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93年秋，南京江南贡院，29岁的谭嗣同提着考篮走进号舍。这是他第六次参加乡试，竹篮里除了《四书章句集注》，还藏着魏源的《海国图志》。当考题《论语·季氏》发下时，他望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题目，突然把毛笔狠狠摔在砚台上——这个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改革派，

1893年秋，南京江南贡院，29岁的谭嗣同提着考篮走进号舍。这是他第六次参加乡试，竹篮里除了《四书章句集注》，还藏着魏源的《海国图志》。当考题《论语·季氏》发下时，他望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题目，突然把毛笔狠狠摔在砚台上——这个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改革派，在那一刻突然理解了八股文的存在逻辑。

“若没有这套僵化的规则，我父亲这样的湖北巡抚，早该让我中举了。”他在日记里写道，“可正是这铁一般的程式，让天下人相信朝廷没有暗箱。”

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在长安太极殿召集群臣。他刚废除实行了400年的九品中正制，正为新的选官制度犯愁。

“南朝考诗词，北朝察门第，皆不可取。”国子监祭酒捧着竹简谏言，“萧梁时沈约主持选举，因偏爱‘四声八病’之说，寒门士子苦练声律，却仍有举子当街哭诉：‘曲有误，非我错，沈郎偏心误！’”

杨坚用刀笔在案几刻下三道深痕：“朕要一套比九品中正更公平，比南朝文采更可控的法子。”

这个瞬间，科举的基因被注入三个关键词：标准化、去人格化、可复制。

1315年，元仁宗恢复科举，却规定蒙古人、色目人考策论，汉人、南人考经义。在杭州西湖边，落第的汉族书生王冕看着蒙古贵族子弟策马而过，愤然在草稿上写道：“胡虏安知圣贤书？不过借策论之名行荫蔽之实！”

这种双轨制仅维持40年就引发红巾军起义。到了明朝，朱元璋在洪武四年的早朝上，面对建议“效元制分卷取士”的奏折，将茶盏摔得粉碎：

“天下读书人若觉得科场有偏，便会学张士诚余党啸聚山林！传旨：南北分卷也要考一样的八股，给朕把‘不公平’三个字从士子心里剜出去！”

清乾隆年间，山东潍县县令郑板桥在衙门后堂教幼子作文。孩子抱怨八股文拘束灵性，这位“扬州八怪”之首却从案头抽出一份刑部公文：

“你看这篇《秋决人犯核拟疏》，‘据律当斩’是破题，‘验明正身’是承题，‘验尸格目’是起股——你当那些翰林学士真不会写文章？他们是用八股思维来治天下！”

这番对话揭露了一个隐秘真相：八股文是官僚系统的底层代码。就像今天程序员学Python要先懂语法，明清官员处理公务时，早将“破题思维”内化为“提炼核心矛盾”的能力，把“对仗格式”演变成“公文对等原则”。

道光十五年，湖南湘乡荷叶塘，屡试不第的曾子城（后改名曾国藩）在祠堂前长跪。父亲曾麟书递给他一本泛黄的《启悟集》，扉页上记着曾家五代科举花费：白银842两，田地抵押3次，族中女子晚嫁7人。

“别怨八股刻板。”老秀才指着书中的截搭题《匍匐救之，尔也》，“当年若非考官出这等偏题筛掉官宦子弟，你连和富家子同场比试的机会都没有。”

这种“制度性歧视”反而成了寒门的阶梯。就像现代高考数学最后一道大题，看似刁难实则创造逆袭机会——当所有考生都被迫在相同规则下“内卷”，门第、钱财、关系的干扰就被压到最低。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现场，李鸿章看着条款中“废除科举”的字样，突然想起40年前的一件旧事。

同治二年，淮军将领刘秉璋之子刘体智乡试落榜。次日，刘府管家带着两箱白银拜访主考官，得到的回复却是：“若是策论，或可周旋；但八股取士，朱批存档，实在无从下手。”

“这套制度太完美了，完美到连制定者都无法操控。”弥留之际的李鸿章对袁世凯喃喃道，“可它就像太精致的瓷器，稍微碰一下......”话未说完，一口鲜血染红了枕边的《科场条例》。

202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当天，北京某考点外，备考五年的张宇发现申论题要求“以规范化语言阐述乡村振兴”。他下意识地写下：“乡村振兴如破题，需紧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二十字方针......”

这一刻，历史的齿轮悄然转动。那些曾被斥为“封建糟粕”的八股基因，正以申论模板、结构化面试的形式重生。或许正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说：“制度终会腐朽，但解决问题的智慧永远鲜活。”

来源：学妹谈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