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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文互联网上诞生了一个新词汇，“白左”，用以形容欧美那些痴迷于政治正确，无视现实问题的人。

当时，这一群体占据了欧美舆论的绝对主流，就连欧美政坛都充斥着浓烈的“白左”气氛，大肆推行各种自损国家根基的难民庇护、无脑环保、LGBTQ+政策，看得外界目瞪口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的恶果开始显现，欧美的政治氛围又迅速转向极右，那些曾经被边缘化的高喊着“本国优先”，全盘反对自由化、国际化的极右民粹政客迅速崛起，成为了欧美政坛的新星。

这样从白左无缝转换到极右的变化，难民让人感慨，欧美的政治环境，未免太过极端了，难道就不能选出个能平衡国际化和民族主义的正常政府吗？

建制派落寞

其实，曾经的欧美政客，并不是今天这副非左即右的极端样子。

相反，他们非常清楚，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应该尽可能站在中间立场，以最大程度上弥合社会矛盾，集中力量推动国家发展。

回顾20世纪的欧美选举，其实不难发现，当时各党派之间的分歧并没有今天这么严重，甚至许多竞选人在大多数选举议题上所持的观点高度相似。

并且，无论在选举时，各路政客争得多么激烈，在选举落幕之后，大家基本还都能维持最基本的和谐。

至少，当时的欧美议会反对派很少会为了反对而反对，对于政府正当合理的政策主张，反对派议员也会投出支持票。

虽然这种投票的背后，往往是各种精英小圈子内部的利益勾兑，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欧美至少在表面上实现了团结。

这些奉行精英内部协调，以推动政策进展持续的政客，今天被称为“建制派”。

曾经，这些建制派精英凭借手头的丰富资源，是欧美政治舞台的绝对主流。

毕竟，欧美虽然名义上“自由民主”，各级领导人都要由选举产生，任何公民只要符合参选条件，都可以竞争领导人职位。

但是实际上，想要在选举中胜出，需要进行大量政治宣传，让选民了解候选人的政治观点，进而为其投票。

普通人既没有时间、精力，长期脱产到各地搞宣传，也没有资源、渠道，让传统媒体为他们打广告，很难在选举中战胜有钱有闲有渠道的精英。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传统媒体对舆论的垄断被撬开了一条缝隙，普通人获得了廉价便捷的发声方式。

此时，欧美的建制派政客们刚刚整了一堆反恐战争的烂活，又碰上了2008年金融大危机，民众对政府的表现极为不满。

这种不满在过去传媒不那么发达的时候，会被主流媒体过滤、隔离，等到经济危机周期过去后被自然消化。

但这一次，这种不满被迅速宣泄出来，进而发展为对传统建制派精英的质疑。

建制派为了保住权力和地位，不得不接受“按闹分配”的原理，与那些能够引起社会声浪，在传统观点里偏向极端的势力合流。

相比容易让人联想起法西斯的极右，拥有道德进步光环，又早已被资本主义异化，还能够吸引大量民众，尤其是不谙世事却行动积极性高涨的年轻人支持的白左显然更受建制派的欢迎。

可白左素来擅长按闹分配，建制派却要大局为重，这造成的结果就是，明明建制派的根基更深，白左却能获得更重要的位置，实现更多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外界看来，就是曾经属于中间派的建制派立场也开始向白左偏移。

建制派对于这种变化心知肚明，却毫无办法，因为他们必须用让利换取白左的支持，才能继续稳住自己的位置。

左右互搏

然而，白左这个群体，在某种意义上和杠精高度类似，向来是只管提出问题、要求结果，至于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在不造成重大损失的前提下达成目标，这些人是毫无研究的。

这就导致，在民间当反对派的时候，白左确实能够对社会起到正面作用：他们提出问题引发社会舆论声浪，进而迫使政府重视、改进，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可一旦这些人掌权，按他们那高度脱离现实的逻辑行事，那对于国家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了。

过度激进的环保政策，会给工业造成重大阻碍，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在欧美建厂被环保政策阻碍，导致成本激增，少有会继续死磕到底的，多是会选择换个国家投资。

这在白左眼中不是什么问题，或许他们还会高兴于这些不环保的产业搬走后，周边的空气变得更加清新了。

可对于国家来说，工业才是国力的根基，去工业化意味着随时可能受制于人。

好在欧美作为工业先发国家，还有些家底能给他们祸害，又有舆论霸权作为裱糊，这种衰退一时半会并不会被民众注意到。

但去工业化造成的高薪且稳定的制造业岗位流失，却是欧美民众会切身体会到的。

在普通民众在抱怨好工作变得难找时，白左不但不考虑如何扩大就业，反倒用各种“人权”政策，让欧美民众的处境雪上加霜。

虽然他们所推行的难民救助、多元平等政策看起来占据了道德高地，可前者需要消耗大量物力财力，而这些钱财最终都要从普通人的税收中来，后者则是强行将更多蛋糕分给LGBTQ+群体。

久而久之，被白左政策伤害的普通人自然会对白左议题产生不满，但在中间派，甚至是中右派都已经相当程度上与白左合流的情况下，他们在正当要求总是会被忽视。

在二战后一直被政治主流排斥的极右翼势力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敏锐地意识到，这将会成为他们卷土重来的机会。

为了获取这些失落的普通人的支持，欧美极右翼也开始迎合主流，用传统上属于中间派甚至是偏左的表达，来包装自己的主张，以淡化极端主义色彩。

得益于欧美白左推行的快乐教育，大多数欧美民众对政治立场的认知主要依据政治术语，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光鲜的包装之下，极右翼的底色其实并未改变。

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让他们在极右翼淡化了自身的法西斯色彩之后，将唯一会响应他们的焦虑，重视他们超过外来难民、性少数群体的极右翼当成了最后的指望。

就这样，最近这些年，欧美的极右翼实力迅速扩张。

在美国、意大利，极右翼的特朗普和梅洛尼先后赢得大选，已经成功掌握了国家权力。

在法国，极右翼也差点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哪怕后来中间派和左翼联手狙击，依旧获得了143个席位，与中间派和左翼三足鼎立，分庭抗礼。

哪怕是在因为二战历史影响，对极右翼防范最为严格的德国，极右翼的选择党也在最近一次选举中，以20.8%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这些欧美主要国家尚且如此，更不必说那些体量更小，对难民危机、经济危机抵抗力更差的小国。

而极右翼的回潮，又引发了传统中间派和左翼的高度警惕，欧美社会的对抗氛围日益激烈。

看到这样的情况，难免有人疑惑，欧美社会就不能选出一个不信奉白左，也不搞种族主义的正常政客吗？

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确实是肯定的。

在欧美的选举政治环境下，政客为了赢得选举，就必须设法吸引更多人的眼球，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无疑是越极端的主张，越能够做到这一点。

更加糟糕的是，由于无论是白左还是极右，都是擅长破坏多过建设，凭借极端主张上位的政客在执政之后，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欧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只会人情况进一步恶化。

而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又会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

所谓穷则思变，当民众的日子变得难过起来，出于对变革的渴望，他们的政治立场也会从中立转向极端。

如此一来，白左和极右的声势便会进一步壮大，反倒是传统上占据社会主流的中间派会被不断挤压。

当中间派不再占据主流地位，甚至其体量已经无法与左右翼中的任何一方单独抗衡时，中间派就会成为左右共同攻击的对象。

欧美如果不能及时重塑社会共识，未来的左右互搏只会越来越严重，直到社会内爆为止。

来源：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