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月18日，《外交事务》刊登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全球治理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文章。文章深入分析了“西方”的衰落及其对全球秩序的深远影响。作者指出，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一直是以自由主义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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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9月18日，《外交事务》刊登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全球治理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文章。文章深入分析了“西方”的衰落及其对全球秩序的深远影响。作者指出，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一直是以自由主义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核心，依托北约、七国集团、经合组织等制度框架，并以美国为主导，维系了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与和平。然而，这一共同体如今正因美国的战略转向而面临解体危机。

文章强调，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内全面奉行“美国优先”，否定多边主义与国际法，疏远传统盟友，并以关税和单边军事行动重塑对外关系。这一政策不仅削弱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也让欧洲和亚太伙伴对华盛顿的安全承诺失去信任，转而寻求战略自主和新的合作网络。七国集团等传统的西方团结象征，也因美国的疏远而逐渐边缘化。

帕特里克指出，“西方”的分裂不仅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也体现在内部价值观与政治认同的撕裂之中。欧美社会日益两极化，世界主义进步派与民族主义保守派对“西方”的真正含义争论不休，使得这个概念本身的连贯性与实用性遭受质疑。结果是，美国与其盟友在价值观与威胁认知上不断背离，彼此不再能在关键议题上保持一致立场。

“西方”的衰落，将带来一个更加不稳定的国际体系。虽然新兴大国与部分民主国家可能会建立新的合作机制，但它们无法复制“西方”在冷战后数十年间所维系的成员间持久和平。失去“西方”这一秩序锚点的世界，将更容易陷入怀疑、敌意与冲突之中。

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治理高级研究员

人们常常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西方世界”（post-Western world）。评论者们通常用这个词语来宣告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最明显的是中国，但也包括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等。然而，在“其他国家的崛起”之外，一件同样深刻的事情正在发生：即“西方”本身作为一个连贯而有意义地缘政治实体的消解。

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体的“西方”，已经被击打得摇摇欲坠。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可能会给它带来致命一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个由经济上发达的民主国家组成的紧密俱乐部，一直是自由主义、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支柱。这个集团的团结不仅根植于共同的威胁认知，还建立在对一个开放世界的共同承诺之上，这个世界建立在自由社会与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并伴随着他们集体捍卫这一秩序的意愿。

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包括美国和加拿大、英国、欧盟成员国，以及亚太地区的若干盟友，例如前英国自治领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日本和韩国——它们被纳入战后美国的同盟体系，并采纳了民主治理和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原则。

在冷战期间，西方构成了所谓“自由世界”的核心。“西方”不仅在那场两极对抗中存活下来，甚至通过北约和欧盟的扩张，将许多前苏联阵营国家以及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纳入其中，从而扩大了自身的边界。

在过去的80年里，西方国家建立了众多机构以推动共同目标，最显著的包括北约、七国集团、欧盟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更广泛的多边框架内协调政策立场，例如联合国及其机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二十国集团。

1975年11月15日至17日，第一次西方主要工业国首脑会议在法国朗布依埃城堡召开。这就是后来发展成G7峰会的开端。图源：法新社

当然，周期性的分裂与紧张曾给西方团结带来压力。著名的例子包括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法国总统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对北约一体化指挥体系的挑战、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突然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导弹危机”，以及2003年美国主导的入侵伊拉克引发的跨大西洋不和。

苏伊士运河危机（又称“第二次中东战争”）标志着欧洲列强的全球领导地位遭遇挑战。图源：Getty Imagies

但这些事件都没有像特朗普重返白宫那样，真正考验过西方的凝聚力。

自今年1月以来，总统在外交、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上全面采取了“美国优先”的立场。他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设想是高度民族主义、主权至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交易化的。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很少谈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更不用说责任。

他鄙视联盟、多边主义和国际法。他对民主、人权和发展漠不关心，并且已经拆除了美国在海外推动这些价值的能力。他否认本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的角色，包括自由贸易、金融稳定、气候变化减缓、全球健康安全和核不扩散。而且，他还是欧洲和北美右翼民族主义政治力量的最显著支持者，诉诸一种模糊的“文明西方”概念，并对地缘政治“西方”的持久重要性提出质疑。

《纽约时报》近日发文称，特朗普正加速将那些曾经亲美的中等强国家推入中国阵营。图源：路透社

特朗普的转向令美国最亲密的伙伴震惊。

“我们所熟知的西方已经不复存在。”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四月悲哀地宣称。西方领导人则试图掩盖这些不便的事实，包括在六月的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上，他们竭力奉承、讨好并安抚特朗普。

然而，冯德莱恩的观察仍在回响，因为它与其他领导人的看法相呼应，即便他们通常只会低声表达：但这一次，情况真的不同了。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的“西方”的消逝将带来巨大损失。它将使开放的、受规则约束的国际秩序漂泊无依，并让其失去历史的锚点和进步的主要动力。

支撑地缘政治西方的自由理念在本质上是普世的；而支撑“文明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则执着于保卫边界和恐惧他者。除了在国内威胁自由主义原则外，这些趋势还可能加速“非自由多边主义”的兴起，即由所谓威权大国塑造甚至主导的一种基本国际秩序。当然，西方的衰退也为建设性的中等强国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建立适合21世纪的新型国际合作网络。但它同样预示着一个比西方所帮助建立的世界更加不和平、更加缺乏合作的未来。

邀请下的帝国

在冷战期间，西方作为一个连贯而统一的地缘政治行为体出现，由一组（主要是）民主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反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在当时的通俗用语中称为“东方”——并且有别于“全球南方”的国家——一个后殖民区域。那时，大部分东西方的全球竞争以血腥的方式展开。

这种两极格局并不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设想的国际体系。当时，美国战后规划者起草了蓝图，构想一个基于普遍成员资格、多边原则以及大国和谐合作的开放国际秩序，特别是以新成立的联合国为体现。与苏联的对抗挫败了这些最周全的计划，并迫使美国采取遏制政策。

正如美国外交官查尔斯·博伦（Charles Bohlen）在1947年总结的那样，当莫斯科在东欧实行全面控制时，“世界的确变成了两个，而不是一个”，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最后在军事上”联合“非苏联世界”。

遏制共产主义的学说因此催生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地缘政治的“西方”（而不是模糊的文明概念），很快体现在新的机构之中，例如北约、正在一体化的欧洲，以及经合组织。西方成为一个秩序中的秩序——一个市场民主国家俱乐部，嵌套于一个更广泛的全球体系中，这个体系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类大型成员组织构成。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内部秩序开始纳入更为多样化的市场民主国家，最显著的是日本。日本在传统文化意义上并非“西方”，但它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原则。

今天一些分析人士提到的“全球北方”，说的正是这个内部秩序。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共同依恋支撑了西方的团结。《华盛顿条约》（1949年）的序言（该条约确立了北约）承诺联盟成员要：

“捍卫其人民的自由、共同遗产和文明，这一切建立在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的原则之上”。

美国总统杜鲁门（左二）1949年在华盛顿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签署仪式。图源：美联社

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将这样的语言视为感伤的装饰，但他们错了。这些承诺切实影响了盟国的行为，塑造了西方国家理解国家利益的方式、相互沟通的方式以及解决偶尔争端的方式。例如，在内部秩序成员之间，战争这一概念变得不可想象。当然，这个群体往往更重视西方内部的民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和后殖民世界的民主，特别是在那些公众倾向左翼的国家。

除了共同的理想之外，西方盟友还能从华盛顿的协商式领导风格中获得安慰，这种风格缓和了美国主导地位的现实。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月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支持了这种取向，他的话语在今天看来仿佛来自一个久远的时代：

“为了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命运赋予了我们国家自由世界领导权的责任。因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向我们的朋友们保证，在履行这一责任的过程中，我们美国人知道并遵守世界领导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坚定与蛮横之间的区别；深思熟虑的目标与对突发事件的痉挛式反应之间的区别。”

在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的表述中，美国在西方内部所享有的帝国地位，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邀请下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

苏联及其“东方”伴随的瓦解之后，“西方”依然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地缘政治概念与实体而存在。对于一个因对抗苏联而形成的俱乐部来说，当那个对手消失时失去明确性是自然的。但至少在90年代，这个群体并未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集团与对抗，也没有出现削弱美国单极地位的努力。事实上，当时普遍存在一种虽然天真但广泛的期待，即全球的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换句话说，“西方”将不可避免地扩展，涵盖更多国家，因为其他国家将接受自由的、普世的价值观以及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规范架构。

这些希望并未实现。世界没有看到“西方”的普遍化，而是见证了“其他国家的崛起”。这是一群多样化的大国和地区性大国，它们不仅希望在国际机构中提高自己的声音，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希望挑战这些机构的组织原则。

更为渐进而微妙的是，“西方”在概念上开始呈现出一种更加文明化的维度，这一进程因“9·11”袭击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以及2010年代的大规模移民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本土主义愤怒而加速。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西方团结本身依旧坚挺，甚至在特朗普动荡的第一任期之后仍然如此。在拜登执政期间，先进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得到复兴，它们不仅对美国的安全承诺充满信心，还对华盛顿更广泛的自由主义原则和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愿景抱有信心。

总体而言，西方政府继续追随华盛顿的领导，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一项稳定的投资，并且确信如果形势变得艰难，美国将会支持他们并救助他们。这是一种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安排，以对共同价值、共享规则和相互义务的承诺为支撑。

2024年华盛顿北约峰会，峰会强调跨大西洋纽带（transatlantic bond），即美国和欧洲的安全不可分割。图源：北约官网

分裂的房屋

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已过去八个月时，那份信任如今已经被打破。在六月的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上，美国的伙伴们努力掩盖不断增长的摩擦，其中包括特朗普施加的高额关税、对盟友施压要求其增加国防开支，以及对伊朗核设施的单方面打击。与会领导人唯唯诺诺，赞扬总统的果敢，却掩盖了一个事实：他那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与长期以来使西方国家关系区别于普通外交的协商风格完全背道而驰。

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们再也无法将华盛顿的安全保证视为理所当然。总统的夸夸其谈与反复无常，促使许多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结果，本身也不必然与统一的地缘政治“西方”观念相冲突。但特朗普同时也疏远了盟友，并重新激活了欧盟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的“战略自主”努力。这将使该集团不仅能在军事上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还能追求独立的地缘政治道路。

在亚太地区，盟友们同样担心美国会突然取消他们的“保险保障”。随着特朗普以全面关税攻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美国的盟友们同样正着手多元化其商业选择，并与更可靠的伙伴展开合作，从而在过程中重塑全球贸易体系。这种对冲行为与公众情绪是一致的。欧洲的民意调查显示，对美国的支持率暴跌，对跨大西洋联盟的信心锐减。2025年春天，仅有2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少算得上可靠的盟友”，而一年前这一比例还超过75%。

七国集团成为特朗普脱离“西方”的制度性牺牲品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创立以来，七国集团一直是西方团结的象征，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支柱，将最重要的先进市场民主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以及欧盟——团结在一起。虽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人为它写下过“讣告”，认为它可能会被二十国集团取代，但在2014年，随着当时的“八国集团”因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并吞并克里米亚而将其驱逐，这个组织又重新焕发生机。

然而，特朗普却多次批评俄罗斯被逐出，并毫不掩饰他对七国集团的轻蔑——甚至在2018年愤然退出了该集团的峰会。如今，许多观察者将其称为“六加一”。美国与七国集团的疏离，可能会让其成员失去一种与更为多样化的二十国集团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一个志同道合的俱乐部，在那里，世界主要市场民主国家能够协调一致地制定符合其自由主义承诺的政策立场，推动一个开放、受规则约束的世界。

2018年，G7峰会上一次在加拿大举行时，特朗普提前离场，当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承诺将就特朗普对美国盟友征收关税一事与特朗普对峙。图源：Getty Imagies

在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对中国的怀疑之间左右为难之际，西方的中等强国开始探索与发展中世界新兴中等强国建立新的、更灵活的伙伴关系。这是朝着一种由“多重结盟”定义的国际体系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在这种体系中，各国在外交、经济和安全关系上追求最大的灵活性，而不是始终如一地与特定的大国或集团结盟。

事实上，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欧盟及其成员国正努力与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国建立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和更密切的外交关系。

西方的衰落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当他受到体制派人士的约束时，特朗普偶尔会提到“西方”这一概念。2017年7月在华沙演讲时，总统宣称：

“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有生存下去的意志。”

然而，考虑到他在任内的实际行为——包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他威权者的亲密往来——显然，特朗普理解的“西方”并不是一个冷战时期建立在共同威胁评估和自由主义价值承诺之上的地缘政治实体，而是更古老、更模糊的含义：一种文明的共同体，它并不以自由的政治原则为基础，而是以共同的地理和历史根源为依托。

如今，“西方”正在分裂，它的意义正在从一种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团结，漂移为一种更具文明色彩的概念，尤其是在美国，而对跨大西洋及其他联盟的信心正在侵蚀。

随着内部的分裂浮现，人们有理由质疑这个范畴本身的连贯性与实用性。这一困境本身带有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和欧洲的批评者一直对“全球南方”这一笼统概念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不可能适用于100多个后殖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多样集合。考虑到该群体所声称涵盖的国家拥有迥异的历史、文化遗产、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战略取向和区域抱负，这个术语究竟能提供多少解释力呢？

今天的问题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方”是否也应受到类似的怀疑。美国与其他主要市场民主国家之间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团结已经松动。西方的解体并不完全是特朗普一人的作为。它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分化，即美国走向一个方向，而昔日的伙伴走向另一个方向。在大多数先进民主国家，选民日益两极化，导致对政治中间势力的支持不断减少，中间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遭到削弱。世界主义的进步派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针锋相对，甚至争论“西方”的真正含义。

这些紧张局势在二月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而突出地爆发。在那里，美国副总统万斯激怒了以欧洲人为主的听众，他声称，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比，欧洲大陆对极右翼政党的“觉醒派”言论管制才是对西方自由与安全的更大威胁。他批评的核心是一种“血与土”的西方概念，这与他对“美国国家”的理解一样，并非源于对启蒙运动所塑造的共同政治原则的奉献，而是根植于一种文明身份和一种有机的归属感。

2025年，欧盟理事会中民族保守及右翼组织力量的影响力在增强。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几十年来，世界上的先进市场民主国家在危机中团结一致，捍卫人权和其他自由价值，并普遍努力在小范围俱乐部和更大范围的国际组织中（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协调与统一政策。作为一个可靠地缘政治单元“西方”的衰亡，将越来越多地导致美国及其昔日伙伴采取相互背离的行动，并在辩论中站在对立面。这不仅仅是国际体系中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在“西方”内部逐渐重新谈判领导权和责任分担，例如盟友在集体防御上承担更大责任。

然而，华盛顿放弃国际主义，放弃对自由规范和议程设置的任何关切，正导致西方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和威胁认知出现分歧，从根本上打破了地缘政治“西方”的团结。

这种裂痕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它正在发生在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存在的世界秩序的核心。它还为世界上的中等强国带来了抉择，不仅是西方内部的中等强国，还有那些并不希望以中国替代美国霸权的新兴经济体。新兴大国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它们被排除在全球权力高层之外。当下这种流动的时刻为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国提供了与先进市场民主国家伙伴——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合作的机会，这些国家可能正在后西方世界中寻找新的伙伴。

但是，无论出现多少新的安排来取代旧秩序的确定性，它们都无法复制那个秩序最伟大的成果。“西方”，那个在冷战的熔炉中形成的内部秩序，是一个和平区。其成员之间从不会彼此开战。而在它消失之后，留下的将是一个更加充满怀疑、敌意与冲突的世界。

编译｜张乐词 IPP特约编译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周浩锴

审阅｜刘 深

终审｜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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