻。

陈妈在金女大干了快二十年，南京城里的大街小巷都熟。她总能机智地用南京方言和那些日本兵周旋，故意说一些他们听不懂的话来拖延时间，或者在日本人闯入时，悄悄带领一小批妇女从没人知道的地窖或密道躲藏起来。

有一次，一个日本兵看上了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小姑娘，伸手就要去抓。千钧一发之际，正在旁边烧水的陈妈突然“哎哟”一声，将手里一整壶滚烫的开水“不小心”打翻，滚水不偏不倚，大部分浇在了那个日本兵的脚上，也有一部分烫伤了她自己的腿。日本兵疼得嗷嗷直叫，场面顿时一片混乱，那个小姑娘趁机被人拉走藏了起来。事后，陈妈的腿被烫得不成样子，但她只是咬着牙说：“值了。”

这些普通中国人的坚韧和智慧，让魏特琳的守护不那么孤单。但她心里清楚，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哪怕加上这些勇敢的同事，又怎能防住这么多无孔不入，又贪婪无耻的日本兵？

她每天都在疲于奔命，从校园的东头跑到西头，处理完一起事件，另一起又在发生。她的耳边总是充斥着妇女们的尖叫和哭泣。日本兵的强奸现场似乎无处不在，有时候甚至就在教室里，就在草坪上。

她和仅有的几位教职工，不仅要像卫兵一样时刻警惕，还要管理一万多难民的吃喝拉撒。食物越来越少，药品早已告罄，卫生条件也差到了极点。

这样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惶恐和疲累，让人看不到一丝未来。

她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真正保护这些将性命托付给她的难民？

魏特琳感觉自己的力气，马上就要被这无边的黑暗抽光了。而一个更加残酷、更加考验人性的选择，正在前方等着她。

1937年12月24日，平安夜前夕。

对西方的世界而言，这是一个家庭团聚、互赠礼物、在壁炉的暖光中唱响颂歌的日子。但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个巨大而拥挤的难民营里，节日的气氛被稀释得无影无踪。人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彻骨的寒冷、无尽的饥饿，以及一种稍纵即逝的、脆弱的平静。

骚扰确实少了一些，这让魏特琳和所有人都暂时松了一口气。也许，日本人真的会因为那纸大使馆的禁令而有所收敛。也许，最黑暗的时刻正在过去。

然而，事实证明，魔鬼的耐心是有限的，而他们的邪恶，是无限的。

这天上午，一辆黑色轿车和两辆军用卡车，堂而皇之地停在了金女大的校门口。车上下来几名日本军官，为首的是一个身材矮胖、挂着中佐军衔的男人。他和颜悦色，甚至脸上还挂着一丝虚伪的微笑，与那些闯进校园的普通士兵截然不同。

魏特琳的心里“咯噔”一下。她知道，这种人物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比单纯的暴力更可怕的事情。

在魏特琳的办公室里，那名中佐军官通过翻译，厚颜无耻地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交换条件”。

“华小姐，”翻译官那张令人作呕的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皇军说了，近来南京城的治安需要整顿，为了士兵们的……嗯……需要，也为了不再打扰贵校的安宁，他们需要从你们这里，挑出一百名妓女来。”

魏特琳听到这话，简直要气炸了。她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一瞬间涌上了头顶。

这段时间，日本人闯入学校，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现在，更是明目张胆，要求她亲手送出一百名女子去充当“慰安妇”！

这是何等的丧心病狂，无耻至极！

魏特琳刚想一口回绝，将这些衣冠禽兽赶出去，只听那翻译又笑嘻嘻地补充道：“只要你把这些妓女送过来，日军就保证，绝对，绝对不会再来骚扰你们。”

这句话，像一把冰冷的钳子，死死地扼住了魏特琳即将脱口而出的怒斥。

她沉默了。

看似有得选，其实根本没得选。这是一个典型的“电车难题”，一个魔鬼设下的、考验人性也摧毁人性的陷阱。

她的脑子里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

拒绝？她当然想拒绝！她恨不得把咖啡泼到那张油腻的脸上，然后用最严厉的词语痛骂他们。可是，拒绝的后果是什么？惹恼了他们，给了他们一个完美的借口。他们会说：“看，这个美国女人包庇妓女，不配合皇军的工作。”然后呢？他们会用更猛烈的、更不受控制的暴力来报复。到那时，被掳走的可能就不是一百人，甚至可能搭上整个难民营所有人的性命。

那……同意？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像一条毒蛇，狠狠地咬噬着她的良心。

同意，就意味着她，明妮·魏特琳，一个以上帝之名行善的传教士，一个把保护这些妇孺视为天职的守护者，将要亲手把一百个活生生的人，推进火坑。

她们即便流落风尘，沦为所谓的“妓女”，也不过是一些可怜的、走投无路的女性罢了。她们也是人，是需要被保护的生命。况且，到了日军手里，她们将面临何其悲惨的折磨！魏特琳不敢想，那些被蹂躏、被虐待、最终像垃圾一样被丢弃的场景。

她将成为帮凶，一个刽子手。她这双用来拯救生命的手，将沾满洗不掉的污点。

魏特琳陷入了两难。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只有座钟的滴答声，像是在为她的良知倒计时。她感觉到自己的脸颊开始火辣辣地疼，那是被日本兵扇巴掌的旧痛，更是被自己内心道德拷问扇得生疼。

沉默良久，权衡再三。那份沉甸甸的、一万多条人命的责任感，最终还是压倒了一切。她从牙缝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了一句话，声音嘶哑而颤抖：

“你们必须保证……不会抓走良家妇女！以后……也不准再来骚扰我们！”

听到这话，那名中佐和翻译官对视一眼，脸上露出了得逞的、恶心的笑容。

“嘿嘿，这是自然，我们保证。”

魏特琳望着这两张丑恶的嘴脸，真想把他们揍扁。但她什么也做不了。

日军开始在难民中搜寻他们所谓的“妓女”。鬼知道他们用什么标准来分辨。也许是看穿着，也许是看神态，但更多的时候，只是凭他们的喜好。

一时间，难民聚集的礼堂和操场上，哭喊声、尖叫声、哀嚎声响成一片。女人们惊恐地躲藏，母亲们死死地护住自己的女儿。日本兵们则像在集市上挑选牲口一样，粗暴地拉扯、推搡，享受着这种制造恐慌的权力快感。

魏特rin什么都做不了，她只能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无力地看着这一切。眼泪不受控制地滑落，每一声尖叫，都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在她的心上。

似乎过了很久很久，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日军终于找到了二十一名妇女，并将她们带走了。他们没有凑够一百人，临走时，一名军官还愤恨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骂骂咧咧地说：“一定还有更多的妓女藏了起来。”

他们走了。校园里留下一片狼藉和劫后余生的死寂。很多姑娘围到魏特琳身边，用颤抖的声音问她：“华小姐，日本人……还会从我们这里，挑选另外七十九个人吗？”

魏特琳看着她们惊恐的眼睛，只能用尽全身力气，说出一句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承诺：“如果我有能力阻止的话，是不会允许他们那样做的。”

就在这时，一个约莫六七岁的小女孩，从人群里挤了出来。她可能还不太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只看到敬爱的华小姐在哭。她跑到魏特琳面前，将一朵用碎布条和草茎扎成的小花，塞到了魏特琳冰冷的手里，用稚嫩的声音说：

“华小姐，别哭。”

魏特琳低下头，看着手里那朵粗糙却饱含天真的小花，再也控制不住，蹲下身子，失声痛哭。她保护了这朵小花的纯真，却牺牲了另外二十一朵花的命运。这朵花，从此成了她生命中一个复杂而矛盾的符号，提醒着她所做出的那个永远无法被原谅的决定。

当晚，是平安夜。

夜空中没有祥和的星光，只有远处不时映照天际的火光。魏特琳和几位教职员工，以及一些信教的难民，举行了简单的圣诞礼拜。烛光摇曳，映着一张张悲伤而迷茫的脸。

魏特琳跪在临时的圣坛前，心中默默地为那二十一名被带走的女性祈祷。

“她们多像耶稣的化身啊，”她痛苦地想，“为了拯救更多的人，她们被钉上了十字架。愿这场苦难早日结束。上帝啊，请控制一下日本士兵的残忍兽行吧！”

她的祈祷，一半是为了那些牺牲者，另一半，又何尝不是为了寻求自己内心的宽恕呢？

然而她知道，从她做出选择的那一刻起，她的灵魂，将永远背负着这二十一条生命的重量，再也无法得到安宁。

那二十一名妇女被带走后，换来了一段相对安宁的日子。

日军对金女大的骚扰确实少了很多，那些翻墙破门、公然施暴的行径几乎绝迹。这让魏特琳和校园里的一万多名难民，都暂时松了一口气。然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平静是用二十一条无辜生命换来的，它的底下，是滚烫的鲜血和无尽的罪恶。

日本人并没有真的变得文明，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更系统、更具欺骗性的方式来作恶。很快，一个新的“好办法”被想了出来——“良民”登记。

一张张布告贴满了南京城的断壁残垣，上面用生硬的中文写着：所有南京市民，必须前往指定地点登记，领取“良民证”，否则一律按中国军队的残余分子或间谍处置，格杀勿论。

这套把戏，魏特琳再熟悉不过。这根本不是什么人口管理，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是新一轮暴行的工具。

12月28日，男性居民的登记工作率先开始。长长的队伍在寒风中延伸，人们脸上写满了麻木与恐惧。魏特琳和安全区的其他负责人四处奔走，试图监督登记过程，以防不测。

然而，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日本兵的甄别标准荒谬得可笑。他们会挨个检查男人们的双手，只要发现手掌比较粗糙，有老茧，便不由分说地将人拖出来，断定是当过兵的。

“我的丈夫是做烧饼的！他的手能不粗糙吗？”一个女人跪在地上，死死抱住日本兵的大腿。

“他是个裁缝！他摸了一辈子剪刀和布料！”另一个老妇人哭喊着，眼看自己的儿子被拖走。

但所有的解释都是徒劳。在日本人看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些被抓走的男人，被绳子一串串地捆着，像牲口一样被押走，等待他们的，将是集体屠杀。

老人们和妇女们，不得不转而跪在魏特琳的面前，请求她救救她们的丈夫和儿子。魏特琳心如刀割，她一次次地与日方交涉，凭着她的外国身份，有时确实能救下几个人。但更多的人，还是在她无助的目光中，被带向了死亡的深渊。

几天后，女性居民的登记也开始了。

这场登记，更是将日本人的无耻暴露无遗。他们戏谑地打量着每一个前来登记的妇女，眼神像毒蛇一样在她们身上游走。他们会故意把盖着红印的“良民证”章，印在女孩们的脸上、脖子上取乐，然后强迫她们挤出笑容，面对随军记者和摄影师的镜头。

这些照片，将成为他们对外宣称“友好地接纳和管理南京城”的无耻证据。

魏特琳敏锐地发现，日本人给妇女们登记，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新的强暴对象。凡是稍有姿色的，都会被他们以各种借口单独叫到一边，然后强行带走，从此杳无音信。

“良民”登记之后，日方便迫不及待地试图取缔安全区。他们将1938年2月4日定为最后期限，要求所有难民必须离开。

魏特琳断然不予理会。她太清楚了，这些妇女一旦回到她们那早已被焚毁或占据的家中，只会面临更可怕的危险。面对日方的恐吓，她据理力争：“她们的家园已被焚毁，她们无家可归。”

她顶着巨大的压力，继续庇护着金女大里的难民，甚至还冒险收留了很多从其他难民营和周边农村逃来的妇女。

难民营一直坚持到了1938年5月份，才在日本人的高压之下被迫解散。但魏特琳并没有放弃。她以开办职业培训班的名义，巧妙地将800多名无家可归的妇女留了下来。

她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屠杀与暴行之后，活下来的人，还需要重建生活。

她利用学校的资源，开设了家政班、手工班、烹饪班。教室里，重新响起了缝纫机的咔哒声，空气中弥漫开久违的饭菜香气。魏特琳看着那些曾经满是惊恐的脸上，慢慢地重新浮现出一丝生气和希望，她疲惫的心也得到了一丝慰藉。

曾受她保护的一位略懂医术的中年女性，主动成了培训班的卫生员。看到魏特琳日益憔悴，夜夜被噩梦惊醒，她便用自己采来的草药，为魏特琳熬制安神的汤药。

“华小姐，您喝点吧，能睡个好觉。”

魏特琳喝着那碗苦涩但温暖的汤药，看着眼前这些努力生活的女性，短暂地感到了慰藉。然而，这种慰藉很快又转化为更沉重的痛苦。她为她们感到欣慰，却又立刻想起了那些没能救出来的人，想起了那21个被她亲手“送”出去的女人。这种愧疚感，因为眼前的温暖而变得更加尖锐。

在最黑暗的时期，魏特琳不仅是物质上的守护神，更是精神上的支柱。她总是对大家说：“中国没有亡！”

出于安全考虑，人们外出时不得不戴上日本的太阳臂章。但魏特琳建议，大家回了学校就摘下来。有一次，她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在校园里还戴着那个刺眼的臂章。她便走上前去，一边亲切地帮他摘下，一边温柔而坚定地告诉他：

“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没有亡。”

她凝视着男孩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还年轻，你要牢记你是什么时候戴上这个的，要记住此时的国难。”

男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但周围听到这番话的大人们，无不热泪盈眶。在一个所有人都被绝望和亡国愁绪笼罩的时刻，一个外国人，却在用这样的话语，点燃他们心中将熄的火焰。

这件事感动了整个难民区。她是来自西方的天使，活成了南京人心中真正的活菩萨。

正当她每天忙得团团转，在废墟之上努力重建秩序与希望时，有一天，突然出现的一个场景，竟毫无预兆地，彻底击溃了她。

那天下午，阳光尚好。魏特琳正在操场上巡视，突然看到一条肥硕的野狗从角落里窜了出来，狗嘴里似乎还叼着什么东西。

她皱了皱眉，正要喊人把它赶走。可当她走近几步，看清那东西时，她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是一颗小孩的人头。

那颗小小的、沾满泥污的头颅，就那样被野狗叼在嘴里，一晃一晃地跑过。

这一刻，天旋地转，胃里翻江倒海。魏特琳紧绷了几个月的神经，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琴弦，“崩”的一声，彻底断了。

她眼前一黑，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身体止不住地剧烈颤抖。

虽然从十二月以来，她见过了太多的尸体，多到几乎麻木。但眼前这陡然出现的、浓缩了极致恐怖的一幕，像一把钥匙，猛地打开了她记忆中最黑暗的闸门。

所有被她强行压抑下去的恐怖画面，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她想起了那些躺在血泊中呻吟的受伤士兵，想起了那些被蹂躏后眼神空洞的妇女，想起了那些在废墟中哭喊着寻找父母的孩童……漫天的火光似乎又烧到了眼前，空气中仿佛又弥漫开那股浓烈的尸臭味。

一种深深的、彻骨的无力感，如冰冷的海水般将她淹没。她无与伦比地同情他们，但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

从此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被一个噩梦纠缠着。

梦中总是有个凄厉的声音在呼喊：“华小姐，救救我，救救我呀！”

那是一间破旧的房子，里面挂满了白色的帷幔，从高高的屋顶一直垂到床上。一阵清冷的风吹过，掀起了纱幔，底下，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妇女！她惊恐地睁大双眼，双腿被迫张开，有鲜血，正不断地从她的下体处涌出……

“啊——！”

魏特琳总是从这样的噩梦中尖叫着惊醒，浑身被冷汗浸透。

窗外，一轮冷月照进来，泛着森然的白光。她总会不自觉地，想起被带走的那二十一名妇女。她没办法不把那些听来的、关于“慰安妇”的惨状，和她们联系起来。

有的被十几个日本兵轮奸致死；有的被裸体绑在椅子上、床上或柱子上；有的被变态地塞入竹竿、瓶子等各种物品；有的患上性病后被直接抛弃在荒野，任其自生自灭……

她越想越痛苦，最后总是忍不住责怪自己，真的是太无能了。

长久以来的战争刺激，让她讨厌每一个月明之夜，因为那意味着，日本的飞机将会起飞，去对中国的后方城市进行轰炸。

可怜的魏特琳，终日饱受自责之苦。加之战争的创伤、繁重的工作，以及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来自南京人民的求救信——他们把她奉为无所不能的活菩萨，几乎所有难事都会来找她帮忙。

可惜她没有菩萨的神通广大，一颗善良的心，被苦涩和无力感填满。

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无情地消耗着她的精神和生命。她终究是病倒了，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

她整天忧郁而不能自制，一心想着那些没能救出来的人。尽管她已经拯救了上万人的性命，但她仍然觉得自己失败极了。

重重的折磨之下，她想到了一个可以让自己解脱的办法——自杀。

魏特琳的病倒，让所有人都忧心忡忡。她的同事们发现，这位曾经如同钢铁般坚强的女士，如今变得脆弱、敏感，时常独自一人默默流泪，或者在深夜里被噩梦惊醒后彻夜不眠。她那双曾经充满慈爱与坚定的碧色眼眸，如今被一层化不开的忧郁所笼罩。

她不再是那个能够给予所有人力量的“华小姐”，她自己，成了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病人。

远在美国的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得知了她的情况后，立刻做出决定：必须马上安排她回美国进行治疗。

1940年5月14日，这是一个魏特琳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三年前的这一天，她毅然决然地在“无论如何也不离开”的证明书上签字；而三年后的今天，她却不得不拖着病体，离开这片她深爱并为之奋斗了二十余年的土地。

南京下关码头，前来送行的人站满了江岸。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还有那些在金女大培训班里学会一技之长的年轻姑娘。他们都是魏特琳曾经庇护过的难民，是她用生命守护过的“孩子们”。

没有组织的号召，全是自发前来。人们手里提着鸡蛋、布匹，或者仅仅是一束从废墟中采来的野花，希望能为他们的“活菩萨”送上最后一份心意。

当魏特琳在同事的搀扶下，出现在码头时，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压抑的哭泣声。

“华小姐，您要保重啊！”

“我们等您回来！”

魏特琳看着一张张熟悉而又充满感激的脸庞，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她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但喉咙却像被堵住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只能不断地挥手，试图记住眼前每一个人的面容。

轮船的汽笛拉响了，悠长而悲伤。魏特琳的身影，随着轮船的缓缓开动，在人们的视野中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茫茫的江雾之中。

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回到美国的魏特琳，并没有因为脱离了那片创伤之地而好转。恰恰相反，她的病情愈发严重。她被安排住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但专业的医疗手段，却无法治愈她灵魂深处的创伤。

对她而言，治疗本身就是一种折磨。她一生都在帮助别人，习惯了付出与给予。如今，自己却成了一个需要别人照顾的“麻烦”，这让她深感内疚和羞愧。她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无用的包袱。

她的信仰也开始动摇。她的一生都在拥抱上帝，可她最诚心、最迫切地祷告，并没有减轻南京城里任何一丝一毫的苦难。上帝沉默不语，任由人间化为地狱。

她累了，也彻底绝望了。

在病房里，她时常会陷入长久的沉默，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她的思绪，早已飞回了那座遥远的东方古城。她反复咀嚼着在南京的日日夜夜，每一个细节都像刀子一样，一遍遍地凌迟着她的精神。她无法原谅自己，无法原谅自己在那个平安夜做出的“魔鬼交易”，无法原谅自己没能救下更多的人。

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1941年5月14日，这一天，是她离开南京整整一周年的日子。

日历上这个普通的数字，像一个开关，瞬间打开了她所有痛苦记忆的闸门。她又想起了南京，想起了那一张张绝望的面孔，想起了那颗被野狗叼着的人头……无边的悲伤和自责，如潮水般将她彻底淹没。

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精神上的酷刑了。

几天前，她被允许暂时离开医院，住进朋友位于印第安纳州的一间公寓里进行休养。在整理自己从中国带回来的旧物时，她在一个小木盒里，看到了那朵早已干枯变形的、用碎布条扎成的小花。

那是当年那个小女孩送给她的。

她将那朵小花紧紧地攥在手心，粗糙的布料硌着她的掌纹。她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用微弱的声音喃喃自语，像是在对谁解释，又像是在寻求最后的解脱：

“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

说罢，她缓缓地走进厨房，关好门窗，然后，平静地打开了煤气开关……

嘶嘶的煤气声，是她生命乐章最后的尾音。

这位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了上万名妇孺的“活菩萨”，这位被南京人民视为守护神的美国女士，最终，却因为南京大屠杀，以自杀的方式，与世长辞。

她在遗书中这样写道：

“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我在中国传教的失败，对于我而言并非故意为之。我不能原谅我自己，当然也不要求你们原谅。我深深地热爱传教事业和金陵女大。如果我有十次生命，我愿意全部无私奉献给她。但很遗憾，我的此生辜负和伤害了这一事业，对此我深表悔恨和遗憾。”

字里行间，充满了无尽的自责与悔恨。五十五岁的魏特琳，就这样带着对自己的“审判”和对那片土地深沉的爱，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肉体虽然消亡了，但她的故事，却并没有就此终结。

魏特琳辞世后，中美两地都为她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和追悼会。她被安葬在美国密歇根州雪柏得镇的一片宁静墓园里。她的墓碑，是特意设计的，上面雕刻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舍的剖面图，那标志性的人字形屋顶上，端端正正地刻着四个汉字——“永生金陵”。

她的精神，与她深爱的那座城市，永远地融为了一体。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事迹，连同她留下的那本详尽记录了日军暴行的日记，都被尘封在历史的角落里，鲜为人知。

直到几十年后，一位名叫张纯如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重新发现了这位伟大的女性。通过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魏特琳日记》横空出世，以其第一手资料的真实与震撼，成为了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最无可辩驳的铁证之一。

魏特琳用生命守护了当年的南京妇孺，而她的日记，则在今天，守护了历史的真相。

2002年12月，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旧址，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一座魏特琳的铜像正式揭幕。

铜像中的她，身形瘦削，目光温柔而坚定，仿佛仍在凝视着这片她用生命爱过的土地。铜像的基座上，同样镌刻着那四个力重千钧的大字——“永生金陵”。

她从未被南京忘记，也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她个人的悲剧命运，最终升华为守护历史真相的不朽丰碑，完成了她生命价值的永恒。

她的肉体安息于故乡的泥土，而她的灵魂，早已在金陵，获得了永生。

来源：史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