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母亲把30万家底给哥哥弟弟,当时我无法理解,后来理解母亲的苦心。
母亲把30万家底给哥哥弟弟,当时我无法理解,后来理解母亲的苦心。
“你就一句话,我心里不那么堵。”那天我在电话里尽量压着声调。
“还能说啥呢,钱给了你哥你弟。”母亲那头平平的语气,像刚倒出的凉白开。
我把手机轻轻扣在桌面,瓷杯抖了一下,茉莉花茶从杯沿淌下来,拐个弯儿沿着木缝渗进去。
我站到阳台,风从海上来,软塌塌的,不像家乡那种带着脾气的风。
我心里那口劲,却硬邦邦的,像冬天冻死在地里的钉子。
母亲卖了家属楼老房,算上多年存款,一共凑了三十万。
她平静地说,给哥哥做周转,给弟弟付首付。
我在南方,房贷还没到半程,工作算稳定,但也不是没有压力。
说不上嫉妒,就是心里那杆秤,一下没了砣。
我压着话头不吭声,挂了电话过了会儿,又拨回去,还是没问出个所以然。
事情要从老房说起,得把前因后果摆清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厂里盖起家属楼,红砖外墙,走廊里是灰水泥。
冬天走在里面,鞋底跟水泥磨着,冷声咯吱咯吱。
我们那套在四楼,北窗对着一排榆树,风一过,枝杈像在挠玻璃。
屋里有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是父亲托人从供销社带回来的。
电视屏上母亲贴了层薄膜,说是防尘。
饭桌边放着四只搪瓷缸,白底红牡丹,我那只后边磕掉了个小口,母亲拿砂纸磨平,说“能用就行,别埋汰。”
家里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机身黑亮,金色小花已经掉了半截。
父亲在车间干活,手掌经年不离工具,掌心硬,掌纹深。
冬天他爱往火墙那边靠,手背搓得通红。
我上初中的那年冬末,父亲走了,走得匆忙。
那阵风大,窗户缝里不住地叫。
家里像突然断了主梁,母亲把缝纫机搬到了客厅窗下,晚上在灯泡底下一针一线地走,线从她指间绕过,落在布上,发出细小的“嗒嗒”声。
哥哥刚分在铆工车间,穿蓝工装,领子硬得能立起来,说话慢,做事稳,口头禅是“蛮扎实”。
弟弟念完技校,在修鞋铺学手艺,人灵活,说话快,总挂着“咋整呢,先整起来再说”。
我在家里排行最小,爱读书,心思往外飞,心里总想,等哪天考出去了,见见外面的风。
票证的年代尾巴离我们不远,母亲塞在抽屉里的一沓粮票舍不得扔,找来一个发黄的信封装着,说“留个念想”。
九十年代一开,街上半导体收音机里播个体户的故事,热气腾腾。
厂门口摊位多起来,早市鼎沸,晚市也煎炒烹炸声不断。
哥哥下班后帮车间同事拉货,骑二八大杠,自行车把上缠着黑胶布,手刹声“吱呀”响。
弟弟索性在供销社人一走后的空铺子里顶下门面,修鞋打补丁,墙上挂一排刷子像一排小扫帚,桌角摆一罐牛油,用来给皮鞋抛光,擦完亮得照人。
街角的大喇叭里天天放《涛声依旧》,曲调拖得长,风也跟着拉长。
我头一回考出去,是全家一件大事。
那年夏天,母亲带我去小饭馆,点了一盘木须肉。
她从衣襟里掏一小摞钱,包在报纸里,角落磨得软,递给我,说“拿着,别省,外头花钱大。”
报纸标题写着“南方特区春潮”,母亲念得不顺,但喜欢那两个字,眯着眼笑。
我坐了火车南下,离开了东北那一冬天刮起来会吹疼脸的风。
在南方我先挤合租屋,后来搬到单位附近的小单间,兜里揣着个小灵通,震动一下,心里要跳两下。
再后来按揭了一套小一居,房间不大,窗子却向南,阳光从床上一路走到桌角。
我写广告词,写“清新、自然、健康”,把词抠得像在削铅笔,削到笔尖细得只剩一线亮。
工作算不上显赫,但稳当。
这些年我也往家里寄钱,过年回去拎两箱南方水果,想给母亲添点新鲜气。
母亲从不张罗排场,常说“家里不兴那个”。
轮到三十万这件事,母亲半句话,像把石子投到水里,打了一个圈,又一个圈,我心里的水面却久久不肯平。
按母亲的意思,老房卖掉,她自己搬到一处老小区租住,离哥哥单位近,来回照应也方便。
钱一到手,她没在自己身上花,先给哥哥转了一部分,让他把厂里转岗后的薪水断层补上,剩下一部分给弟弟做首付和周转。
她在电话里说“你那边,有房有工作,过得去,他们眼下挨。”
她用“挨”这个字,还是老口音,“挨过去”的意思。
我心里憋闷。
不是见不得哥哥弟弟好,反倒多年来我自认拿他们当主心骨。
我只是一下觉得自己像被轻轻放在了一边。
我趁年底,抱着礼盒回了一趟家,院子里挂着冰凌子,像排排透明的刀。
楼道贴着拆迁通知,后面有人拿笔写了“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墙皮起碱,白粉一块块掉,露出下面的红砖。
母亲穿着旧棉袄,袖口翻了三层,针脚细密,正往煤气灶上搁一口老铝锅。
她见我进门,手里活没停,侧身笑着说“回来啦,喝水。”
桌上还摆着那只掉了口的搪瓷缸,热气从小缺口那儿往外冒,像一口小小的白气泉。
我把手伸过去烤一会儿那股蒸汽,心里那股硬度松了点,又想起那句话,就又紧了一点。
晚上哥哥回来,拍着身上的雪,说“路滑,小心点。”
他举着筷子夸母亲炖的萝卜牛肉“蛮扎实”。
弟弟晚一些,背个双肩包进来,脸冻得红,嘴上挂着笑,往母亲手里塞一包饺子馅,说徒弟父亲送的,心眼好。
我看着这一桌子热气腾腾,心里那口气上下翻腾,不上不下。
第二天吃早饭,母亲把抽屉里的小账本拿出来,封皮油亮,边角卷起。
她不让别人看,全家四个人,就翻到一页给我看。
上面写着“2003年,老二学费,5000。”
“2005年,老大房梁修,800。”
“2010年,小的南方机票,800。”
“2012年,老二店租押金,3000。”
“2016年,老大药费,断断续续……”
字写得歪,像是走路时写的。
母亲指着最新的一栏,说“老大这几年看腿,花得多,老二店里转不过来,你这边的,我记着。”
她抬眼看我,眼神干净,像冬天清早的天。
我想说“我也紧”,话到嘴边转了一圈,还是咽回去。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母亲这本账不是讲理的账,是过日子的账。
兄弟三人,她调秤,不是按均分,是按谁眼下更急。
我偏头看见那只搪瓷缸,缸体上的牡丹花褪了色,仍旧红。
刚好那缸子,是我记事以来,一直在。
它像个老物件,又像个见证人。
那天晚上,我躺在小时候那张木板床上,枕头下面还是母亲常塞的热水袋,布套蓝白格。
暖气那天出了点问题,室温总上不去。
夜里我冻醒,看见被子厚了一层,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又来给我加了一件。
她脚步很轻,像猫走在毯子上。
在枕边留了一张存单复印件,背面写着“人过河,先扶水急的,你放心”。
字还是那种歪,像风里写出来的。
我把那张纸又翻过去看看,心里突然就不那么憋了。
第二天我跟弟弟去了他的鞋坊。
店门口门帘儿上三个字“老匠鞋坊”,字是我从南方让朋友帮着设计的,工整里带点活。
屋里靠墙摆着一台老式脚踏修鞋机,铁胳膊上有细小的锈,但被擦得光亮,像一件老家伙在讲述旧话。
弟弟手上茧子厚,指缝里落着黑黑的鞋油,刷子在皮面上转圈,亮光就一点点出来。
我说“咱把灯换了,换成暖一点的”。
他眯眼看着天花板,说“好是好,价钱也不便宜啊”。
我笑,说“该花的花,省着也不是这儿省”。
他嘟囔一句“可劲儿败家”,话音未落,我用胳膊肘顶了他一下,俩人都笑。
我们去建材市场挑了灯,挑回一套,顺手买了两桶墙漆。
我把价目表重新打了,贴在墙上,干干净净,写着“补底、加跟、换拉链、补口”。
又给他在网上开了个号,拍了修鞋前后的对比,学着别人那样写两句家常话:“一双鞋子,穿的是脚感,也穿的是记忆。”
一个客人拿来裂口的靴子,问能不能补。
弟弟摸了摸裂缝,说“能,得加补皮”。
客人问“值不值”。
弟弟说“值,穿着不咯脚”。
客人笑了一下,露出整齐的牙,点头说“那就整”。
我在一旁看着,心里也跟着踏实。
哥哥那边,我陪他去医院做复健。
医生教一个动作,他做得耐心,像车间里磨一个零件,磨到发亮再放手。
回家路上他慢慢走,说“我心里总有点过意不去。”
我知道他说的是母亲的钱。
我说“过什么不去,这是日子,先把事顶住。”
他“嗯”了一声,说“等手头缓了,慢慢往回补。”
我点头,说“慢慢来。”
过年那天,家里聚餐。
母亲把小圆桌擦了又擦,油光发亮。
她端出一盘酸菜汆白肉,汤上漂着一层淡淡的油,香气稳稳地飘在屋里。
哥哥盛了一碗,递给我,说“小心烫嘴”。
我接过,手心一下暖了。
弟弟把锅包肉摆上来,金黄的边儿亮闪闪。
母亲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那只搪瓷缸,往里续了热水,放到她自己的位子旁边。
她环顾一圈,说“吃吧”。
桌上有笑声,笑声里也有沉默。
我看着他们,心里那杆秤,再一次稳了一下。
年后我回南方,站在公司楼下抽了一支烟。
风从街角拐过来,把烟往回推,我被呛得眼睛发酸。
同事问“感冒了”。
我笑,说“风大”。
我回到家,翻抽屉,翻出一张旧照片。
黑白的,父亲坐在凳子上,袖子卷到胳膊肘,母亲站在旁边,一脸认真。
照片角落有一个小太阳,是我小时候用红笔画的。
我把照片靠着书摆好,一抬眼看见桌上的搪瓷缸。
那缸在南方的房间里,看起来稍稍有点孤单。
我伸手摸了一下缸沿,冰凉,又稳。
春天的时候,我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把工作安排妥当,带母亲来南方住一阵。
她不肯跟我挤在一起住,说“你忙,回来得清静点”。
我在附近给她租了一间小屋,朝南,阳台晾得下被子。
她早晨喜欢在阳台晒被子,阳光从布面的纹里一点点透出来,像在慢慢显影。
她还是用那只搪瓷缸,我给她买了不锈钢保温杯,她说烫嘴,笑着放到一边。
午后她坐在窗边打毛衣,毛线团滚到地上,我弯腰去捡,她说“别急,慢慢来”。
她看电视,换了台又换回来,说“黑白看着清爽”。
我给她找了几部老电影,她看得认真,忽然说“你爸年轻时也这样,骑自行车走过一条街”。
我问“你想他吗”。
她把毛线绕回手里,说“想有啥用,人往前走”。
她说这话时,阳光正好从她手背上滑过去,细细的皱纹被照得明亮。
我拍了她手背一下,说“妈,你手真能干”。
她笑“还行吧,跟以前比慢了”。
我说“慢点也好”。
月末弟弟电话打来,问我能否帮忙设计一个优惠券的图,准备节日促销。
我说“行,发需求”。
他在电话那头笑,说“你这口气,跟给客户说话一样”。
我也笑,说“差不多”。
哥哥也来电话,说厂里成立了设备保养班组,他做了个小头儿。
我问“忙不忙”。
他说“不忙,细”。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点喜气,我能听得出来。
每个人都往前走一点,日子就显得有头绪。
母亲每周给我发两次信息,问“吃得咋样”。
我回她“可劲儿吃”。
她每次都发一个笑脸,底下配两个字“在呢”。
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天边泛着淡淡的红。
我去母亲租住的小屋,看到她在阳台上抖被子,背影瘦而直。
灰尘在夕阳里飞起来,像一群金色的小虫。
她回头看到我,眼睛里立刻亮起来,说“回来啦”。
那一瞬我胸口松开,像有人从后面轻轻拍了一下。
夏天过去,秋风起,弟弟把店面小修了一番,墙刷成暖白,灯换成柔光。
他把那台老式脚踏修鞋机擦得锃亮,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我问他“老物件放这儿,是想告诉大家你是从这儿起步的吗”。
他挠挠头,说“也算个纪念”。
我说“好,见光也好”。
有个老客人拿来一双断底的布鞋,说穿了三十年,不舍得扔,问能不能救。
弟弟拿在手里,掂掂重量,说“能,得慢工”。
老客人点点头,说“慢工出细活”。
我在旁边笑,说“是这理儿”。
哥哥那边,年轻人进厂多了,他教他们一招一式。
他说“拧螺丝这事儿,差一点儿就是差一点儿,不是差不多”。
年轻人点头,他就笑,说“慢慢就知道了”。
有一回我回东北,特意绕去老房那块地看看。
楼没了,空地上草长了半人高,风一过,波浪似的。
把手伸出去摸到一棵小榆树的叶子,粗糙,有点扎手。
我站着没说话。
母亲走到我旁边,也没说话。
她的目光在空地上来回,像在找什么。
门框上的刻痕没了,天花板上那颗钉子没了,供暖管道贴着墙发热的那条红线也没了。
我却觉得,有些东西还在。
比如母亲手里的那只搪瓷缸,比如她背一弯腰就能把地下细碎儿收拾利落的那个姿势。
回家路上,我问母亲“你后悔吗”。
她说“不后悔,房子是房子,人是人”。
我点头,说“嗯”。
她接着说“房子没了,人的走法还在”。
我笑,说“你这个说法好”。
她摆摆手,说“哪有啥说法,过日子嘛”。
冬天又到了。
这一次供暖稳稳的,屋里温度上来,窗户上结了层薄雾。
母亲学会了手机支付,拿着手机在小超市里试着扫码,手有点抖,终于“滴”一声响,笑得像个孩子。
她转头对我说“以后给你寄钱也方便”。
我连连摆手,说“别总惦记着给我寄”。
她不答,低头找表情包,认真地挑选一个,最后发了一个举手的,附两个字“收到”。
我也回她一个笑脸,附两个字“放心”。
公司的项目年终冲刺,忙得脚不沾地。
我熬夜做一个品牌故事的片子,内容是几只老搪瓷缸的漂流。
从北方一户家到南方一户家,从父亲手里到儿子手里,水始终是热的。
客户看完点头,说“有味道”。
我心里轻轻叹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把心里的东西放了一点进去。
年终奖下来,我抽出一部分给母亲打过去,备注写“家用”。
她回我一句“收到了,别省自己”。
尾巴上还加了一个句号,整齐得像她缝的针脚。
我把手机放下,突然想起父亲那双手,裂口里抹了点药膏,抓东西时仍旧稳。
也想起母亲夜里给我加被子的那个背影。
也想起哥哥说“慢慢来”的时候,没有一点抱怨。
再想起弟弟站在明亮的灯下,侧脸干净,刷子一圈圈打着光。
我从书架上抽出母亲的小账本,翻着翻着,翻到有一处油渍。
那大概是当年吃煎饼时滴上去的。
我把鼻子靠过去闻,闻不到味了,却像是有一股淡淡的蒜香从记忆缝里冒出来。
我笑了一下,合上本子,把它放回抽屉里。
这本小账本,在我心里成了另一个秤。
说起秤,我曾经总想着“公平”两个字。
那时候觉得,钱是钱,应该均分。
后来才明白,家里讲的是“怎么把这日子过过去”。
有人眼前是急流,有人眼前是缓水。
母亲那张手心,先去托住急流里的人,再回头来牵一把缓水里的。
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点安稳,不再琢磨那个“理”字,只想着那只手。
过年后,哥哥开始分段把钱往母亲卡里打。
每次打上一点,他就给我发个信息,说“我打了”。
我回“知道”。
弟弟那边也按月给母亲过生活费,数不多,按时。
母亲把钱又给我和哥哥弟弟添东西,给我买了两套床品,说“棉的,睡着不冷”。
给哥哥买了双防滑鞋,说“冬天走路稳点”。
给弟弟买了一个新刷子,说“刷鞋更亮”。
她自己给自己置办了一双新棉鞋,底厚,走路不硌脚。
穿上,走两步,转头问我“好看吗”。
我说“好看”。
她满意地点点头,又把旧鞋收拾干净,说“干活穿”。
春天的气息一天天浓起来。
我们一家坐在一起吃饺子,母亲调的醋里加了一点糖,蘸起来酸里有甜。
哥哥夹了一只,吹了吹,递给我,说“别烫着”。
弟弟把一只带韭黄味儿的夹给母亲,说“你爱吃这个”。
母亲笑着接,问“你俩在店里和厂里,都顺不”。
一个说“顺”,一个说“还行”。
她点点头,目光从我们脸上一一扫过去,最后落在那只搪瓷缸上。
她伸手把缸往里拉了一点,怕碰到边缘。
我看着她的小动作,心里忽然又软了一层。
饭后我帮她收拾碗筷,她站在旁边擦桌子,桌面被擦得发亮。
她说“那阵你心里不痛快,我都知道”。
我说“过去了”。
她说“人就差一口气,那口气过去就顺了”。
我点头,说“嗯”。
她忽然笑,说“你看你现在,不也顺了”。
我也笑,说“顺”。
那天晚上回房间,我打开窗户,楼下孩子们在滑旱冰鞋,灯光照在他们身上,像一串小小的流星。
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带着晚饭后的油香和一点点泥土味。
我靠在窗台上,忽然想到,家底除了钱,还包括谁在谁的难关前站了一站。
母亲当年给三十万,表面看是给哥哥弟弟,实际上也给了我。
她给了我一份“放心”的底气。
后来我渐渐发现,理解常常来得有点晚,但只要来了,就不算缺席。
再后来,弟弟店里生意稳了,徒弟也学得上道。
有个年轻人拿着一双开胶的运动鞋,说没钱买新的,问能不能修。
弟弟看了看,说“能,别怕麻烦”。
那年轻人点头,说“真是谢谢”。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小小的店像一只柔和的灯,照着站在门口的人。
哥哥那边,厂里年终总结,他的班组因为设备完好率高得了个小奖。
他拿着奖状回家,给母亲看,母亲说“这字写得精神”。
他说“人也精神”。
母亲笑,说“行”。
我这边,公司帮一个青年创意活动做讲座,讲“故事从哪里来”。
我说“从一只搪瓷缸里来,从一盏楼道灯里来,从一条围巾的线头里来”。
底下有人笑,也有人点头。
讲完我下台,心里轻轻地感到一种平静。
这平静不张扬,不自夸,像北方冬天的阳光,冷里头有暖,暖里头有一点清亮。
我回到母亲那边,推门进去,她正在阳台上晾被子。
她的背影又瘦了一些,肩头却还是挺直。
夕阳照在她的头发上,银光一点一点浮出来。
她转过头,看到我,笑了。
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安稳了。
故事不必再往下讲。
窗外楼道里一盏一盏灯亮起来,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盏一盏替你把路点亮。
至于公平与不公平,理与不理,慢慢都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回头的时候,总有一只手在你身边,伸着,暖着,稳着。
而那只手,叫母亲。
来源:小模型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