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咱今天聊聊一段老历史，这事儿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蒙古草原上，那时候，外国人来蒙古考察，写了不少日记，这些日记里都提到一个现象：蒙古人的私生活混乱，得性病的人特别多。

咱今天聊聊一段老历史，这事儿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蒙古草原上，那时候，外国人来蒙古考察，写了不少日记，这些日记里都提到一个现象：蒙古人的私生活混乱，得性病的人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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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地方大，人住在草原上，以放牧为生，他们本来自由自在，可社会风气出了问题，男女关系随便，性病传得飞快，这不是蒙古人天生这样，而是制度逼的。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1844年来蒙古传教，他亲眼看见，喇嘛不守规矩，和俗家妇女乱来，1909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到了库伦，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他发现，城里一半多是僧侣，性病患者很多，1926年，中国军阀冯玉祥在外蒙古调查，他给出一个数字：17到25岁的蒙古青年里，85%的人得了花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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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会这样？根子在清朝推行的喇嘛制度上，清朝从康熙皇帝开始，大力推广喇嘛教，他们在草原上建了很多寺庙，到19世纪末，内蒙有上千座庙，外蒙更多，蒙古家庭把儿子送到寺里当喇嘛，结果，僧侣占了大半男性人口，年轻小伙子不进婚姻市场，男女比例就失调了。

剩下的人里，七八个男人抢一个媳妇，女人少，男人多，关系就乱了，内地来的官吏、军人和商人，在蒙古做生意，不带家眷，他们找当地女人搭伙，临时伴侣多，这么一来，性关系复杂，疾病传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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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本应清修，可管理松散，戒律成了空话，僧侣和俗人接触频繁，古伯察看过卓资喇嘛寺的仪式，本来是宗教活动，却变了味，赫定注意到，僧侣自由进出城市，和居民混杂，冯玉祥走访村落，数据触目惊心。

清朝为啥这么干？表面上是祈福，实际是减丁，蒙古人口本来有1200万，到清末剩不到一半，性病和喇嘛制度是主因，《剑桥中国晚清史》里写，19世纪清朝完全控制蒙古，人口衰减，就是这两个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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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传开，医疗也没跟上，蒙古人信藏医，喇嘛又是医生又是宗教头子，藏医用汞治性病，病人吃下去，短期缓解，长期中毒，1933年的《华北防疫年报》记载，绥远、张北、库伦等地患者找喇嘛治病，拒绝现代注射。病情控制不住，1929年的《边政月刊》提到，一旗之内三分之一的少年男子进寺，婚配乱套，性病传得飞快。

患者信喇嘛，不信现代药，文化认同深，承认传统失败比病痛还难受，寺庙成了传播窝点，病人聚集，交叉感染多，哲布尊丹巴活佛自己都得病，鼻子烂了，怎么领导？社会结构垮了，家庭悲剧多，蒙古妇女难找配偶，只好和外来人搭伙，儿童健康受损，长大无力劳动，民族未来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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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咱们大规模防治性病，到1966年，疫情基本消灭，但清末民初的时候，医疗无力回天，清朝乐见蒙古弱化，不威胁中原，可长远看，代价太大，一个勇猛的游牧民族，被宗教和疾病拖垮，教训深刻啊。

这些考察日记不是猎奇，是历史的镜子，它们照出制度设计的问题，宗教权威和医疗混在一起，阻碍科学进步，人们宁信神灵不信药，灾难就来了，读这些记录，让人感慨，蒙古社会的问题，不是天灾，是人祸，喇嘛制度本意祈福，结果酿成大祸，直到现代医疗介入，才慢慢好转，但根子上的反思，还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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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看官，历史是一面镜子，照过去也照未来，咱们从这段往事里能学到啥？制度设计得长远，传统要更新，不然苦的是老百姓，您觉得呢？欢迎留言唠唠。

来源：荔枝男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