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化最重视五缘（血缘、姻缘、乡缘、学缘、业缘），其中的乡缘是地域文化的一种折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旧时的俗语。确实，老乡更容易聚集到一起，更容易沟通，更有共同的话题，老乡有一种天然联系的情愫。这样一种情愫也必然反映到学术圈里。
中国文化最重视五缘（血缘、姻缘、乡缘、学缘、业缘），其中的乡缘是地域文化的一种折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旧时的俗语。确实，老乡更容易聚集到一起，更容易沟通，更有共同的话题，老乡有一种天然联系的情愫。这样一种情愫也必然反映到学术圈里。
学术圈的地域性
学术圈同样纠缠着太多的人际关系，地域性或使学术圈内的人际关系相对地简单和亲近。
我近年研究中国出版史，发现近代以来的出版企业里，这种地域色彩是很浓厚的。商务印书馆里有所谓绍兴帮，常州帮和闽帮之类。国文部主要是常州帮，理化部则是绍兴帮。编译所初期的元老们带出来这样几个地域群体。亚东图书馆更是清一色的徽州人。中华书局的这种地域性也很强，过去人们不大注意，朱联保曾有文章说到，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伯鸿）、戴克敦（懋哉）、陈寅（协恭）、沈知方（芝芳）等，均是浙江人。该局早期的总事务处、编辑所、发行所的负责人及外埠分局经理多数亦是浙江人，惟早期印刷所所长俞复（仲还）是江苏无锡人。
在学术圈里这种地域色彩同样存在。古代就有所谓常州学派，浙东学派，关中学派之说，都是以地域为中心形成的学术流派。在旧北大里也有这样的地域性。周作人晚年的回忆录里也谈到这个情况，对有人说北大的中国文学系是浙江人专权，周作人指出这不一定就是事实，但多少有点“事出有因”，也确实存在“某籍某系”的说法。
晚清以来的浙系学人，以蔡元培、张元济为中心形成一个浙人的关系网络。蔡元培早年中试从京中回到绍兴后，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把绍兴的知识精英集合到一起，形成最初的群体，其中就有杜亚泉等，杜亚泉对这个浙江学人群的扩大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杨树达的友朋书札里，湘籍学者占有很大的分量，说明他的交往圈是以湘系为中心的。他还在日记里记述1948年首届中研究院士选举中湘籍学者的情况：“湘籍候选人十名，得选者六人，金岳霖、周鲠生、曾昭抡、张孝骞、季豫及余，落选者四人，李剑农、蒋廷黻、何廉、杨端六。”（1948年3月28日）他还在与人的通信和交谈中说到这些情况。
钱穆的师友杂忆里，江苏学者占有很大的篇幅。尤其在他30年代到北平做大学教师前，完全生活在江苏籍学者圈里，这个特点熏陶了他的学术基本面目。
这次《近现代徽州籍学者作家往来通信学术研讨会》的会议通知里有一句话，也说得很好：“从徽州故乡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以胡适等徽州老乡为中心的作家学者圈。”诚哉，斯言。
学者、学术与学界的这种地域性问题，值得给予高度和充分的重视与研究。
朋友圈与地域圈的同心圆
学人的朋友圈与地域圈的叠合，形成一个同心圆。地域圈是这个同心圆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扩散，形成学术圈。许多学人的乡党意识也是很浓的，不妨举周作人提供的一个事例。在1900年代，章太炎在日本，有学生数人随待，其中有黄侃。有一天，陈独秀来访，黄等避入隔间。安徽人陈独秀与浙江人章太炎谈论清朝汉学大兴，学者多出于安徽江苏，陈独秀忽而说湖北那时没出什么大学者，章太炎敷衍说没出什么人物。作为湖北人的黄侃在隔壁听到后大声说：“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这惹得主客顿时索然扫兴，只好别去。这恐怕也是十年后陈黄二人在北大对垒的前奏。这种浓厚的乡党意识促进了这种地域性在学术圈的扩散。徽州的学人大抵以胡适为一个朋友圈的核心。叶新为会议做了《收徽州人致胡适信目录》，大致反映了这个核心的存在。
毫无疑问，地域对社会和学者的影响是非常直接和巨大的，它首先影响包括学人在内的人们的生活和劳作，影响意识和反映，进而是认知。在一个地域之内的人尤其是学人，相同的方言，相近的饮食，相同的习俗，更易形成相近的认知。这种相同的认知，对于学术核心层的凝聚也是具有巨大作用的。
中国人论交最重道义，有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在这个同心圆里，这一条似乎要打一点折扣。老乡圈似乎更重和谐团结，相互为助。杜亚泉在1917年曾说：“民国政府六年里闹了三四次，我们同乡会里却不曾闹过一次。”（《杜亚泉大发牢骚之演说》，《晨钟报》1917年6月8日）他提出要国民政府学一下他们的同乡会。
徽州学人书简的人文特色
再说一点与会议主题相关的内容。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徽州文化的概念。能不能据此也提出一个徽州学术的概念。徽州学术有浓厚的人文特色，其人文特色的第一点就是，徽州学术的晶核是徽州文化，徽州文化的晶核在学人中更为凝重。
徽州文化重商，但真正对徽州文化产生精神力量的还是徽州的学人。是故徽州文化的研究要突出学人的研究。有人说徽学正在成为一个显学，徽学是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要特别重视学人的研究。徽州学人是徽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史学向来重视人的。古徽州有“父子尚书”、“一门八进士”、“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等世代相传的佳话。当代徽州有1999年底举办的“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评选”，前十位是：大教育家陶行知，大思想家朱熹，文化巨子胡适，大哲学家戴震，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大画家黄宾虹，珠算大师程大位，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张小泉剪刀”的发明者张小泉，其中大多是学人和文化人士。对近现代徽州学人的研究要加强与深化。胡适本人就有很浓厚的乡人情结。他做戴震研究就是要为他的这位老乡翻案，这是很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徽州文化中人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关于胡适的《水经注》考证，归纳学者的意见有两种说法，一是直到胡适逝世，也没有写出综合的报告，实在遗憾。二是其所著《〈水经注〉考证》，写成十余万言，离开大陆时将稿本交与顾廷龙（或顾颉刚）保管，在上面书“错了”二字，意思大概是发现天津图书馆之全祖望校《水经注》后，知戴氏实有窃文之事，从前为同乡打不平，此时始知“错了”。
胡适故里绩溪上庄模型
徽州学术的人文特色也从书信作者的人文特色反映出来。徽州在历史上是以商业闻名的，是徽商的重要发祥地。徽州除了商以外，有很浓厚的人文特点，人文学者出得多，科学学者并不太多。这一点既从前文提到徽州十大名人的评选中体现出来，更从徽州书信里也反映出来。这次《近现代徽州籍学者作家往来通信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所列的学者名单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人文社会学者，很少有科学家。叶新整理的《收徽州人致胡适信目录》，也大多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人。
徽州学人的通信中有一个基本色就是乡情和徽州文化，深藏着许多徽文化密码。所谓成也乡情，败也乡情。举两个现成的例子，江绍原在1917年给未曾谋面的胡适写信，向他了解北大情况，以便决定是否到北大求学。信的内容，在我看来是交浅言深的。江为何这般冒昧，就因为有一个底托，便是徽州老乡，或许还有江姓沾亲的因素。再说一个败的例子，苏雪林在鲁迅死后为攻击鲁迅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寻求胡适的支持，被胡适批评。难道真的如一些学者分析的是苏雪林看不清楚胡适的为人的冒昧，非也，是因为苏雪林只看到了胡适作为徽州老乡的一面，只看了有一种乡情，以乡情障目。
徽州人有写信和保藏信件的传统，留下来的东西比较多。造成这种传统有三个原因，一是数百年来的商徽以及参加各类科举考试的士子，在外要与家人互报平安知晓家事，家里人也要知道外面的情况，便要通过家书来传达。二是在外的商户之间互通商业信息，也只能通过信件来交流。三是睹物睹信思人，家书有时难寄难通，便只能通过保藏下来的信来表达思念，这便形成了收藏信件的传统。在这次会议上有好些徽州当地的学人公布了自己的一些收藏，做了很好的介绍，便是这种传统的遗留。也有学者在老徽州找到了有关亚东图书馆的书信日记。又据说2009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曾在安徽休宁一地便征集了3万多件包括信件在内的各类徽州文书，比国图、中国社科院与安徽大学的同类馆藏都多，且研究价值也超过其他同类收藏。
如果说徽州文脉这一说法能成立，那么把这个文脉串起来的除了徽州文化的内涵与作品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徽州的书信，它是历时性的，有数百年上千年绵延不断的传承。我有一个小的建议，能不能将“近现代徽州籍学者作家往来通信”做成一个专门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简化为“徽州学人书简”，以后如有这样的会议和此类研究，便可以用这个简称。
【作者附识】
这篇短文是据在《近现代徽州籍学者作家往来通信学术研讨会》（安徽绩溪，2025年4月）的发言整理的，文章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命题，未及做深入的探求，请有兴趣的学人接龙。
1.王建辉 | 小题大做与大题小做
2.学术文章的长与短
3.新闻与历史的相通
4.北大在五四前的社会影响力打问号
5.王建辉 | 现代知识界：“独立之精神”
6.言说之自由与自由之言说
7.学术的码头效应
8.王建辉｜我这一年的学术与感悟
作者简介
王建辉，出版人，编审，出版韬奋奖获得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著有《人在书旅》《荆楚文化》《读书人生》《新编辑观的追求》《书评散论》《思想的背影——王建辉书评文录》《名流随笔》《王建辉自选集》《出版：商务与文化》《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教育与出版》（陆费逵专题研究）《老出版人肖像》《出版与近代文明》等书。
出版六家公众号的所有内容，均为原创。
未经许可，请勿使用。
欢迎合作、转载。
来源：万能的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