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None很少有人知道，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当北京的街头人山人海、礼炮齐鸣的时候，南方广州的一栋老式公馆里，一台收音机正断断续续地传出庆典的声音。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None很少有人知道，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当北京的街头人山人海、礼炮齐鸣的时候，南方广州的一栋老式公馆里，一台收音机正断断续续地传出庆典的声音。

坐在收音机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

那会儿，离他离开大陆还有两个多月。

他没走，没躲，也没停。

他还在指挥，还在尝试。

只是，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了。

这地方是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原来是陈济棠的公馆。

蒋在这里设了一个临时指挥所。

外面看起来很安静，但里面气氛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

他不常露面，偶尔有人看见他，也都是眉头紧锁，神情疲惫。

开国大典那天，他整整在书房里坐了四个小时，收音机的音量时高时低。

他听到广场上群众的呼喊，有人喊口号，有人唱歌。

那声音穿过电波，传进来。

听说，一开始他没说话，就是默默听着。

后来听到有人提到旧部的名字——曾经跟着他打过仗的那些人——他突然站起来，一把把茶杯摔在地上。

没人敢劝。

秘书说，那天晚上他一口饭都没吃，反复在书房踱步。

外面天早就黑了，屋里只留一盏台灯。

这不是他第一次从广播里感受到失控。

几个月前，南京失守的消息，也是从广播那传来的。

那时候他还想着守江而治，说只要靠长江天险，就还有一线生机。

可没想到，渡江战役一打，防线几乎一夜之间崩了。

说起来，这年头国民党的局势真的太像山体滑坡。

辽沈战役一结束，华北就快没了；淮海战役一打完，中原全线崩盘。

他最信任的部队基本打光了，地方势力也开始各自盘算。

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表面上还听话，其实心里早就不一样了。

最让人意外的，还是那个后来没能实施的计划。

蒋介石当时下令空军指挥官周至柔，研究是否可以在开国大典那天，派B-24轰炸机去袭击天安门广场。

这是个极端的想法，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并不难理解。

他想用这种方式来打乱对方的节奏，哪怕只是制造混乱也好。

不过，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搁置了。

一是技术不现实，飞机航程不够；二是空军士气已经低到谷底，很多飞行员私下里都在联系起义的事；三是美国方面明令反对，说如果真这么干，就别指望再得到任何援助。

据说，美国驻华武官知道这个事后，马上把消息发回华盛顿。

几天之后，国务院那边就给蒋介石团队下了最后通牒。

蒋最后也没再提这茬了，只是更沉默了。

广州守不住，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10月中旬，第四野战军南下的部队已经逼近城郊。

蒋介石在广州只待了不到三个月，就开始准备转移。

那时候他还没决定去哪。

他原本想去海南，后来发现也不保险，又想过桂林，最后选了成都。

成都成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一站。

那会儿的成都，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稳了。

军政系统表面上还在运行，可下面的兵都知道，顶不住了。

第二野战军已经穿过川东，嘉陵江防线形同虚设。

他在成都住的是草堂寺附近的一处官邸。

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信得过的更少。

有人说，他晚上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什么都不说。

偶尔有人路过，能看见他对着夜空发呆。

12月10日清晨，气温很低。

雾很大。

他穿了件灰色呢子大衣，在成都机场登上飞往台北的专机。

没人送行，除了极少数几个亲信。

临上飞机前，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

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飞机起飞后，一路沉默。

坐在他身边的是陈诚。

有人说，蒋在飞机上掉了眼泪。

也有人说，他只是长叹了一口气，然后闭上了眼。

这趟飞行，标志着他在大陆的最后时刻。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总统”。

参考资料：

金冲及，《蒋介石传》，人民出版社，2009年。

戴逸 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华书局，2003年。

李敖，《蒋介石研究》，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赵焰，《蒋介石全纪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司徒雷登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来源：诉两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