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59年圣诞节，一个澳大利亚人放出了13只兔子。不到十年，猎人就在他的庄园打死了超过一万四千只。再过四十年，兔子占领了澳大利亚三分之二的土地。

1859年圣诞节，一个澳大利亚人放出了13只兔子。不到十年，猎人就在他的庄园打死了超过一万四千只。再过四十年，兔子占领了澳大利亚三分之二的土地。

这是历史上最失败的生物引入实验之一，也是气候工程的预演。

控制自然，一直是人类的执念。从雨神献祭，到蓝色人像的玛雅巫术；从炮火“震雨”的军方实验，到干冰撒云的空军任务，200年的努力，换来的是一个结论：天气，不听话。

美国首位官方气象学家詹姆斯·埃斯皮曾提出通过焚烧大片森林以促进降雨的理论，并亲自组织实施实验。尽管未见成效，他仍执着于这一设想，直至同行劝告其谨慎行事，担忧其名誉受损。

类似的思路在南北战争期间获得了新的关注。一些将领观察到大规模炮火后常伴随降雨，遂向国会申请资金以验证“炮声致雨”理论。实验最终未能提供有力证据支持该假设。

进入20世纪，美国社会对“人造降雨”的兴趣并未减弱。一些民间人士甚至将其视为新兴产业的突破口。包括企业家C.W. Post在内的多方尝试使用爆炸装置——气球、火箭、风筝、炸药等——以期诱发降水。在德克萨斯州的Post City进行的爆破实验，不但未能形成明确的成果，反而引发严重洪涝，实验者最终与所在城市一同成为灾害的受害者。

这些失败没有阻止真正的科学家上场。

1946年，GE的文森特·谢弗，在飞机上撒下干冰，引发了伯克希尔山的一场雪。这是现代云播种的起点。物理逻辑明确：云滴必须附着在某种“种子”上才能长大坠落。撒种，就是制造降水的催化剂。

诺奖得主欧文·朗缪尔很快将这一原理升级为“全球气象控制”计划。他要做的不仅是降雨，还有削弱飓风。

1947年，他用“计划雪茄”向飓风“国王”撒下200磅干冰。结果，飓风掉头、登陆、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的理论，从此被质疑。

质疑没有中止试验。冷战逻辑很简单：如果苏联能控制天气，那比核战争更可怕。

苏联的确也在搞。他们1932年就成立了人工降雨研究所，甚至提出“摧毁北极冰盖”的设想。目标是气候，而非天气。

美国也动了真格。越战时期，美军发现越南的雨季阻碍补给线，索性用“雨战”制敌。1967年开始，“常春藤行动”出动2000多架次飞机，向云层播撒碘化银，只为多下一点雨，泥住对方。

但秘密终究被揭开。媒体曝光，舆论炸锅。1976年，联合国出台《禁止气象武器公约》，明确将天气武器化列为战争禁忌。

然后，一切沉寂。但没多久，换了马甲。

这一次，叫“气候工程”。

逻辑未变：既然无法有效遏制碳排放的持续增长，部分技术路线转而寻求直接干预地球辐射平衡。其中，太阳辐射管理（SRM）被视为代表性方案，其核心做法是在大气层高空注入硫酸盐气溶胶，以模拟火山喷发后的自然降温效应，通过削弱太阳辐射来降低地表温度。

每次大型火山爆发，地球都会短暂变凉。这种效应有据可查。1991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全球气温下降0.6°C。

如今，一些硅谷企业家已不再等待国家层面的许可或国际共识，而是绕过监管，自行启动小规模气候干预试验。已有初创公司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在墨西哥境内向平流层释放硫化物，声称旨在“验证技术路径的可行性”。

这类举动，在动机与手段上，与20世纪中期的朗缪尔、谢弗，乃至更早的Post所作尝试，并无本质区别。不同的是，这一次，它披上了“全球气候危机应对”的技术理性外衣。

而历史早已写下警示：

三次浪潮的共同点，是对系统性风险评估的长期缺席，特别是对不可逆后果的严重低估。

澳大利亚的兔子告诉我们，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非线性系统。病毒可以杀死99.8%的兔子，但剩下的0.2%，会迅速免疫、繁殖、反扑。

现在的问题是：谁在授权？谁在监管？谁来承担失败的后果？

真正危险的，不是气候变化本身，而是人类一边制造火灾，一边还想用火救火。

来源：老胡科学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