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以降，被反复传唱、叙述、想象和建构，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九十年光阴流转，这首仅有46秒、84个字的进行曲，早已逾越音乐本身的维度，成为人

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以降，被反复传唱、叙述、想象和建构，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九十年光阴流转，这首仅有46秒、84个字的进行曲，早已逾越音乐本身的维度，成为人类对抗命运共性的永恒证词。

矗立在昆明西山区“聂耳和国歌”主题文化园的聂耳小提琴雕塑（杨峥 摄）

历史之歌

救亡图存的声音觉醒

历史总是在特定的声音中觉醒。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并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这一政治事件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更引发了知识界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深刻反思。1935年的上海，田汉在《凤凰的再生》剧本中写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如匕首般刺破长夜；聂耳流亡日本，于狭小寓所伏案疾书，曲调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似惊雷般激荡山河。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记里，早已写下“代替大众呐喊”的创作理念。聂耳不仅将田汉原作的“中国民族”改为更具整体性的“中华民族”，更创造性地在结尾叠加递进的“前进”军号，这种旋律处理使音乐结构如同层层攀升的阶梯。他在三连音节奏中藏入枪炮轰鸣的拟声，在“前进！前进！进！”的结尾打破传统收束，刻意制造未完成的悬停感，如箭在弦上的蓄势待发。这种创新不仅是音乐形式的突破，更暗合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

彼时的中华大地，东北沦丧、华北危殆，民族存亡似风中残烛。这首诞生于电影《风云儿女》的《义勇军进行曲》，随即如同燎原星火，点燃了一个民族的希望。这首歌曲在《风云儿女》的胶片中震颤、在街巷间沸腾、在前线战士的喉咙里燃烧。它是四万万同胞的“血肉长城”，是对侵略者的泣血控诉，更是中华民族觉醒的精神呐喊。“一二·九”的游行、卢沟桥的炮火，乃至台儿庄的断壁残垣，无不被这旋律淬炼成信仰的星火。

田汉与聂耳的创作实践，深度嵌入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转型期。田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将左翼戏剧理论应用于电影创作；聂耳则在1933年入党后明确艺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路线。这种双重身份赋予作品天然的革命合法性——当《义勇军进行曲》通过电影《风云儿女》传播时，其符号意义已超越普通电影插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抗战的文化宣言。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战云密布的大上海首映。当银幕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呐喊裹挟着聂耳谱写的雷霆旋律奔涌而出，影院中的观众分明感受到座椅在颤动。这份源于最深重的民族苦难的震撼声音，激励着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下为救亡图存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新篇章，开启了历史新征程。

时代之歌

民族复兴的精神图腾

1949年9月27日夜，中南海勤政殿的灯光彻夜长明。围绕国歌歌词“最危险的时候”的存废问题，大家激烈讨论。周恩来总理力主保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的余音，至今回荡，这不是简单的时空错位，而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和共产党人的责任抉择。这一抉择，使得《义勇军进行曲》超越了具体历史时空，升华为民族精神的永恒镜像。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义勇军进行曲》从天安门广场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全世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千回百转，凤鸣岐山。黄钟大吕，鲲鹏展翅。这一首承载中华民族苦难史、忧患史、团结史、斗争史、奋进史的战歌、军歌，在这一刻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成为坚不可摧、不可逾越、前所未有的精神长城，日迈月征，固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1982年宪法恢复国歌原词，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正式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颁布实施，逐步构建起完整的国家象征保护体系和国家认同的法治基石。从此，“起来”的呐喊化作新中国“前进”的铿锵步履。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从黄浦江畔的悲壮怒吼到联合国大厅的庄严奏响，从奥运赛场上国歌在五环旗下激扬到神舟问天时旋律在宇宙中回响，《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维度不断拓展。从利比亚撤侨时，中国政府以会唱国歌作为身份核验依据；香港回归仪式上，解放军军乐团精准实现“零秒奏响”，彰显主权尊严。国歌的团结意象超越了时空，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纽带。

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坐标上，《义勇军进行曲》早已超越战争的硝烟，化作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它叩击着新征程的鼓点：“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历史倒影，而是居安思危的清醒；“前进！前进！进！”不再是对侵略者的冲锋，而是向星辰大海的远征。当人工智能取代烽火、量子计算重构边疆，国歌精神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它激励科学家以“血肉筑长城”的坚韧突破芯片封锁，召唤青年以“万众一心”的团结直面百年变局。在乡村振兴的田野、在“一带一路”的驼铃中，这旋律始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澎湃的节拍。

未来之歌

人类命运的交响诗章

未来总是在命运的旋律中共鸣。《义勇军进行曲》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二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就已突破国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战歌。“法老如犹在，惊醒问谁歌”，埃及金字塔下，陶行知听到欢迎他的留学生唱起这首歌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美国街头，梁思成听到有男孩在吹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口哨，背后，是彼时至少200多万美国人民对《义勇军进行曲》的了解和熟悉。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之际，中国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在海外上映，在全球爆火。逆天改命的精神内核，与《义勇军进行曲》的底层抗争形成跨时空共鸣。二者通过对命运的抗争性破解、对危机叙事的诗意转化，形成了跨越时空的灵魂共振，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种有益借鉴，带给我们启示：真正伟大的作品，根植于民族土壤，又能超越时空与地域，在人性共鸣中成就永恒。

正如歌曲在二战期间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纽带，新时代的国歌演绎亦可成为文明互鉴的媒介。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维度，《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展现更开阔的人文价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所蕴含的主体意识，与后殖民时代的全球正义话语高度契合，它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诠释，也是对当代社会焦虑的回应；既是技术工业的胜利，也是文化自信的宣言。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朝阳升起，这首诞生于至暗时刻的战歌，终将化作宇宙永恒的和弦：那是血火淬炼的文明密码，是时空褶皱里的精神灯塔，更是所有追寻光明者共同的基因图谱。

九十载风雨兼程，《义勇军进行曲》已熔铸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它不仅是回望来路的历史坐标，更是照亮前路的永恒火种。作为历史之歌，它记载了救亡图存的悲壮岁月；作为时代之歌，它凝聚着伟大复兴的集体意志；作为未来之歌，它将继续指引中国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坚守文化主体性。九十岁的《义勇军进行曲》不老，那37个小节里，永远埋藏着下一个世纪的春天。

【作者为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国歌资料整理与精神价值研究”（24xks032）、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资助（2024cx02）阶段性成果。】

来源：开屏新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