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家控制下的台湾地区：民进党是如何产生的？以至于代替国民党

摘要：可问题来了：在漫长的戒严之下，反对者从哪儿冒出来？谁敢第一个喊话？又是谁把这股零散的怒气，拧成了一条绳？我们常说，政治是个大词，其实落地就是柴米油盐、身份尊严、生计起落。台湾这段几十年的剧烈转折，偏偏就从一些日常的裂缝里，透出了风声。

在戒严的阴影里长出的政党：从白色恐怖到民进党上台的那些人和事

由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残部于1949年败逃到台湾，随后便开启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

可问题来了：在漫长的戒严之下，反对者从哪儿冒出来？谁敢第一个喊话？又是谁把这股零散的怒气，拧成了一条绳？我们常说，政治是个大词，其实落地就是柴米油盐、身份尊严、生计起落。台湾这段几十年的剧烈转折，偏偏就从一些日常的裂缝里，透出了风声。

哪怕权力抓得紧，蒋氏父子嘴上始终没改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点他们反复强调。但岛上人的心气，却没那么单纯。日本投降后，行政系统被连根换了个遍，“本省人”“外省人”的说法被贴了标签，像两条平行线，各在各的轨道上跑。公职多半落在外省人手里，本地人能管的，就是巷口那些小公务。工资不一样，机会不一样，连被对待的目光也不一样。久了，心里当然有火。

火，总得有个导火索。1947年，一场小摊上的冲突擦亮了火柴。有人卖烟被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消息像潮水一样漫过去。罢工、罢课、罢市，街上走的人眼里都是怒意。政府的回应呢？军警上街，枪口也冷。那之后，漫长的夜降了下来——戒严令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政党、报纸、集会，全都罩住。你不许组织，你不许说话，你最好沉默。白色恐怖这四个字，后来成了很多家庭茶几上的禁语。

奇怪的是，经济却在另一头往上爬。六十年代末，工厂的汽笛按点响起，工人穿着蓝布褂在机台间穿梭，手上的茧厚了，钱包也鼓了一点。医生、律师、记者、工程师……一个城市的中产轮廓开始出现。照理说，过得好了，火会小一点。但人心有个规律：吃饱以后更想讲话。这些人读过书，接触过外面的风，笃信自由两个字不是只能写在海报上。他们开始教工人怎么谈加薪，帮受压的人打官司，也越来越不愿意在政治上做哑巴。就这样，“党外”的人群悄悄聚了起来——不在执政党里，却站在执政党的对面。

外头的风也在变。1971年，台北失去了在联合国的席位。隔年，美国总统飞去北京，冰解了一半。到了1978年，华盛顿正式和台北说再见。这些消息对岛内的统治者来说无疑是重击：外面的合法性支撑突然断了，里子就更要扎牢。蒋经国在这时候接了班，他看见墙上的裂纹，试图找点补丁——选举制度稍微松一松，去拉拢些社会的支持。但话说回来，口子一开，就很难再缝回去。

也就是这时候，“美丽岛”三个字从一首歌变成一本杂志。油墨味、印刷机轰隆声、编辑们熬夜的背影，那些细节在很多老记者口中至今有温度。所谓的“世界人权日”，1979年的那天，街上站了两万多人，他们举着牌子，说要民主要自由。你若是在人群附近的楼上往下看，会看到路口的防线，一层层警察，黑色的头盔反光。最后，冲突不可避免。组织者被抓，诉讼开打。站在被告席对面的是年轻律师，他们翻箱倒柜查资料，白天在法庭据理力争，晚上回到办公室还要接家属的电话。有些名字，从此进入公众视野——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苏贞昌……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们的主张，他们确实在那张密网里，撕开了一个缺口。

这场风波没能立刻改变什么，党外的路还很长。聚在一起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有人热衷政治，有的人只是受够了压抑，还有一些是从体制里退出来的青年才俊；编辑记者喜欢冲前线，地方势力也想分一杯羹，教会那边的网络悄悄承担起联络、庇护的角色。你看，一锅夹杂着理想、利益、伤痕与信念的大杂烩，已经在火上咕嘟咕嘟。联合让当局不得不继续退一步，但“山头”越多，未来的内耗也埋了种子。

蒋经国晚年，提出一些“革新”的口号，提拔了更多本地出身的官员，也砍掉几根腐败的藤蔓。他懂得形势比人强——菲律宾那边的独裁刚被推翻，岛上的空气也不一样了。1986年秋天，党外人士聚在一起，给这股力起了个名字：民主进步党。那时，党禁尚未正式解除，动作有点“先斩后奏”的意味。新党的纸上写了两个关键方向：反威权，主张岛内自决。蒋经国没有雷霆霹雳，他选择了用一种沉默的方式承认现实。很快，1987年，戒严令撤了，党禁、报禁一道松手。很多事情从此就挡不住了——开党成立变得像租一间办公室那么简单，政治舞台挤满了人，话筒多，噪音也多。

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这个人更像一个组织者，他懂得把权力放进制度里去“重铺地砖”。所谓的“宪政改革”一轮接一轮，老旧的“万年国会”退场，公职选举全面打开。1996年，岛上第一次以全民投票选领袖。有人还记得那年的紧张气氛——广播里不断播放选战广告，骑摩托的人连着几天没摘过布条。民主的齿轮一旦运转，带动的不只是制度，更是身份认同的变化。李登辉对于“本土”的强调，让“我们是谁”的念头在许多家庭里开始悄悄重写。

2000年是个拐点。国民党这边内讧不断，宋楚瑜和连战各据一方，“兴票案”搅得满城风雨，心兵未定。选票被切裂，渔翁得利。结果大家都知道：陈水扁上台。民进党从街头走到府邸，用了二十年。陈任内，贪腐丑闻像潮水一波接一波，他的支持度跌宕起伏。每逢风雨，他就更高声地谈“台湾意识”，更大力度地做政治动员。2004年的那场枪击，让整个社会在阴谋论里晕头转向，投票箱前挤满了情绪。四年后，他下台即身陷官司，但一种强调分野的政治语法，已经在社会上扎下根。

接着是马英九，他温和克制，端出一句“不统、不独、不武”试图安抚各方。说实话，这是场艰难的平衡术——一边是经济上的往来，一边是政治上的敏感线。很多时候，他选择不把话说绝，这让支持者觉得稳，反对者觉得软。到了2016年，蔡英文当选。她代表的那一套，更直白地把“九二共识”放到一边。两岸关系随之紧绷，新闻里常有“对峙”“航道”“军演”这些词，咖啡馆里也常听见“要不要”“该不该”这样的问句。

为什么民进党能替下国民党？这事说起来不怪一个人，也不怪一时。一来，岛上信仰“自己决定自己”的人不少。从荷兰、郑氏、清朝，到日本，再到国民党接手，换了好几拨管理者。身份认同在摇摆中长大，和大陆的情感线条自然缺了一截。二来，国民党在岛上的那段日子里，积了不少怨。组织松散、纲领含糊、权力内斗，加上早年的本外省对立、贪污案层出不穷，老百姓心里有一本账。蒋经国之后，强有力的领袖缺位，让这个百年老党像一盘沙。对政党失望的人，顺带对他坚持的“一个中国”也起了疏离。三来，李登辉时代的政策与话语，给“本土”盖了章，给了民进党打开门的钥匙。四来，不避讳地说，美国人的手伸得很早很长，给予场地、资源、训练，留学归来的一批人回到岛上操盘舆论与政策，这些力量把风向往“台独”那边多推了几寸。五来，民进党确实擅长动员，愿意为选票踩到边界线上，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就像是他们彼此之间的约定——要把现实一步步推向“既成事实”。

2000年的那场选举，正是这些力量与时机的叠加。后来的故事，我们也都看到了：陈水扁的起落、马英九的摇摆、蔡英文的强硬。有人说这是一条路越走越窄，也有人说这是“正常化”的必经。可在我看来，岛上的人情世故从来没那么简单。那些在工厂门口吵着要加薪的工人，那些在法院外面等判决的家属，那些在夜里编辑部里敲字的年轻人，每个人都在推动历史的齿轮。只是方向未必一致，速度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