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3月，中南海的餐桌上真会出现张干的名字吗？”王首道轻声问。时间定格在这一句对话的当晚，毛泽东放下公文，抬头笑了笑：“是该请老校长来坐坐。”短短一句，把众人思绪拉回三十五年前的湖湘师范风波，也开启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却又彼此成就的灵魂的再度交汇。

“1950年3月，中南海的餐桌上真会出现张干的名字吗？”王首道轻声问。时间定格在这一句对话的当晚，毛泽东放下公文，抬头笑了笑：“是该请老校长来坐坐。”短短一句，把众人思绪拉回三十五年前的湖湘师范风波，也开启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却又彼此成就的灵魂的再度交汇。

那场风波的起点并不复杂。1915年，湖南省政府突然宣布秋季学期向所有中等师范学生收学杂费十元。十元在长沙街市足够一家六口半月口粮，对于依靠奖学金糊口的师范生，无异于晴天霹雳。省立一师宿舍里，床板吱呀作响，学生们小声嘀咕：“咱们要不要去找校长理论？”大家的怒火迅速聚拢，最终涌向校门口的石狮子前。

有意思的是，彼时的张干同样满腔抱负。他自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讲究效率与秩序，认定省政府的命令必须落实，丝毫不打算为穷学生开特例。表面看，他站在官面子的一边；深层次说，他希望师范教育摆脱“养懒汉”的刻板印象。也正因如此，他被学生推到对立面，成为“十元风暴”的核心靶子。

毛泽东的反应与大多同学迥异。别人鼓噪游行，他却躲进杂志油印坊，用铅字一行行敲出来：“张某办学无纲，阿谀于上，蛮横于下。”《大公报》转载后，声势骤起，督办衙门派专员暗访，师范课堂十之八九空缺。督办为了暂稳局势，答应“请张干休职”。学生们拍手称快，然而张干的倔强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

不到两周，张干点名召见毛泽东等十七人，措辞冷硬：“带头闹事者，一律开除。”消息传到教师办公室，杨昌济率先起身：“要开除学生，先把我也划出去。”沈从文、黎锦熙等人跟着联名。省教育厅眼看态势失控，只能给张干调职收场。风波因此暂息，但恩怨种子已深埋。

时间快进到新中国成立后。王首道收到毛泽东亲笔信，内容并无官样文章，只交代一句：“张干年迈，务必照顾。”补贴粮票、棉衣、煤球等具体而细致。不得不说，这份体贴与当年湖湘师范的对峙形成了鲜明对照。王首道当即携信前往，为年逾古稀的张干念完原文。老人眼眶发红，微微哆嗦着手背：“毛主席还记得我？”这句近乎自语，让在场人心里都跟着一酸。

1952年9月，国庆三周年盛典在即。张干主动上书：“愿赴京观礼。”信件抵达中南海，毛泽东画了个醒目圈，批示“来”。从长沙到北京的专列上，张干把那封批示反复端详，似乎想从字迹里读出更多情感。抵京那天，天安门飘着细雨，警卫战士撑伞迎接。午宴间，毛泽东举杯：“当年学杂费，你我各有立场，皆为湖南娃。”张干抖着手，杯里酒水轻轻荡开：“学生太过冲动，我也过于刚硬。”四目相对，寒意尽消。

聚会后，张干被安排在北京友谊宾馆休养。教育部还请他参与师范制度改革的座谈，征求意见。他提议设置“贫寒生助学金”，以免重蹈1915年的覆辙。文件流转到周恩来办公桌上，三个字批示：“可采纳。”一句“可采纳”既是肯定，也像颇有意味的轮回。

1966年风暴来袭，已八十三岁的张干迁回长沙，日常起居仰仗子女。一纸批斗名单出炉，他的名字赫然在列。张干没有怨天尤人，反倒叹口气：“教书一辈子，有得有失。”同年冬，旧疾复发，他被紧急送进湘雅医院。病房里，子女推着行军床，替他读人民日报上的中央动态，老人常常侧耳，似在捕捉熟悉音色。

1967年初春，病情恶化。张干示意孩子拿纸笔：“替我写信给主席。”简短几行，没有自辩，也无诉苦，只写：“承蒙挂念，我有愧疚，请珍重。”信寄往中南海两周后，收到回信：毛泽东请医务部门全力救治，并赠书籍慰问。可惜药石难回天，张干弥留之际只说了一句：“别再添麻烦了。”此后闭目，呼吸渐止。

毛泽东在忙碌之余得知噩耗，沉默许久，仅吩咐：“湖南方面，安葬妥当。”外界奔走揣测两人关系，档案里却只有几封言辞简单的往来书信。有人感叹：亦师亦敌，终成惺惺相惜。

回顾二人纠葛，既有时代洪流裹挟，也映照出个人性格的刚烈与开阔。张干把制度看得比情面更重，毛泽东则更擅长从民意中寻找突破口。冲撞之后，两股力量非但没有互相吞噬，反倒在后来国家教育政策中相互补充：一方强调纪律，一方强调公平。正是这种微妙张力，使新生政权的教育体系少了空洞口号，多了些务实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的那张十元账单并没有随着风波平息而作废。省政府最终决定，师范生保留伙食补贴，但学杂费延后两年再议。两年后，学杂费被彻底取消，并增设贫困专项助学。历史的惯性竟在非正式渠道悄然逆转，这恐怕连当年的督办也始料未及。

如果把张干与毛泽东的交集比作一条曲折的湘江，从桀骜少年到国之重器，再到白发老人；冲突与和解、固执与包容，如涨落潮水，一道道波纹最终平摊在时代大海。没有煽情辞藻，也无需论断，留下一串清晰的时间坐标与几封短笺，足以见证彼此的坦荡。

来源：东方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