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1年10月26日，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当天需要处理的公文。在众多文件中，一封由政务院转呈而来的信函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这封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从香港发来的。他在信中提到，有两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此时正被抵押在香港

1951年10月26日，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当天需要处理的公文。在众多文件中，一封由政务院转呈而来的信函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这封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从香港发来的。他在信中提到，有两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此时正被抵押在香港汇丰银行，即将于一个月后到期，请求国家能够出面，想办法赎回这两件珍贵的文物。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郑振铎在香港发现《中秋帖》《伯远帖》二帖

周恩来总理看信后，眉头紧锁。这两件文物，一件是王献之的《中秋帖》，另一件是王珣的《伯远帖》，周恩来深知这两幅宝帖的珍贵。一直以来，周恩来对历史遗产和文物特别关怀、爱护，对于文物保护工作特别支持、关注，他十分清楚文物流失对中国文化遗产造成的严重的损失。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战乱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巧取豪夺，中国大量的珍贵文物被破坏，甚至源源不断地流失海外。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颁布的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令《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该办法确定了严格的文物出口条例和行之有效的文物进出境审查机制，迅速扭转了我国文物大量流失的局面。

1951年9月，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率领中国第一个文化代表团，途经香港地区出访印度和缅甸。在香港停留的短暂时间里，郑振铎无意间听闻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中秋帖》《伯远帖》被抵押在香港汇丰银行，抵押期限将于该年11月底到期，若到期后没有把本金支付给银行，这两件国宝就会被拍卖，一旦被人买走，很有可能就此流失国外。郑振铎是研究文物的专家，深知《中秋帖》和《伯远帖》的文物价值和历史意义，但他身处当时港英当局管制下的香港，只能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迅速把消息秘密传递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尽快汇报给周恩来总理。

《中秋帖》纵27厘米、宽11.9厘米，原为5行32个字，后被割去2行，仅存3行，除前部分22个字为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书法真迹之外，其余部分均为后人收藏时所作的题跋。《伯远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珣写给亲友的一封信札，全卷纵25.1厘米、宽17.2厘米，原帖只有5行47个字，其余部分为后人装裱时所作的题跋。清朝乾隆皇帝尤为喜爱这两件书法作品，视作稀世珍宝。乾隆十一年（1746年），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特意珍藏在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内。据说，正是由于珍视这3件书法作品，乾隆特意为书房起名为“三希堂”，这3幅书法作品也就被后人合称为“三希帖”。

然而，“三希帖”中的“二希”——《中秋帖》和《伯远帖》，这两幅被乾隆皇帝如此珍视的宝帖，却在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在位时，散佚出紫禁城。为什么这两幅珍贵的宝帖后来会出现在香港呢？当时，由于郑振铎肩负带团出国访问的任务，无法亲自调查这两幅宝帖的详细情况，无奈只能在传递消息后便乘船前往印度。

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总理马上派秘书了解具体情况。对于这两幅宝帖从故宫散佚后的情况最清楚的人，那就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衡是著名的金石学大师，也是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他毕生致力于金石、经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孜孜不倦，被尊为“中国金石学第一人”。1951年，他虽然已经70岁高龄，但是对于故宫收藏的文物如数家珍。当得知《中秋帖》《伯远帖》在香港的消息后，马衡也大吃一惊，因为早在十几年前，他曾经在北平（今北京）亲眼见到过这两幅宝帖。

追溯“二希”宝帖下落周恩来作出具体指示

1933年1月的一天，马衡在北平的一座四合院内，与文物鉴定专家徐森玉一起赴一场家宴。设宴的主人名叫郭葆昌，字世五，是活跃在袁世凯身边的文物专家，鉴定和收藏了大量的瓷器、字画和碑帖。吃饭前，几位宾客正喝茶聊天，突然，郭葆昌颇为神秘地取出两幅卷轴。当这两幅卷轴徐徐展开时，马衡惊呆了，眼前出现的正是《中秋帖》和《伯远帖》。郭葆昌向众人宣告，这是他花重金回购来的真迹，还当众承诺，在他百年之后，会将“二希”宝帖无条件归还给故宫。

然而，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北平沦陷。1942年郭葆昌去世后，“二希”宝帖由他的儿子郭昭俊继承。郭昭俊并没有履行父亲生前的承诺，1949年前夕赴香港定居时带走了“二希”宝帖。郭昭俊到了香港之后，没有正式的工作，坐吃山空，几年后生活就陷入困境，因此将“二希”宝帖抵押给香港汇丰银行，抵押期已临近，但他无力赎回。

马衡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文物，查清楚“二希”宝帖流落香港的个中原委之后，为了阻止文物流失海外，他很快将“二希”宝帖散佚的经过呈报周恩来总理。在汇报中他表示愿意亲自南下，赶赴香港，担负回购这两幅宝帖的任务。1951年11月5日，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很快就作出具体指示：第一，同意购回王献之的《中秋帖》及王珣的《伯远帖》；第二，必须由负责人员前往鉴别文物真伪，并需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压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收到批示后，马衡立刻着手准备回购“二希”宝帖事宜，他知道事关重大，仅凭他一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能够协助他的文物专家。经过慎重思考，马衡觉得时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森玉是最佳人选，因为徐森玉当年和他一起在郭葆昌的家宴上，亲眼见证过这两幅宝帖的真迹。

这一年，徐森玉也已是70岁高龄，收到马衡的消息后，当即决定陪同马衡一起南下，他还告诉马衡，会找到可靠之人在香港共同完成国宝回购任务。另外，再加上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文化部文物局派出的“三人专家小组”成员已落实。

赴港行动一波三折爱国人士勇担重任

1951年11月15日，马衡、王冶秋和徐森玉在广州碰面。一起碰面的还有徐森玉的长子、时年38岁的文物收藏家徐伯郊，也就是徐森玉口中的可靠之人。徐伯郊，当时任职于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因幼承家学，文物素养深厚，具有较高的书画鉴赏造诣。徐伯郊的身份既是银行家，又是文物鉴定家，他与香港的上流社会及一些银行家、收藏家的来往都非常密切。凭借徐伯郊的人脉关系，由他出面操办回购的具体事宜更为稳妥。至此，人员集结完毕，一场绝密救宝行动迫在眉睫。接下来，一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如何才能去到香港。当时香港在港英政府的管理之下，内地往来的人员没办法自由出入。

11月16日，下午，马衡等人购买了西服、衬衣等服饰，打算装扮成商人先去到澳门，再从澳门想办法去香港。因为澳门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岸，只需要乘坐几小时的船就可以抵达香港。然而，11月18日，马衡等人到达澳门之后，等待了几天，甚至还趁着夜色，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可最终因诸多因素限制，从澳门前往香港的计划未能实行。

11月22日，马衡等人无奈返回广州，留下徐伯郊在澳门继续想办法前往香港。此时，距离两幅宝帖抵押到期仅仅只剩下一周的时间。紧急关头，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有一个人能够承担起在香港鉴别宝帖真伪的任务，这个人就是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

庄世平，广东阜宁人，著名银行家，1947年到香港，与香港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当得知马衡等人无法到达香港，鉴定“二希”宝帖的工作难以完成时，他立刻主动联络马衡等人。与此同时，马衡等人想起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提到香港中南银行行长胡惠春，也是一名收藏家，对于文物的收藏和鉴定颇有研究。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原本是让胡惠春以银行家的身份，查明回购宝帖所需的金额，但在这个非常时刻，胡惠春应该可以担负起联络鉴定宝帖的关键工作。

于是，庄世平赶紧联络上胡惠春，请他协助回购工作。然而，“二希”宝帖存放在英国人的银行中，想要取出鉴定，并非易事。

国宝回购协议达成周恩来设法紧急拨款

经过多方努力，徐伯郊和裴延九、徐鹿君3人到达香港。时间紧迫，庄世平联系了银行界较为可靠的好友，并承诺只要能帮忙将《中秋帖》和《伯远帖》从汇丰银行保险库中借出鉴定，南洋商业银行（庄世平创办）愿意承担全部所需的保险费用。很快，《中秋帖》《伯远帖》通过关系被借出运送至庄世平位于香港的南洋商业银行办公室，由相关专家进行严格鉴定。

从字迹到纸张，从印章到墨痕，宝帖的每一处细节，专家们都一个字一个字、一段一段地鉴定。经过鉴定，专家们确认，卷是真的，纸是真的，图章也是真的。

在庄世平的协助下，两幅宝帖鉴定完成，真迹得到确认。但是，宝帖回归的道路依旧很艰难。除了要与汇丰银行谈判，徐伯郊最关心的是，郭昭俊到底会要多少钱，才愿意将这两幅宝帖卖给国家。身在广州的马衡，肩负着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始终挂念为国家用好每一分钱。11月23日，徐伯郊致电马衡，告知谈判成功。《中秋帖》《伯远帖》抵押给银行的价格是45万多港币，除交付抵押金，赎回宝帖还需要给郭昭俊3万港币，共需48万多港币。数额巨大，马衡等人赶紧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20世纪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值百废待兴时期，要一次性从当时全国的外汇储备中拿出50万港币这么大一笔钱来收购“二希”宝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短短的几小时后，正当大家忐忑不安时，北京方面传来消息，周恩来总理从有限的外汇储备中挤出了50万港币，要求立刻回购两幅宝帖。据马衡的日记记载，1951年11月26日，《中秋帖》和《伯远帖》从汇丰银行取出，保存在香港的中国银行保险库中。两天之后，徐伯郊带着“二希”宝帖顺利回到广州。

一周之后，马衡等人带着“二希”宝帖，乘坐火车回到北京。此时，距离两幅宝帖离开紫禁城，已经过去整整27年。而从郑振铎在香港得知《中秋帖》《伯远帖》的消息，到最终“二希”顺利被带回北京，历时不到两个月。

当时远在缅甸的郑振铎得知两幅宝帖成功回购的消息后，兴奋不已。他难掩内心的激动之情，在1951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二希”宝帖已由政府收购，这是一个好消息，伯郊兄已有信来详告此事，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

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顺利回归，表明国家对于抢救国宝始终不遗余力。“二希”宝帖的回购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抢救流散国宝的序幕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