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良渚遗址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最具象征性的遗址之一，被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然而，主流学界对其历史身份长期模糊，仅以“史前王国”“区域文明”笼统概括，忽视了良渚遗址与上古帝系谱系的内在联系。本文提出新的论证框架：良渚遗址即为帝喾时期的幕国（又称虎方）

良渚遗址——颛顼子有虞氏穷蝉的“幕国”

作者：翁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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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良渚遗址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最具象征性的遗址之一，被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然而，主流学界对其历史身份长期模糊，仅以“史前王国”“区域文明”笼统概括，忽视了良渚遗址与上古帝系谱系的内在联系。本文提出新的论证框架：良渚遗址即为帝喾时期的幕国（又称虎方），其统治者为颛顼之子穷蝉，在帝喾政权结构中担任“东西二老”之一的东方之老（东伯）。

穷蝉的身份具备双重意义：其一，作为颛顼后裔，承继高阳帝系的正统血脉；其二，作为帝喾时期的“东伯”，他不仅拥有辅政地位，更是“秉钺者”，执掌东方方国的征伐权与理法权。良渚文化遗存中的“神人兽面神徽”、反山12号墓随葬品、莫角山（幕国山）的城址结构，都为这一定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本文在梳理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结合《国语》《诗经》《左传》《山海经》等文献记载，论证良渚遗址与幕国的对应关系，揭示了良渚文明作为“帝系方国”的特殊地位。进一步探讨良渚人因环境变迁而西迁巴蜀，并在舜与夏王朝的建立过程中延续其血脉与文明传统，形成“良渚—幕国—虞舜—蜀禹—夏—巴蜀”的历史链条。

结论指出：良渚文明并非孤立的区域文化，而是中华帝系谱系的南方根源。穷蝉作为颛顼之子、帝喾之东伯，使良渚幕国成为中华文明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本文的研究，旨在突破中原本位的学术视角，重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叙事。

关键词：良渚遗址；穷蝉；颛顼；帝喾；东伯；幕国；虎方；舜；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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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世纪30年代良渚遗址被发现以来，考古学界逐渐认识到其在史前文明中的独特地位。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良渚古城、反山墓地和大型水利、农耕系统的全面揭示，学者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具备“国家形态”。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更是确认了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源头的国际地位。

然而，主流学界在解释良渚文明时，多停留于“早期国家”或“区域文明”的层面，缺乏对其具体历史身份的定位。这种“文化化”与“去历史化”的解释方式，割裂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承之间的联系，使良渚始终未能嵌入中华帝系谱系的历史大叙事之中。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颛顼、帝喾及其子嗣的记载，与良渚遗址的考古现象存在高度呼应。特别是颛顼之子穷蝉，其在帝喾时期担任“东西二老”之一的东伯，主管东方方国，其职权包括辅政、掌理礼法与征伐权。《国语·鲁语》曾言：“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可见穷蝉不仅在帝喾政权体系中地位显赫，而且与“有虞氏”密切相关。

良渚遗址恰位于长江下游，遗存中频繁出现“神人兽面”图腾，结合墓葬中象征军权与理法的玉钺、杖形器，与文献中穷蝉之东伯身份高度契合。由此，本文提出：良渚遗址即为帝喾时期的幕国（虎方），穷蝉是其统治核心。

本文将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证：第一章探讨神人兽面神徽与幕国的族属；第二章分析幕国的历史地位与帝喾体制；第三章解读反山墓地与东伯系统的考古实证；第四章考察莫角山即幕国山的历史地望；第五章讨论良渚人的西迁与舜、夏文明的兴起。最后，总结良渚幕国在中华文明起源谱系中的地位与意义。

第一章 神人兽面神徽与幕国族属

一、考古发现中的“神人兽面”组合

在良渚遗址的玉器、石器和青铜遗物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独特的纹饰，被称为“神人兽面神徽”。这种纹饰通常表现为：上方一人形，高冠、双臂张开，姿态庄严；下方则为兽面，目光炯炯、獠牙突出，呈现出威猛之势。学界一般将其解读为“神灵与动物的组合符号”，认为是巫术或宗教图腾的象征。然而，这种解释忽略了其在政治和历史脉络中的深层意义。

良渚遗址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其城址规划严整，水利系统庞大，墓葬等级分明。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核心纹饰必然承载着政治与族属的双重信息。因此，“神人兽面神徽”应当被理解为良渚文明所属方国的族徽与国徽，而不仅仅是“巫术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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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人”即穷蝉：颛顼之子、帝喾之东伯

古代文献记载，颛顼帝有十子，其中穷蝉最为重要。《帝系》及相关谱系文献均有“穷蝉为颛顼子”的记载。他不仅是颛顼的直系后裔，更在帝喾时期被任命为“东西二老”之一，专掌东方，号为“东伯”。所谓“二老”，乃帝喾政体中的核心辅政官职，代表着古代中国早期的“宰辅之制”。

“东伯”意味着穷蝉不仅是东方的宗主，还承担着监督、理法和军事征伐的职责。文献中常见“有虞秉钺”的说法，即指其掌有象征军权的“钺”。结合考古发现，良渚反山墓葬中出土的大玉钺、杖形器、四璜冠等，都与穷蝉作为“东伯”的身份高度吻合。

因此，“神人”形象并非虚构的“巫者”，而是有血有肉、具备政治地位的历史人物象征。良渚遗址中的“神人”，正是以穷蝉为核心的象征化呈现：颛顼之子、帝喾之东伯、幕国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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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兽面”即虎：幕国的方国属性

在“神人兽面”组合中，下方的兽面尤为醒目。其张口露齿、威严凶猛，显然不是鹿、熊等动物，而是虎的形象。古籍《说文》释“虞”为“林虞”，即山林管理之官。以虎为图腾的部族，被称为“虎方”。

幕国正是帝喾时期的“虎方”，其统治者为穷蝉。幕国的族属特征便是“以虎为尊”，族人以驯虎、御虎著称，甚至骑虎出行。《左传·昭公》有言：“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其中“幕”即为幕国之君，显示其统治传统。

良渚遗址中大量虎纹玉器，如虎首玉佩、兽面神徽等，都说明幕国以虎为核心图腾。由此可知，“兽面”即象征虎方，明确指向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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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人兽面神徽的整体意义

“神人兽面”纹饰的核心在于“上下合一”：上为神人（穷蝉），下为兽面（虎方）。二者组合，不是单纯的宗教幻想，而是象征着 幕国的国徽。

• 政治意义：神人代表穷蝉，东伯之职；兽面代表幕国虎方的族属。组合在一起，即是“穷蝉为幕国之君”的象征。

• 宗教意义：人神合一、人与虎合一，表现出幕国人对祖先与图腾的共同崇拜。

• 权力意义：穷蝉作为东伯，握有“秉钺”之权。神人兽面神徽即象征他同时掌握理法权与军权。

因此，这一徽号既是幕国的象征，也是良渚文明高度组织化、政治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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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主流学界的对比与批判

主流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多将“神人兽面”解释为“祭祀神灵的纹饰”，强调其“宗教性”，却刻意忽视了其背后的政治内涵。这样做的结果，是把良渚文化局限为“原始宗教社会”，无法嵌入中国上古帝系谱系。

事实上，从文献与考古结合来看，“神人兽面”正是幕国的国徽，穷蝉—东伯—幕国的身份在其中得到清晰体现。若仅将其视为“巫术符号”，便是对良渚文明的矮化与去历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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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结

综上所述，良渚遗址中的“神人兽面神徽”并非抽象的宗教符号，而是幕国的国徽：上为颛顼之子穷蝉（帝喾之东伯），下为幕国的虎图腾。其内涵既体现了血统与职官的合法性，也反映了幕国作为帝喾时期方国的重要地位。这一认识为后续章节关于反山墓葬、莫角山城址和西迁巴蜀的论证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章 幕国的历史地位与帝喾体制

一、帝喾政体的基本结构

帝喾是五帝之一，史籍称其“高辛氏”。在其统治体系下，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政治架构：

1. 四岳——作为部落联盟的主要辅佐官职，分理天下四方。

2. 东西二老——专司理政、理法与辅佐，地位极高，相当于后世的宰辅。

3. 五官——即五种主要的行政职能，分管政务、军务、礼乐、农时、刑法。

帝喾时期的政治体系，可以视为中华早期“官僚化”的雏形，其特点是 血统正统 + 官职分工 并行。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颛顼之子穷蝉被任命为“东西二老”之一，主管东方，号为 东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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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穷蝉在帝喾政体中的角色

穷蝉作为颛顼的直系后裔，本已具备显赫的血统地位。在帝喾时期，他被任命为“二老”之一，负责辅佐帝喾治理天下。所谓“老”，不仅是年龄的象征，更是智慧与权威的化身。

“东伯”的职责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 宗法与礼制：穷蝉需在东方各方国中推行颛顼—帝喾体系的宗法与礼仪。

2. 军权与征伐：作为“秉钺者”，东伯掌有钺，象征军事征伐权力。

3. 调解与审理：穷蝉亦以“理老”身份主持理法，担任早期“审判官”角色。

这三重职能，使穷蝉既是宗教领袖、军事首领，又是司法仲裁者，堪称东方之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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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幕国的方国属性与“虎方”定位

幕国是帝喾时期的东方方国之一，又称“虎方”。所谓“方国”，是早期华夏帝系下的区域性政权单位，它们既服从于帝喾中央，又在地域上具有高度自治性。

幕国之所以被称为“虎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图腾传统：幕国人以虎为图腾，认为虎是山林之主。

2. 职能分工：幕国负责东方山林之治，类似“林虞”，掌管狩猎与自然秩序。

3. 文化符号：良渚遗址中大量的兽面纹饰正是幕国以虎为尊的象征。

因此，幕国既是帝喾体制下的东方屏障，又是政治宗教秩序的承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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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献中的幕国与穷蝉

古代文献对幕国与穷蝉的记载，提供了与良渚考古遗址高度契合的证据。

1. 《国语·鲁语》：“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此言表明，幕国之“幕”，承颛顼血统，并由有虞氏延续。

2. 《诗·商颂·长发》：“武王载旆，有虞秉钺。”这说明“有虞”族群的特征即为“秉钺”，执掌军权。

3. 《左传·昭公八年》：“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说明幕国自穷蝉起，至舜之父瞽叟，传承不断。

这些记载与良渚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钺、杖形器等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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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幕国在帝喾政体中的地位

在帝喾的政体中，幕国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 东伯之国：穷蝉作为东伯，使幕国不仅是一个方国，更是帝喾政体的重要支柱。

• 政治象征：幕国象征着东方治理的合法性，是帝喾体系的延伸。

• 历史承续：从穷蝉—虞幕—瞽叟—舜的传承，可以看出幕国在中华帝系中的延续性。

因此，良渚遗址不仅是“文明的起点”，更是帝喾体制下的东方幕国，具有政治与血统双重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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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主流学界的批判

当代考古学界大多仅将良渚定义为“早期国家”或“王国”，但未能明确其历史身份。这种“文化抽象化”的做法，实际上割裂了考古学与古史之间的互证关系。

若将良渚视为幕国，则不仅解决了“良渚为何突然高度发达”的问题，也能解释其与舜、夏文明的血脉延续。与其说良渚是“孤立的文化中心”，不如说它是 帝喾政体中的东方幕国，其统治者穷蝉既是颛顼之子，也是帝喾之东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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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结

幕国作为帝喾时期的方国，不仅以虎为图腾，被称为“虎方”，更是颛顼后裔穷蝉所统治的东方之国。穷蝉的“东伯”身份，使幕国成为帝喾政体中的核心支柱。良渚遗址中的神人兽面神徽、玉钺与杖形器，都验证了文献的记载。

由此，良渚文明必须重新定位为中华帝系谱系中的政治实体——幕国。这一认识不仅使良渚摆脱了“孤立文明”的窠臼，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历史大框架。

第三章 反山墓地与东伯系统的考古实证

一、反山墓地的发现与总体布局

反山墓地位于良渚古城西北侧，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重要的良渚墓葬群。考古发掘显示，该墓地分布有大小不一的墓葬数十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M12号大墓。此墓规模宏大，堆筑规整，随葬玉器数量达647件之多，堪称良渚文明等级制度的极致体现。

M12墓被普遍认定为良渚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墓葬。主流学界倾向于将其墓主称作“王”，并据此认定良渚已进入“王权社会”。然而，这一解读仅停留在“等级社会”层面，而忽略了墓主人在古史谱系中的身份与政治地位。若结合文献和图腾传统考察，则可确认M12墓主人正是 幕国国君虞幕，其系统承自颛顼之子穷蝉，身为帝喾时期的“东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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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12号墓出土文物与东伯身份的对应

1. 四璜冠

M12墓随葬有四件璜形玉器，组合成冠饰佩戴于墓主头部。璜在良渚文化中象征方位与礼制，四璜组合意味着掌握四方之权。结合文献，“四方之治”正是帝喾政体下二老的职责所在。因此，四璜冠象征墓主为帝系东伯，身份高于一般方伯。

2. 大玉琮

墓中出土最大体量的玉琮，内圆外方，象征“贯通天地”。琮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非同寻常，被视为“宗器”。墓主拥有大玉琮，表明其“宗主”身份，即颛顼之后、帝喾二老体系中的核心人物。这与穷蝉承颛顼血统、统治幕国的地位完全吻合。

3. 玉钺

M12墓出土的玉钺刻有“神人兽面神徽”，是唯一将幕国图腾与权力象征合一的器物。钺为古代军权象征，《诗·商颂》称“有虞秉钺”，正是指有虞氏掌握征伐权力。此钺显然不是一般伯国之器，而是帝王赐予东伯之征伐符信。

4. 杖形器

墓中还出土数件杖形玉器，被认为是“理杖”或“法杖”。这与文献中“理老”身份相符，即穷蝉作为二老之一，不仅是军事领袖，更是司法与礼法的主持者。

5. 大孔玉璧

两件大孔玉璧随葬于墓主身侧，象征“通天之礼”。古代以玉璧祭天，表示墓主死后将升天与上帝相会。这与东伯作为帝喾辅政者、肩负祭祀与沟通天地职责的身份高度契合。

综上，M12墓随葬品的组合，不仅显示墓主权力之大，更准确地反映出他作为“东伯”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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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与考古的互证

1. 《国语·鲁语》言“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说明幕国之君承颛顼血统，并由有虞氏继承。M12墓主的随葬器物印证了其宗主地位。

2. 《诗·商颂·长发》称“有虞秉钺”，正好对应玉钺的象征意义。

3. 《左传·昭公》记载：“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这说明从穷蝉到舜的世系承续不断。反山墓群作为“幕”系的王族墓地，正是这一承续的实证。

考古与文献的结合，使M12墓主人身份从“良渚王”提升为“帝喾之东伯”，这一认识将良渚文明直接纳入上古帝系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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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判“王墓论”的局限

主流考古解释多将M12墓视为“良渚王墓”。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

1. 概念模糊：所谓“王”是依据随葬品数量与规模推断的，并无文献支撑。

2. 去历史化：忽视了墓主人与古史人物的对应关系，未能将良渚嵌入中华帝系谱系。

3. 中原中心偏见：考古学界倾向于将夏、殷、周视为正统，而对南方文明多以“区域性文化”定位，造成良渚的边缘化。

实际上，M12墓并非抽象的“王墓”，而是颛顼之后穷蝉系统的“东伯墓”，其主人虞幕正是幕国国君。这一认识不仅与考古遗物相符，更与古史文献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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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山墓群与幕国谱系

反山墓地并非单一墓葬，而是由多座国君墓构成，显示幕国国君的长期积累。

• M12墓：墓主为虞幕，承穷蝉系统，东伯之位。

• M20墓：女性墓葬，可能为幕国国君的配偶，显示家族继承的完整性。

• “九窍”九墓：对应古歌“九窍石浆龙戏水”，暗示幕国墓葬体系的象征化。

由此，反山墓地不仅是考古遗址，更是幕国族属谱系的物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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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结

反山M12号墓的随葬品与古代文献记载高度契合，表明墓主并非“抽象的王”，而是颛顼之子穷蝉系统的承续者、帝喾时期的东伯虞幕。玉钺象征“有虞秉钺”，四璜冠指向颛顼礼制，大玉琮确认宗主身份，杖形器则表明理法之权。

反山墓群作为幕国国君的葬地，是穷蝉—虞幕—舜血脉传承的重要考古实证。其意义在于：良渚遗址必须被视为帝喾政体下的幕国，而非孤立的“史前王国”。

第四章 莫角山即幕国山

一、莫角山的地理位置与考古背景

莫角山位于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域，面积近30万平方米，是良渚遗址群最重要的高台建筑。考古发现，这里不仅有宫殿式建筑遗址，还伴随有祭坛、仓储与城垣遗迹。传统学界多将其解释为“王城宫殿区”，认为它是“良渚王国的政治与宗教中心”。

然而，如果将莫角山置于帝喾政体与方国体系的框架下考察，可以发现它不仅是“城址”，更是承载幕国身份的 “祖宗山”。莫角山的古名，即“幕国山”，在历史地望与文化传承上，都与穷蝉的东伯体系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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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幕”字与“幕国山”的古义

古籍中“幕”与“莫”“眛”常互通。《山海经·海内经》载有“虎渊眛谷”，意指太阳升起的东方圣地。由此可见，“幕”与东方、虎图腾紧密相关。

良渚地区的莫角山，其古名即为“幕国山”“幕府山”“幕阜山”。这些名称不仅保留了“幕”的字形与音韵，更指示这里是 幕国的国都所在地。帝喾时期，穷蝉作为东伯，正是在此统治东方方国。

因此，莫角山并非单纯的“宫殿基址”，而是幕国王族依托人工堆筑而成的宗教与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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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山墓地与“祖宗山”观念

在莫角山北侧的反山墓地，考古发现了一系列大型墓葬，其中M12墓最为显赫。这种墓葬与莫角山高台之间，形成了“宫殿—祖宗山—墓葬”的完整格局。

古人有“积土为山”的传统，视“人造山丘”为祖先所在。莫角山与反山墓地相互对应，正是幕国人以人工山体作为“祖宗山”的典型表现。

地方古歌《幕阜高山大行龙》中唱道：

幕阜高山大行龙，

层层深处落田中；

九窍石浆龙戏水，

五老尖尖黄土中。

歌中所言“幕阜高山”，正是莫角山；“九窍”则对应反山九墓；“五老”则是指幕国历代统治者之葬地。由此，考古与古歌相互印证，确认莫角山即幕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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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工堆筑与治水文明

莫角山与反山墓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并非天然地貌，而是人工堆筑而成。考古发掘表明，莫角山由巨量土石堆积而成，层层夯实，土质坚硬。反山墓地的“太平尖”亦是人工营造的黄土堆丘。

幕国地处长江下游，水网密布，易遭洪水侵袭。幕国人以堆土为山，一方面是宗教与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治水与防洪的智慧体现。人工高台既可作为居住与祭祀的高地，又能在洪水泛滥时提供庇护。这与大禹治水的传统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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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莫角山在幕国政体中的功能

1. 政治中心：莫角山宫殿区是幕国政务的处理场所，东伯穷蝉及其后裔在此实施政令。

2. 宗教祭祀：莫角山的高坛与台地用于祖先祭祀，神人兽面神徽常见于出土玉器，显示宗教与政治合一。

3. 象征意义：作为“幕国山”，它是东方方国的象征，体现了幕国在帝喾政体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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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主流“宫殿区说”的批判

目前主流学界多将莫角山解释为“王宫遗址”，强调其宫殿功能。然而，这种解释存在两大问题：

1. 忽视文献互证：未能联系古歌、古籍所载“幕国山”，割裂了考古与历史。

2. 简化功能定位：仅将其视为“王宫”，忽略了其“祖宗山”的宗教功能与防洪功能。

实际上，莫角山应被定位为 幕国的政治-宗教复合中心：它既是东伯穷蝉政务之所，也是幕国祭祀祖先与沟通天地的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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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结

莫角山不仅是良渚古城的高台建筑，更是帝喾时期幕国的“祖宗山”。其古名“幕国山”，与穷蝉—东伯—幕国的体系高度契合。反山墓地与莫角山相互呼应，构成了幕国人宗教与政治的空间格局。

因此，莫角山应被重新定位为 幕国山，而非抽象的“宫殿基址”。它是幕国文明的象征，是东伯穷蝉政权的中心，也是良渚文明高度发达治水智慧与祖先崇拜的集中体现。

第五章 良渚人的西迁与舜的兴起

一、良渚文明衰落与迁徙动因

考古学测定显示，良渚古城在约公元前2300—前2000年间逐渐衰落。主流学界常将这一现象解释为“水患毁灭”或“环境恶化”，认为良渚文明“突然消亡”。然而，若结合古史文献与族群迁徙的规律，可以看出：良渚文明并未灭绝，而是通过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完成了文明的延续。

良渚位于长江下游冲积平原，地势低洼，水系密布，虽有庞大的水利系统，但依旧难以抵御长期性的洪涝灾害。环境压力，加之族群扩张的需要，促使良渚人——即幕国之民，逐渐向西迁徙，寻找更为稳固的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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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迁的路径与巴蜀的选择

地方古歌曾描述“有山有水，有稻谷，有棉树，食米饭、糍粑团之地”才是“有虞”理想的生活环境。这种对宜居地的追求，正与四川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高度契合。

考古学也揭示了这一迁徙路线：

1. 从良渚起始，沿长江上溯；

2. 经洞庭湖区域与鄂西山地，逐渐进入三峡；

3. 最终抵达成都平原，建立新的有虞中心与文明中心。

成都平原不仅地势相对平坦，水系发达，而且气候温润，非常适合稻作农业。这为幕国后人提供了新的生存与发展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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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幕国（有虞）族群在巴蜀的遗迹

良渚人西迁入巴蜀的痕迹，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得到了有力印证。

• 虎纹与兽面：巴蜀文化遗址及三星堆遗址中大量出现的兽面铜器，与良渚神人兽面徽号一脉相承，说明“虎方”图腾在巴蜀得到延续。

• 玉器传统：良渚玉琮、玉璧的造型元素，在三星堆玉器中依然可见。

• 治水遗迹：巴蜀地区的早期水利工程，显示出与良渚水利体系相似的规划思路。

这些证据说明，有虞幕国人并未在江南消亡，而是将文明带入西南，在巴蜀建立了新的文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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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穷蝉系统的延续：从幕国到舜

文献记载表明，穷蝉为颛顼之子，帝喾时期担任东伯，其后裔延续为有虞氏。系谱如下：

颛顼 → 穷蝉（东伯） → 虞幕 → 敬康 → 句望 → 桥牛 → 瞽叟 → 舜

这一系谱与考古发现高度契合：反山M12号墓为虞幕之墓，确认了幕国国君的存在；舜则被记载为“有虞氏之人”，生活在东夷与巴蜀之间。

舜的出身显示，他正是良渚幕国一脉的直接继承者。《史记·五帝本纪》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这些地望与良渚文化向西迁徙的轨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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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舜的崛起与帝喾—尧—舜的禅让传统

舜以孝闻名，其治理才能得到尧的赏识。《尚书·尧典》记载，尧“举舜而试之”，最终“禅位于舜”。舜由有虞氏部落首领而成天下共主，其背后正是幕国文明的积累与传承。

舜的统治仍延续了“东西二老”的政治传统，他以德行感化诸侯，辅以礼乐制度，使天下趋于稳定。由此，幕国传统不仅没有断绝，反而在舜的天下得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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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舜与大禹：从虞舜王朝到蜀禹王朝到夏文明

舜之后，大禹因治水有功而继承帝位，建立蜀王朝。《竹书纪年》载：“禹承舜命，平水土，王天下。”大禹治水的核心区域，正是长江流域及巴蜀地区。

禹传位于家，即传位给其儿子启。三星堆出土的象牙、玉器与金器，反映出舜以象与虎为核心的图腾传统，这与“有虞—夏”的宗教与礼制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夏文明并非孤立兴起，而是建立在良渚—虞舜—蜀禹的连续谱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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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良渚文明消亡说”的批判

现有学界常称“良渚文明突然消亡”，这是基于遗址废弃与考古地层中断的表象。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人群迁徙与文化延续的事实。

1. 考古证据：良渚元素在巴蜀、江汉流域持续存在。

2. 文献证据：舜被称为“有虞氏”，说明良渚幕国血统延续。

3. 逻辑证据：高度发达的文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消失，而应通过迁徙延续其传统。

因此，所谓“良渚消亡”，实则是“有虞氏幕国西迁”，其文明在虞舜与蜀、夏王朝中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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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结

良渚文明并未湮灭，而是以有虞氏幕国的名义完成了历史性的迁徙与转化。穷蝉作为颛顼之子、帝喾之东伯，其后裔虞幕在良渚建立幕国，后裔继而西迁巴蜀，孕育了虞舜王朝的兴起。舜承尧禅位，开创天下共主的新局；其后大禹治水功成舜禅禹位，而后禹传家夏王朝建立。

由此，中华文明的谱系可清晰勾勒为：

颛顼 → 穷蝉（东伯，幕国） → 虞幕 → 虞舜 王朝→蜀禹王朝→夏王朝。

良渚文明并不是孤立的“史前王国”，而是中华帝系谱系中的关键节点。它通过西迁与血脉延续，成为虞舜王朝、蜀禹王朝与夏王朝文明的源头。

结论

一、良渚遗址的历史身份再定位

良渚遗址自20世纪发掘以来，一直被学界称作“早期国家”或“史前王国”。这种表述虽然确认了良渚文明的高度复杂性，却未能触及其在中华古史谱系中的真实身份。通过考古遗存与文献互证，本文提出：良渚遗址应当重新定位为 帝喾时期的幕国（虎方）。

幕国的统治核心正是 颛顼之子穷蝉。穷蝉不仅具有血统合法性，更在帝喾朝担任“东西二老”之一的东方之老，即“东伯”。这一职务使他既是宗法礼制的主持者，也是军权征伐的秉钺者，地位极为尊崇。良渚遗址中“神人兽面神徽”、反山M12墓的玉钺与杖形器、莫角山的“幕国山”地望，均为这一身份提供了考古学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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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幕国与帝喾政体的内在契合

帝喾政体的特点是“分封方国，设岳立老”。穷蝉作为东伯，统治幕国，恰好是东方方国的代表。这一安排不仅符合血缘继承，也体现了政治功能分工。

幕国之“虎方”特征，在良渚遗物中随处可见：虎纹玉佩、兽面纹饰、虎形图腾。这些符号印证了有虞幕国人以虎为尊的传统，也解释了文献中“有虞秉钺”的记载。由此，良渚不再是孤立的文化，而是帝喾政体下的方国，与古史记载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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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山墓地与东伯身份的考古实证

反山M12号墓的随葬品组合，提供了墓主人身份的重要线索：

• 四璜冠象征四方礼制，确认其统御东方的职能；

• 大玉琮表明其宗主地位，承颛顼之系；

• 玉钺刻有神人兽面神徽，象征“秉钺”之权；

• 杖形器为理法之杖，印证其“二老”身份。

这些器物的组合，清晰展示了墓主作为东伯、幕国国君的身份。若仅将其称作“王墓”，则割裂了文献与考古之间的互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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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莫角山与“祖宗山”传统

莫角山的考古发现显示，它不仅是“宫殿基址”，更是幕国的“祖宗山”。其古名“幕国山”“幕阜山”，与东方圣地“眛谷”的传统相符。反山墓群与莫角山高台相互对应，构成“宫殿—墓葬—祖宗山”的空间格局，展现了幕国人以人工山丘承载政治与宗教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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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迁与文明的延续

良渚文明在约公元前2000年后逐渐衰落，但其族群并未消失，而是以有虞幕国的名义逐步西迁，最终进入巴蜀地区。巴蜀大地、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出现的大量虎纹、兽面和玉器传统，正是有虞幕国文化的延续。

穷蝉的后裔舜，被记载为“有虞氏”，最终继承尧帝之位，成为天下共主建立虞舜王朝，其后大禹治水功成舜禅位禹建立了蜀禹王朝，再后禹传家，传位给其儿子启，启建立夏王朝。由此，良渚—幕国—舜—禹—夏，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历史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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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术反思与意义

长期以来，学界对良渚文明的解释存在两个局限：

1. 过度文化化：将良渚仅视为“区域文化”，忽视其在帝系谱系中的地位。

2. 中原中心化：过分强调二里头与陶寺的“夏都”身份，弱化长江流域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显示：良渚幕国与颛顼、帝喾的谱系一脉相承，不仅是“早期国家”，更是中华帝系的重要节点。这一重新定位，有助于突破中原本位的框架，重建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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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良渚遗址应被确认为 帝喾时期的幕国（虎方），其统治者为 颛顼之子穷蝉，帝喾之东伯。反山墓地与莫角山城址提供了考古实证，古代文献与图腾符号提供了历史互证。良渚文明的西迁，孕育了虞舜的兴起与蜀禹及夏启王朝的建立，形成了“良渚—幕国—舜—禹—夏”的历史谱系。

未来的研究，应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

1. 跨区域考古比较：将良渚、巴蜀、江汉与中原的遗址进行系统对比，重建文明传播路径；

2. 文献重新释读：对《国语》《诗经》《山海经》等进行考古学结合式的再解读；

3. 科技手段应用：通过碳十四测年、同位素分析，确认良渚与巴蜀遗物的族群联系。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揭示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真实地位，恢复幕国在古史中的应有光彩。

注释

1. 本文所称“穷蝉为颛顼之子”，据《帝王世纪》《世本》诸记载，均称穷蝉出自高阳帝颛顼，为其重要子嗣之一。

2. 帝喾设“东西二老”，见《国语·鲁语上》：“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所谓“报焉”，即后裔延续。

3. “有虞秉钺”语出《诗经·商颂·长发》，后世多解释为“舜执钺”，但结合良渚考古玉钺，可见此为有虞氏的族群特征。

4. 《左传·昭公八年》载：“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此明确指出有虞幕国自穷蝉至舜父瞽叟的血脉承续。

5. 良渚反山M12号墓的考古资料，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良渚队历年发掘简报。出土玉琮、玉璧、玉钺等，被视为“国王标志”，本文重新解读为“东伯系统象征”。

6. 莫角山“宫殿基址”传统说法，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遗址与良渚文化》。本文认为应称“幕国山”，对应古歌《幕阜高山大行龙》。

7. 巴蜀虞都夏府（郫城、三星堆）与良渚文明的关系，目前虽无直接文字证据，但器物形制、图腾符号高度一致，结合人群迁徙与文献记载，可推定为良渚（幕国）西迁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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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尚书》

• 《诗经·商颂》

• 《左传·昭公》

• 《国语·鲁语》

• 《山海经》

• 《帝王世纪》

• 《竹书纪年》

• 《世本》

• 《史记·五帝本纪》

• 《尚书·尧典》

考古资料与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遗址与良渚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 刘斌：《良渚古城与水利系统》，《考古》2019年第7期。

•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赵辉：《中国早期文明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延伸研究

• 严文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李学勤：《中华文明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翁卫和：《三星堆与夏文明考释》，未刊稿，2024。

来源：翁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