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6月，尤金接受杜鲁门总统的提议，出任世界银行首任行长。他的《华盛顿邮报》出版人职位，由31岁的女婿菲尔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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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场返家后，菲尔的职业生涯可谓平步青云。

（菲尔）

1946年6月，尤金接受杜鲁门总统的提议，出任世界银行首任行长。他的《华盛顿邮报》出版人职位，由31岁的女婿菲尔接任。

（尤金）

尤金的社交圈，对这次交班多少带着戏谑。他们普遍觉得菲尔难堪重用，甚至有人说，菲尔只有通过凯瑟琳，才能对下属发号施令。

为顾全丈夫颜面，凯瑟琳急急反驳：

“他（菲尔）觉得我是白C。说实话，我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菲尔、凯瑟琳）

但菲尔心理上的许多问题，实在不是靠凯瑟琳做面子就能治愈的。随时间推移，这些拧巴之处开始显现，并逐渐成为横亘在菲尔与凯瑟琳之间的障碍。

比如，为适应新职务带来的社交需求，菲尔须有一套更体面的新房，但当凯瑟琳向娘家借首付时（菲尔的收入不够），菲尔却勃然大怒。

在物质上要求妻子当小女人的同时，菲尔又希望她在文艺创作上不断进取。他对凯瑟琳放话：“你如果每天只会做好饭等我回家，那我绝对不能接受。”

总之，凯瑟琳每天伺候的，是个敏感自卑又骄傲的丈夫。

（菲尔）

而且，菲尔权力欲不小。

在就任世行行长仅半年后，尤金便因职场内斗，卸下职务，重回《邮报》当董事长。菲尔不仅鲜少听取尤金的意见，甚至称其为“脾气暴躁的老头”，一点面子都不愿给。

凯瑟琳夹在中间难做人。

年事已高的尤金没有和菲尔计较。1948年，他将《邮报》的所有权转让给菲尔和凯瑟琳，二人持股分别为70%和30%。因菲尔囊中羞涩，尤金甚至还帮他垫付了7.5万美元的购买款。

另外，1954年，尤金还出资850万美元，帮菲尔收购了《时代先驱报》。

（菲尔、尤金）

如此种种，令菲尔夫妇成了美国政治精英圈的中坚媒体力量。

尤金对菲尔的大力帮衬，难免引其他子女不满。凯瑟琳的大姐弗洛伦斯便是如此。她虽是知名摄影师，拍摄过卓别林、托马斯·曼、赫胥黎等传奇人物，每月还可收取家族信托基金的利息，但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她听说尤金计划将《时代先驱报》留给菲尔的大儿子唐纳德时，顿时怒火中烧，问尤金讨说法。

（弗洛伦斯）

（弗洛伦斯拍摄的卓别林）

从结果看，尤金的偏心很值得。起初，菲尔在事业上确实表现不俗。

菲尔将媒体变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政治力量。比如，当《邮报》得到华盛顿的游泳馆因禁止黑人进入引发骚乱的消息时，菲尔没有贸然将其发布，而是以此向泳池管理层施压，最后推动全市泳池取消种族隔离。

在冷战浪潮风起云涌的美国，菲尔充分利用战时从事情报工作积累的人脉，与成立不久的中情局热络交往。如此，他既可掌握寻常媒体无法掌握的讯息，亦可通过自家媒体，帮中情局引导舆论。

（菲尔）

典型例子，是中情局用来秘密操控媒体的“知更鸟行动”。菲尔与该局高层弗兰克·威斯纳密谋，将自家报社的记者秘密租借给中情局。

（威斯纳）

中情局对此非常满意。威斯纳称：“每月只需花几百美元，就能得到一个比应召女郎更便宜的记者。”

菲尔还协助成立了名为“支持民主行动的美国人”（ADA）的左派反苏联组织。

该组织网罗了大批极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精英知识分子，如后来成为肯尼迪顾问的小阿瑟·史莱辛格、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国会议员杰里·沃里斯、后来成为副总统的休伯特·汉弗莱等等。

（埃莉诺、罗斯福）

ADA主席弗兰西斯·比德尔，则曾任美国司法部长，且与FBI局长胡佛关系密切。

（比德尔、胡佛）

反苏联亦成为许多政客牟取政治红利的手段。

1946年，一个名叫理查德·尼克松的年轻议员，通过指控美国残疾人协会成员杰里·沃里斯亲苏，成功顶替后者之位。

（尼克松）

乍看，菲尔和尼克松至少在反苏议题上立场一致，但二人偏偏就在这结了梁子。

40年代末，美国政府官员阿尔杰·希斯被控为苏联间谍后，尼克松积极参与针对希斯的诉讼，并借此攒足知名度，为后来当选参议员、被任命为副总统铺平道路。

（希斯）

菲尔则坚定认为希斯被冤枉了，原因很简单：希斯是他圈子的人。希斯毕业于顶级名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是标准的优雅建制派精英。在菲尔的社交圈看来，这种人不可能当间谍。

直到希斯最后被判伪证罪后，菲尔才终于面对现实。

所有这些政治波澜——都与凯瑟琳无关。

（凯瑟琳）

当时的她，是个标准的华盛顿优雅太太，院子、厨房、阳台，才是大家认为她应该出现的地方。男人们聚在一起谈论世界局势的客厅，似乎是她的禁区。

她私下对其他太太们自嘲：

“我知道他们说的是英语，但我一句也听不懂。”

她所说的“他们”，包含美国司法部长菲利普·珀尔曼、美国财政部长乔治娅·克拉克、知名媒体人德鲁·皮尔森、被誉为那个年代最优秀外交官的弗雷德里克·莱因哈特、《邮报》记者本杰明·布拉德利等等。

（布拉德利）

其中，布拉德利的首任妻子吉恩，是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莱维雷特·萨尔顿斯托尔的堂亲。

（萨尔顿斯托尔）

莱维雷特参与了一个监督中情局工作的国会议员秘密小圈子，成员包括民主党重量级参议员小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哈利·伯德，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

（约翰逊、萨尔顿斯托尔）

布拉德利的第二任妻子叫托尼·平肖。她的亲姐姐玛丽·平肖，与中情局官员科德·迈耶有过一段婚史。几年后，玛丽成了总统肯尼迪的情妇。

（左至右：布拉德利、杰奎琳、托尼、肯尼迪）

（右一，玛丽·平肖，右二肯尼迪，左一，托尼）

（玛丽有记日记的习惯。1964年10月，即肯尼迪遇刺近一年后，玛丽也在光天化日下被枪杀。而她的日记本，则被玛丽孩子的教父、中情局传奇特工詹姆斯·安格尔顿秘密销毁。）

（玛丽遇害现场）

这种紧张高压的交往环境，日积月累中对菲尔造成了影响。

精英权贵圈本就是个密不透风的小团体，其中的势利与刻薄，常令敏感自卑又多疑的菲尔感到难以消化。他的赘婿身份，更是他甩不掉的巨大标签。他疑神疑鬼，总觉得所有人都在暗地里嘲笑他。

他选择了最下作的解压方法：对凯瑟琳撒气。

（菲尔、凯瑟琳）

他常公开羞辱凯瑟琳的外貌和头脑，甚至叫她“猪头”。久而久之，连他在《邮报》的下属也亦步亦趋，拿凯瑟琳当笑柄。

凯瑟琳敏锐地意识到丈夫的身心出了问题。她带菲尔就医，最后得到菲尔患有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的诊断。

但菲尔无意放弃对工作的控制。

他参与游说的1957年民权法案通过后，他信心暴涨，甚至大大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提报的推动南部种族融合的文件不屑一顾时，他大受刺激，导致躁狂抑郁症再次发作。

（艾森豪威尔）

凯瑟琳的境况，比菲尔更艰难。

由于长年累月承接菲尔的负面情绪，她患上暴食症；1959年尤金离世后，菲尔不仅没有给她丝毫安慰，还出轨了澳大利亚外交官的女儿罗宾·韦伯，并放话要和韦伯结婚。

这段毫不遮掩的婚外情，很快成了城中热门谈资，连菲尔和凯瑟琳的孩子们都心知肚明。

满头白发、体重超标的凯瑟琳，独自勉力维持着这个家。在遍地精英的华盛顿，她似乎成了唯一一个失败者。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菲尔的病加重了。

（肯尼迪发表就职演讲）

起初，菲尔以为他在肯尼迪心中地位很高。毕竟，他领导的媒体，在总统竞选时，为肯尼迪摇旗呐喊；私下，他和肯尼迪一起参加派对、玩女人......

但实际上，对肯尼迪来说，菲尔只是无数想巴结他的人之一。他任内的几项重要情报行动（如猫鼬行动等），菲尔均无权了解内情。

（肯尼迪、菲尔）

更让菲尔受刺激的是，同为媒体人的爱德华·默罗，却被肯尼迪任命为美国新闻署的负责人。

（肯尼迪、默罗）

菲尔的病情再次恶化，连他的社交圈都开始疏远他了。他已难以工作，《邮报》等媒体的日常运营，全数由高管们负责。偶尔参与工作会议时，菲尔会殴打与他意见相左的同事。

他对凯瑟琳的折磨亦变本加厉。他公开侮辱她、逼她离婚。

凯瑟琳无路可走，只好进行离婚程序。她的目标，是在尽可能不外扬家丑的情况下，夺回公司的所有控制权。

但菲尔已经失控了。

1963年初，他贸然出现在一场未邀请他的报业大会上，醉醺醺地拿起麦克风，声称要爆料肯尼迪的床事，并当场抖出玛丽·平肖的名字。

（玛丽）

这场闹剧，以菲尔被救护车带走收场。

菲尔终于住院了。来看望他的寥寥数人里，有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后者后来成了世行行长，并且，还会和凯瑟琳有一段故事。

（麦克纳马拉）

菲尔开始有了自杀的念头。他不断修改遗嘱，持续减少凯瑟琳赢得的遗产份额，并将其挪给韦伯。在最后一次修改中，他甚至把孩子们的遗产，都转给了情妇。

然后，他在1963年8月3日这一天，冲自己脑袋上开了一枪。

（菲尔）

他留下的世界，劈头盖脸地砸到了46岁的凯瑟琳身上。她甚至没时间消化悲痛情绪，遗嘱问题、报社未来走向、孩子们的心理问题......无不棘手。

首先是遗产。

菲尔的遗嘱律师爱德华·威廉姆斯，为维系与《邮报》的合作，作证称菲尔起草遗嘱时精神失常。法院于是裁定菲尔生前没有留下遗嘱。

如此一来，根据最初规定，菲尔的股份，将全部归他和凯瑟琳的孩子（时年19岁至11岁之间）所有，若凯瑟琳想其拿到自己名下，则须启动法律程序，而过程中包含的听证会，势必会将菲尔的就医状况详细公之于众。这是凯瑟琳极力要避免的。

（菲尔、凯瑟琳与孩子们）

最后，凯瑟琳和孩子们的律师达成和解协议，以百余万美元的权益，换取孩子们在《邮报》的全部股票。

在报社掌权，就没这么容易了。

那是一个靠情报、香烟、酒、黄色笑话维系的男性世界。他们通过与政界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执行主编詹姆斯·威金斯曾任美国陆军空军情报学校教员，后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国家事务编辑查莫斯·罗伯茨曾任国防部通讯专家），提前拿到新闻，并在下班后聚在酒吧里分享资讯。

（威金斯）

这是他们实行多年的媒体政治，甚至已形成一种固化的价值观。他们不想让凯瑟琳加入其中。

1952年，菲尔鲁莽地给这些人奖励了数量颇丰的股票后，更是加剧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他们觉得自己才是《邮报》真正的主人。

凯瑟琳曾因自己向这些老员工问了太多问题，而客气地表示歉意，得到的回复是：“行，那你别问了。”

（凯瑟琳与《邮报》高层开会）

肯尼迪也把《邮报》当成自己随时取用的政治机器，完全没把凯瑟琳放在眼里。比如，他曾在完全没知会凯瑟琳的情况下，安排《邮报》的广播电视副总裁约翰·海斯进入中情局的一个秘密工作组。海斯本人，也没将此事告知凯瑟琳。

（杰奎琳、凯瑟琳）

这些盘根错节的旧势力，还导致报社存在权力架构混乱、文档记录散乱、对外政策过分宽松等问题。

代入凯瑟琳的处境，不难想象她心中的煎熬与恐惧。《邮报》是维系迈耶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把这家媒体牢牢控制在手里，是她唯一的出路。

当然，她也不是非得亲自上阵。在那个年代，她大可再嫁一个成功男性，并由其代她掌舵《邮报》，一如当年菲尔那样。

当时也确实有很多男人，急切地向凯瑟琳求爱，以期成为第二个菲尔。凯瑟琳称他们为“秃鹫”，认为他们都是冲着迈耶家族的钱来的。

（工作中的凯瑟琳）

一番痛苦思索后，在改嫁和亲自掌权之间，凯瑟琳选择了后者。

她敏锐意识到，相较菲尔，她的个人魅力和新闻直觉并不突出，因此她选择了一条异于菲尔的管理风格：相比灵感，更重条理；相比直觉，更重逻辑；相比政治上的所谓“圆融性”，更重原则。

最后一点尤其重要。

她不像菲尔那样，把大量精力用于经营政治关系，而是把时间花在客观的、可量化的管理和财务上。政治，只是她生产新闻的原材料之一。

（凯瑟琳、林登·约翰逊）

简言之，一切务实。而务实，也就意味着需要放下无谓的理想主义。

比如凯瑟琳年少时热衷捍卫的工人权利。

1964年12月，美国报业工会（凯瑟琳年轻时曾以记者身份加入其中）以罢工威胁《邮报》，要求加薪。彼时，没有与工会对抗经验的凯瑟琳，在联邦调解员的施压下，同意给《邮报》的记者们开出每周200美元的报酬，创下当时美国记者业最高薪资纪录。

这次屈辱经历，迫使凯瑟琳走上与工会斗争的道路。

她当然需要帮手。在工会事务上，她最得力的助手，是《邮报》副主编杰克·帕特森。

帕特森曾在多家报纸任职发行负责人，并因此与进行报纸分发的卡车司机工会数次产生冲突。工会的腐败、低效、暴力倾向，令他厌恶不已。

每次帕特森想推行更高效、利润更高的发行策略时，都须经历一番苦战：他的家人被跟踪，并遭到炸弹、电话威胁；他走在路上会被人袭击；他常带着一脸伤回家......

帕特森的强悍名声，也通过这一场场恶战传开了。1952年，菲尔聘请他来《邮报》工作。当时，凯瑟琳见帕特森一家生活窘迫，自掏腰包给他们买了栋房子。

菲尔离世后，帕特森以实际行动回报了凯瑟琳。

他教给凯瑟琳的第一件事，是不要渴求被人爱戴：

（凯瑟琳）

宁可被员工畏惧，也不要被员工嘲讽；要要求员工忠诚，而不是恳求员工忠诚；要让员工知道他们究竟是为谁工作；善用奖惩手段分化员工，引导员工内讧，尤其要让工会底层成员失去对工会高层的信任；引入新生产设备，同时引入一批非工会员工来操作这些设备......

凯瑟琳完美领会并执行了这些教导。随时间推移，她甚至展现出超越尤金的霹雳手腕，成了著名的反工会企业家。

也正是这些强悍手腕，令凯瑟琳在掌权仅五年后，便带领《邮报》实现了利润翻倍。

她在1975年对印刷工人大罢工进行的镇压，更是经典一役。

（1975年印刷工大罢工）

那年秋天，《邮报》引入了先进的排版印刷技术，导致对排字工的需求大幅减少。这些工人所属的、素来以强势著称的国际印刷工人联合会，在此事上与报社发生激烈矛盾。

凯瑟琳寸步不让。11月，工人开始罢工。罢工第一晚，印刷车间损失惨重，数十名印刷工参与了纵火、破坏财物等犯罪行为。

凯瑟琳以强硬姿态回击了这些举动。她雇佣非工会工人和学徒顶岗，哪怕这些新人因业务不熟出现大量印刷错误，她也坚守立场，保证报纸准时面市。

（凯瑟琳）

经过日日苦战，进入1976年后，压力转移到了工会这边。《纽约时报》等其他大刊，已逐步实现排版自动化，《邮报》也证明了这些工人并非不可取代。

工会开始逐渐失去舆论的同情。

那年夏天，许多工人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年底，罢工彻底失败，《邮报》亦因此成为美国最早一批打破印刷工会垄断的报社。

荣光再次照到了凯瑟琳身上。她节约了300万美元的人工成本，她的权力根基再次夯实，她的业内地位不断提升......

但为了这个结果，凯瑟琳亦经受了巨大精神折磨。

罢工期间，有年迈的工人自杀，许多工人家庭陷入困苦，印刷工的妻子们每周日围在凯瑟琳家外抗议；示威者常以菲尔之死攻击凯瑟琳，令她痛苦不已......

抗击工会有功的帕特森，则分别于1974年、1979年被晋升为公司副总裁和高级副总裁。

来源：八卦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