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全球癌症统计相关报告显示,全球女性癌症发病率呈持续攀升趋势,其中乳腺癌、卵巢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与疾病负担尤为突出。在这类疾病的临床诊疗中,如何突破传统化疗、靶向治疗的疗效瓶颈,优化治疗策略以改善患者预后,已成为全球妇科肿瘤领域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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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大高个
据全球癌症统计相关报告显示,全球女性癌症发病率呈持续攀升趋势,其中乳腺癌、卵巢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与疾病负担尤为突出。在这类疾病的临床诊疗中,如何突破传统化疗、靶向治疗的疗效瓶颈,优化治疗策略以改善患者预后,已成为全球妇科肿瘤领域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2025年9月10日至14日,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学术年会在山东济南顺利举行。其中,国际妇科肿瘤领域权威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琼森综合癌症中心的Gottfried E.Konecny教授,在全体大会发表题为“新型抗体偶联药物(ADC)在女性癌症中的研发: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回归实验室”的专题演讲,从全球视角为女性癌症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ADC作为当前抗肿瘤领域的“明星疗法”,凭借“精准靶向+高效杀伤”的优势,已在实体瘤治疗中展现出显著临床价值,其临床转化应用也成为本届CSCO大会国际专家热议的焦点。针对ADC在宫颈癌、子宫内膜癌等女性恶性肿瘤中的转化突破路径等关键问题,Gottfried E.Konecny教授结合其大会演讲核心观点与国际前沿研究经验,在医学界【名医话名泉】访谈栏目中给出了权威解读。
临床转化经验:助力妇科肿瘤治疗“武器库”扩容
Q1:在CSCO大会演讲中,您提出“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回归实验室”的研发循环理念。能否详细分享您及团队的临床转化经验?这对全球妇科肿瘤学者而言,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Gottfried E.Konecny教授:
我们已经看到妇科肿瘤学领域涌现出多项新进展,尤其是ADC类药物,目前已有多种正在研发中。近期已有三种ADC药物获批准用于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索米妥昔单抗、T-DXd、维替索妥尤单抗。这是我们初步积累的临床经验,而接下来还将有20至25种不同ADC药物陆续进入研究阶段。
我们可以从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协助其他ADC药物取得成功,从而切实扩展我们治疗妇科恶性肿瘤的手段。我的研究思路是,回顾对现有的ADC药物认知,重点关注其在疗效、安全性上的优势与不足,并将这些问题带回实验室,深入探究如何改进和优化ADC药物,以尽量减少在研发过程中可能失败的候选药物。
“精准靶向+低毒长效”重塑女性癌症治疗格局
Q2:我们知道ADC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创新药物形式。在妇科肿瘤的治疗中,您认为这种新型药物相较于传统治疗方法,最大的优势和突破点在哪里?它将如何改变妇科癌症患者的治疗格局?
Gottfried E.Konecny教授:
ADC的核心设计理念是实现“化疗有效载荷向癌细胞的精准递送”,通过特异性抗体与癌细胞表面靶抗原结合,将具有强细胞毒性的有效载荷定向输送至病灶,同时最大程度避开正常细胞,这是其相较于传统疗法的核心优势。基于我的临床经验,ADC药物允许我们对患者实施长达20、30甚至40个周期的治疗,而传统化疗通常因毒性积累,如神经病变、细胞毒性、指甲改变或黏膜炎症等,在6-8个周期后便难以继续。这表明ADC提供了一种更安全、耐受性更优的慢性给药策略,从而为治疗带来全新可能。
但目前尚无“完美ADC”,部分ADC因靶抗原低表达、有效载荷活性不足等问题,未能达到预期疗效。未来需通过优化药物设计,进一步提升ADC的“靶向性”与“杀伤效率”,才能真正实现对女性癌症治疗格局的重塑。
研发优化方向:从“第一代”到“下一代”
Q3:您在演讲中提到了“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回到实验室”的循环过程。根据目前ADC在妇科肿瘤临床应用和探索,您认为这一领域的ADC药物的研究进展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改进?
Gottfried E.Konecny教授:
目前临床上所采用的以第一代ADC为主,其靶点多为相对成熟的受体,如叶酸受体α、TROP2等。然而,近年来涌现出更多具有亚型选择性的新靶点,例如CLDN6、B7-H4和B7-H3等,它们在某些癌症亚型中表现出更高的特异性。与此同时,更多新型有效载荷也正处于积极研发中。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ADC中所采用的某些有效载荷已有20至40年的历史,其机制相对传统。因此,ADC药物仍存在广阔的优化空间,包括提高药物向肿瘤细胞表面抗原的递送效率、优化连接子技术以及开发更精准的释放机制等。例如,在靶向叶酸受体的ADC中,第二代药物在毒性控制方面显著优于第一代,早期临床数据也提示其疗效可能更优。总体而言,ADC技术平台仍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有望通过多方面的改进进一步提升其治疗指数。
“数据共享+资源共建”推动全球女性癌症治疗进步
Q4:您来到中国参加CSCO大会对于促进中外妇科肿瘤学术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您认为未来双方应如何更好地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妇科肿瘤治疗技术的发展,为全球妇科癌症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案呢?
Gottfried E.Konecny教授:
通过参与国际多中心试验,我们深刻认识到,全球各国正面临许多共同的医疗挑战。无论是在欧洲、北美还是中国,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和宫颈癌的治疗均存在诸多难题,亟需全球协作下的解决方案。我特别致力于推动中国与美国、欧洲之间的科研合作。我们各方都拥有全球顶尖的研究人才和先进的临床研究基础设施,中国也拥有一大批杰出的医院和临床医生。然而,要进一步推动进展,我们仍需加强数据共享、简化国际试验流程,并促进生物标志物样本的资源共享。
目前,现行监管框架中存在诸多限制与审批延迟,若能在这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将极大促进国际合作的实际推进。当然,一切有效合作都始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信任。良好的国际关系能够促进监管和行政环境的优化,从而加速新药研发和临床转化进程。鉴于中国在临床研究领域的巨大潜力与雄厚基础,此类国际合作尤其值得期待。
专家简介
Gottfried E. Konecny 教授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卫·格芬医学院
血液肿瘤科与妇科肿瘤科内科及妇产科教授
领导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妇科肿瘤内科项目,并负责转化肿瘤学研究实验室的妇科肿瘤药物开发项目
欧洲艺术与科学学院成员,曾担任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项目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卵巢癌临床试验规划组联合主席,并是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卵巢癌共识专家组成员
研究方向:包括卵巢癌、子宫癌和宫颈癌的药物研发与新型疗法,以及临床试验设计
责任编辑:S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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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橙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