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9月1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801会议室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学者。他们讨论的并非股价、汇率，也不是GDP，而是“人”——14亿中国人如何摆脱贫困、如何流动、如何老去，以及如何重新定义“发展”本身。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这场研讨会试图为中国经济学

2025年9月1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801会议室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学者。他们讨论的并非股价、汇率，也不是GDP，而是“人”——14亿中国人如何摆脱贫困、如何流动、如何老去，以及如何重新定义“发展”本身。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这场研讨会试图为中国经济学寻找新的叙事方向。

由张军教授主编，章元教授、宋弘教授副主编的《中国发展经济学》新书发布会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首都经贸大学、浙江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教材建设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深入交流。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

发布会第一个环节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刘守英教授对本书在推动发展经济学“中国叙事”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回顾了教材的编写历程，强调了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结合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出版社副总经理王联合则从出版角度出发，介绍了该书的出版意义与推广设想。

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元教授

主题发言部分，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元教授主持了“教材建设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专题讨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教授认为，本书在总结中国经验方面具有开创意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罗楚亮教授强调了教材在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中的价值；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程名望教授提出，教材要更加注重国际化表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毛捷从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经济学研究切入，提出跨学科融合的必要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石智雷教授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罗知教授则从学科发展与课程应用角度对教材提出了建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宋弘教授

随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宋弘教授主持了第二场主题发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公共经济系主任封进指出，本书将公共政策与发展经济紧密结合，为未来公共治理研究提供了教材支撑。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许庆教授强调，教材的案例丰富性将提升学生对中国实践的理解。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方红生教授认为，本书在公共财政与发展经济的结合上颇具创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李明教授指出，书中关于制度与治理的章节，将对培养政策研究人才产生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国有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刘瑞明则从大数据与战略研究的角度，提出了教材未来可拓展的方向。

在最后的自由讨论与总结环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创新与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寇宗来教授主持交流。多位与会嘉宾围绕教材未来的修订方向、案例教学、以及如何进一步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议题展开交流。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发展经济学》不仅是一本系统化的学术教材，更是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的一次有益探索。

专 家 评 价

（整理自现场发言）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线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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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政策与实践三个维度来看，这本书的视角都十分独到。首先，这本书的主线非常清晰——发展问题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传统研究聚焦于各类发展难题，而中国在解决人的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方面，有着极为独特的实践。这本教材以 “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整个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主线，这一选择既精准又抓住了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书中涉及的减贫、城市化、户籍制度、生育政策、健康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等内容，均围绕 “人的全面发展” 这一主线展开，这是这本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其次，这本教材的一大亮点是紧密聚焦中国的发展问题。从主流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来看，其核心议题之一是如何摆脱贫困。而这本书恰恰抓住了中国发展的独特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实现了减贫的伟大成就，这本身就是极具研究价值的中国发展命题。此外，书中对中国结构性问题的探讨也十分深入，比如农业如何走出 “内卷”、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户籍制度改革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特有的结构性特征。

减贫与结构变迁，既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发展中最具独特性的两大课题。中国在二元体制下成功应对了贫富差距与结构变迁的挑战，这在书中得到了充分阐释。

第三，这本教材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扎根中国发展实践的学理化表达。张军老师挑选的每一章作者，都是在对应领域深耕多年、有着深厚学术积累的学者。这使得教材所传递的知识体系兼具专业性与科学性。无论是减贫、农业、城市化的研究，还是户籍、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分析，各章节均基于扎实的研究形成体系化内容。教材若缺乏坚实的研究基础，便容易沦为政策的简单传导。而这本书的编写团队经过多年研究，其成果已得到主流发展经济学界的认可，因此具备了扎实的科学性、严谨的学术价值与深刻的思想内涵。

作为一本教材，它很好地实现了一般理论与中国问题的结合。书中每一章均先介绍发展经济学领域具有共识的基础理论，再将这些理论引入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最后基于中国发展实践进行理论创新。这种“一般理论—中国实践—理论创新”的逻辑，实现了普遍规律与中国特色的有机融合。

张军（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

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编撰历程。从最初的创意萌发到如今正式出版，短短时间内能够完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的长期积累——大家并非为了编写教材而刻意研究与自身专长无关的领域，而是将日常深耕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合。

因此，这本教材的诞生可谓水到渠成。我们并非刻意以 “以人为本” 为线索进行归纳，而是研究实践本身天然形成了这一主线。在这一主线引领下，教材的整体框架得以构建。

想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校外专家，各位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均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与重要贡献。中国的发展问题极具研究价值，尤其置于全球视角下更是如此。我们此次推出这本书，算是抛砖引玉，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优秀成果涌现，共同开展深层次理论探究，提炼体现中国本土实践的发展政策。

王联合（复旦大学出版社副总经理）：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需要兼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我们常说要 “讲好中国故事”，但以往的出版实践中，过度依赖宣传性表达往往会稀释情感力量，效果不尽如人意。我认为，核心在于强化“学理性”—— 将经济学的基础原理、研究方法与前沿成果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发展经济学》恰好做到了这一点，它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减贫成就作出了迄今为止极具说服力的学理解释。

张建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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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张军老师介绍的，团队在研究中不自觉地聚焦 “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形成了这部研究成果 —— 它更像是团队研究成果的系统汇编与集中展示，自然构建起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独特体系。这背后是优秀的编写团队、长期的知识积累，以及 “人的全面发展” 这一鲜明主线共同作用的结果。

此外，本书很好地阐释了如何将中国经验上升为理论体系，这恰恰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求，堪称经济学领域的典范 —— 它是基于中国经验与理论结合的学理化、体系化展示，虽属初步探索，且非刻意设计，但极具价值。

当然，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梳理现有实践外，需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多维度需求，将所有与人相关的因素纳入研究范畴。若能在这一方向上深化原理探讨，前景可期，也需要同行们共同努力。

我提议，未来可组织不同教材编写组开展交流，最终保留不同版本的教材 —— 这比单一版本更有意义。或许其他版本会大同小异，而张军老师团队的这本将以独特风格占据重要地位，推动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繁荣。

罗楚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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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经济学学科演进来看，早期教材更强调工业化与国家发展，以宏大趋势为线索，围绕结构与制度变迁展开；而当前研究已明显转向微观视角，“人的全面发展” 正是这一转型的重要体现——这与《微观发展经济学》等前沿著作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也符合当前政策导向。

从书中结构来看，编者已给出清晰思路：减贫是起点，人的全面发展是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这种 “起点 — 主线” 的逻辑设定，非常合理。

本书的编写团队实力雄厚，各章节均体现了学术前沿水平。翻阅章节内容就能发现，作者们都是中国发展问题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每一章都基于扎实的研究基础，参考文献中包含大量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 —— 这恰恰符合教材编写的核心要求。

以往很多教材是教师基于授课经验编写，侧重内容取舍；而本书的作者们均是一线研究者，对领域内的问题与文献有系统梳理，这种编写模式非常值得肯定。文献选择对教材至关重要，国内很多教材对文献引用不够重视，而国外翻译教材在这方面更为严谨，比如《经济学原理》《计量经济学》等基础教材，通过文献引用为读者提供了研究指引。本书在文献应用上的探索，为研究导向型教材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程名望（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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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富的渴望”—— 这是人的共性，每个人都想告别贫穷、积累财富、过上美好生活。我们无需刻意割裂中国实践与现有理论体系的联系，不必陷入 “非此即彼” 的误区。人类的基本需求与人性是共通的，比如对财富的追求，中外并无本质差异。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应是在人类共同理论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实践，而非另起炉灶。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挑战是 “理论体系化”。去年在复旦参加另一会议时，曾听闻《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艰难 —— 修订七版仍未完全成型。这反映出一个普遍问题：若脱离大学阶段所学的基础理论，仅依靠中国实践构建体系，很容易陷入碎片化，缺乏能说服自己与他人的逻辑框架。

张军老师团队的这本书，本质上是一本 “学术型教材”，与侧重基础概念的普通教材不同，但仍面临理论体系化的挑战。书中纳入了回归分析等实证方法，但缺乏类似 “索洛模型” 这样的经典理论框架作为支撑 —— 这并非本书或团队的问题，而是中国学者整体面临的困境：我们仍在借鉴成熟模型进行自然实验分析，原创性理论框架相对匮乏。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解释 “中国增长奇迹的核心原因”—— 中国用四五十年时间从人均 GDP 250 美元增长到 1.2 万多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人类奇迹的根源是什么？是制度、文化、市场还是全球化的力量？需拆解核心因素，为其他国家提供可借鉴的经验，这是中国发展经济学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即便给出的答案是学术性、碎片化的，也能体现其主体价值。

毛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我从事多年教务处工作，从教材管理者角度，我特别认可这本书。教材编写有 “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与 “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的要求，这本书完全符合且表现突出。比如关于 “收入不均等” 的章节，逻辑清晰、阐释透彻——从概念界定到度量方法，再到影响因素与中国实践，层层递进，阅读体验非常流畅，足见编写质量之高。

从学生角度，这本书更像是 “问题导向型” 教材，介于传统教材与研究手册之间。对于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而言，若想深入了解某一领域（如社会保障制度），阅读对应章节就能获得系统认知 —— 这种兼具知识性与研究性的定位，非常适合学术型学习需求。

人工智能能帮助我们高效处理中国特有的海量数据与复杂问题，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技术支撑。即便不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只要跨学科合作，就能发挥其价值。这或许是未来推进自主知识体系与教材建设的重要发力点。

石智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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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要研究人口经济学，书中关于城市化、贫困、劳动力迁移、社会保障等内容均有涉猎，尤其关注 “生育政策与人口转变” 这一章节。结合近期研究，我分享几点关于人口问题与发展经济学的思考。

人口结构的变化已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人口红利期的核心是 “劳动力多、老少少”，而当前人口结构正呈现 “倒金字塔” 特征，劳动力供给减少、老龄化加剧，这将反向侵蚀经济发展动力。2015 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率在 2017 年达到峰值，随后断崖式下跌，2024 年因龙年生育堆积出现短暂反弹，但长期下行趋势未改，预计未来仍将持续下降。

我们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是“生育成本与收益的严重失衡”。从生育、养育到教育，甚至子女成年后的支持，家庭承担的成本近乎无限；但养老模式已从 “养儿防老” 转向社会化养老，生育的 “收益” 大幅降低。这一变化导致了 “生育不平等” 的逆转：传统社会 “越穷越生”，而当前贫困家庭结婚生育困难，富裕家庭反而更愿意生育 —— 农村地区生育三个孩子的家庭多为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高收入、高职业地位群体的生育率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

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变化与 “人的要素化” 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中，个体被视为生产要素，企业仅根据其创造的价值支付报酬，而生育、家庭等社会属性被边缘化 —— 女性的生育价值、家庭劳务价值无法被市场定价，自然被排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追求生存与利润，不会主动承担生育带来的成本，这进一步加剧了生育意愿的下降。

基于 2011-2018 年每年 20 万样本的流动人口数据，我们观察到生育率的 “反转节点”：2010 年前后，高职业地位群体的生育率开始超过低收入群体，且这一差距在二孩政策实施后进一步扩大。

针对生育政策的效果，我们也进行了研究。中国的生育服务制度由来已久，并非二孩政策后才出现，其涵盖时间支持、经济支持、服务支持等多个维度。以产假政策为例，研究发现：产假延长初期确实能提高生育意愿，但延长至 158 天后，效果不再显著 —— 因为产假延长会导致女性失业率上升、职业发展受阻。企业将生育成本转嫁给女性劳动者，而这种负效应主要由低收入、不稳定就业的女性承担，高职业地位、稳定就业的女性（如高校教师、公务员）则能充分享受产假福利，这进一步加剧了生育不平等。

育儿补贴政策的效果同样有限。我们在湖北 21 个县市区开展的实验显示，无论是一次性补贴还是持续性补贴，对 “想生育” 群体的激励作用不明显，但能减少 “不想生育” 群体的比例 —— 这符合贝克尔 “孩子是耐用消费品” 的理论，生育决策是长期权衡的结果，小额补贴仅能影响犹豫群体，无法改变整体生育率。

当前，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衍生产物？这需要深入探讨。若不能解决 “人的要素化” 与 “社会属性” 的冲突，单纯的政策激励难以逆转生育率下降趋势。中国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欧美、日韩的人口发展道路，需要发展经济学给出答案。我就讲这些，谢谢。

罗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张军老师团队以 “减贫” 为切入点、以 “人的全面发展” 为主线，这一设定极具创新性。张军老师的研究在传统发展经济学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古典经济学聚焦效率与增长，传统发展经济学虽关注贫困与分配，但仍将其视为发展的 “结果”；而本书将 “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主线，将贫困、分配等问题提升到 “发展核心” 的高度，这是对发展经济学内涵的重要拓展。

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在当前阶段愈发凸显：对内，收入分配失衡导致消费不振，制约内需扩大；对外，全球收入分配失衡加剧了国际竞争与冲突。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关乎自身发展，更影响全球格局。我们团队长期尝试将收入分配与增长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讨其对消费、城乡差距、区域失衡的影响，但未来还需从全球视角进一步深化 —— 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引发如此深刻的结构失衡，这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独特议题。

封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公共经济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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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研究色彩比较浓厚，包含了很多前沿文献，这正是我们当时的定位之一。另一个定位是系统总结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经验。起初我以为基于自身的研究积累来撰写难度不大，但实际写作过程中却面临不少挑战。我自己的稿件至少修改了四次，可见，高度凝练中国经验并非易事，需要投入大量心力。我主要负责撰写社会保障相关章节。

在发展经济学中，人的发展必然涉及扶贫、社会保障等核心内容，传统理论往往强调其在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但时代在不断发展，中国发展经济学需要触及最新的时代议题。比如数字经济的兴起、灵活就业劳动者占比的提升，过去人们通常将非正规就业视为落后国家的特征，像印度、拉美国家的灰色经济规模较大，但如今非正规就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比例都在上升，包括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在新的就业形态与人工智能时代，就业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不能再将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等同于 “落后”，这只是时代发展的客观体现。

传统的社会保障理论多基于固定的雇主-雇员关系，而现在很多劳动者并没有单一的、严格的雇主，比如媒体广泛关注的外卖骑手社保问题，就是典型的新挑战。刚才有老师提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相关议题，随着机器对劳动者的替代日益增多，若仍依赖传统工薪税方式为社保筹资，其可持续性将面临巨大压力。这一问题不仅是中国这样 “未富先老” 的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共同课题。中国在本轮人工智能发展中进度较快，正如有老师提到的，中美两国处于竞争前沿，其他国家多处于跟随状态，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相关制度建设也需同步跟进。从发展视角看，这不仅是技术革新，更是制度变革，这一点我们在书中也有所提及。

我认为未来本书可以进一步完善的方向是：结合发展过程中的新变化，将中国各项政策的时代性变革融入其中，因为书中有大量内容涉及政策分析。此外，书中的习题部分也存在遗憾，未来需要增加习题的容量与可操作性。毕竟本书面向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群体，学生需要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升实践能力。

许庆（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从思想层面看，当前我们强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这背后有两重原因：一是在国际上争取更多话语权，二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现象，西方理论已难以充分解释。比如前两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部分理论，应用到中国语境中就存在局限性。经济学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工业革命催生了古典经济学，经济危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革命，“滞胀” 问题又引发了经济学理论的新变革。中国的发展实践独特，需要构建能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体系。作为教材，更应传递具有共性的思想，不仅能解释中国问题，也能为西方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因此，希望未来教材能在保持深度的同时，兼顾通俗性与普适性。

方红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公共经济与财政研究所所长）：

我深知主编一本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的艰辛与挑战，如何确定独特的研究视角、提炼中国特色的典型化事实、筛选能解释这些事实的代表性理论、处理理论归属的争议、评价代表性理论、构建无现成文献可依的解释框架，以及如何融入中国特色的改革实践等。

《中国发展经济学》从 “人的全面发展” 这一新颖视角，讲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 “增长奇迹”与“减贫奇迹”，以及中国政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做的努力。书中绪论从五个方面系统总结了对中国发展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贡献，包括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理论、中国式举国体制理论、中国式精准扶贫理论、中国式有效市场理论、中国式渐进改革理论，令人耳目一新。结合我近期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第一卷）的学习，未来《中国发展经济学》如修订的话，可进一步拓展 “人的全面发展” 的研究维度，增加就业、税收、文化、民主、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内容。张军老师团队以 “人的全面发展” 为核心视角，这与共同富裕高度统一，可进一步融合相关内容。

李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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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在知识传播中的核心地位。知识是对客观事物的系统性认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偶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议题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教材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直接影响人的行为与价值观，因此才有 “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的重要论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结合我编写教材的经历，我认为一本好的教科书需具备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清晰的逻辑体系，二是明确的基本概念与标志性范畴。传统发展经济学有成熟的标志性概念，能以此演绎发展路径与政策工具，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走出了独特道路，传统理论难以充分解释，这就需要我们刻画、模型化这些新现象，这是研究者的使命，但目前我们做得还不够。不过，也有一些成功的探索，比如 “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竞争锦标赛” 等概念，虽有争议，但能清晰解释特定中国现象。

回到张军老师团队的《中国发展经济学》，我认为它有一个鲜明优势 —— 问题导向明确。一本成功的教材或领域综述，必然以问题为核心。这本书以 “人的全面发展” 为主线，理念清晰，还抓住了城市化、开放、金融、社保等关键举措，构建了初步的体系框架，这些都值得高度肯定。

刘瑞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国有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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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围绕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谈三个观点。如今，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我有幸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结合当时及事后的思考，分享几点看法：

第一，理解自主知识体系需立足中国发展阶段。当前我们强调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因为中国实现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 到 “强起来” 的跨越，物质基础的夯实催生了对理论自主的需求，这是发展层次提升的必然结果。

第二，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是 “融合创新”，而非 “闭门造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中西马融合”，即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西方经济学有益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这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但当前存在一种误区：部分学者将 “自主” 等同于 “独创”，刻意创造新概念、新理论，甚至脱离学术规范。我们应摒弃这种倾向，坚守经济学的优良传统 —— 优秀的知识体系不分 “自主” 与 “外来”，只要能解释现实、指导实践，就应吸收借鉴，再结合中国实际转化为具有特色的理论，这才是真正的 “自主”。

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长期积累，不可急于求成。胡适曾说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套用这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体系’”。当前经济学界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对中国过去、当代及未来的重大议题关注不足，部分期刊沦为 “发表工具”，忽视了研究对理解现实、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这是学界的失职。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反思，围绕具体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成为人类知识宝库的一部分；还有学者对中国实践的底层逻辑进行探索，提炼为一般性理论，这些才是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知识体系不是 “规划” 出来的，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一篇篇论文的积累，逐步构建起的既有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普遍意义的理论大厦，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发展经济学》

张军 主编

章元 宋弘 副主编

戚雅斯 李荃 责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本期编辑 | 杨梦瑶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