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故事部分情节虚构，请师友们理性阅读，切勿对号入座，历时3小时手打，感谢阅读，您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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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知鱼

#春日生活打卡季#​

【本故事部分情节虚构，请师友们理性阅读，切勿对号入座，历时3小时手打，感谢阅读，您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有句老话说的好，“寒门难出贵子”。

我家几代寒门，世代务农，祖祖辈辈勤劳朴实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辛勤耕耘，艰难度日。

到我父亲这一辈，日子稍微好点，他拿着黄铜杆秤学会了摆摊，也知道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

而我家四个孩子，上头三个姐姐，我排行老四，是家里唯一的小子，也是父母和姐姐殷切的希望。

所以，打小，不管日子再难，父亲都坚持供我读书，他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儿子，要想以后不黄土地里刨食，就拼命读书。

以前小不懂，现在懂了这句话的含义。

寒门娃娃，要想出人头地让人看得起，唯有读书这一条捷径可走，而且能走的通。

家里的大姐、二姐没赶上好时候，那时候家里条件的确很难，她俩小学刚毕业就辍学了，得回家务农。

后来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嫁给了邻村老实巴交的男人，来年春天就添了个娃。

从此和母亲一样，左手拎着娃，右手扛着锄头，日落西山，还要洗洗涮涮，这成了她们一辈子的缩影。

而三姐读到初中，考了个中专，后来成了偏远村小的老师，却固执倔强的嫁给了当地的一位男老师。

这夫妻俩在教育岗位上坚守了一辈子。

固然，只有我，一人读到了高中，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还被分配到县工商局，做了一名小小的科员。

这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父亲总说，“当官不为民办事，是要遭天谴的。”

我始终牢记于心。

1988年深秋的风裹着煤灰，把梧桐叶卷成灰扑扑的漩涡。

我蹲在杂货铺门槛上，看父亲用粗布蘸着煤油擦拭那杆老秤。

黄铜秤盘被岁月磨得发亮，十六颗秤星在暮色里泛着暗金，像极了他眼角细密的皱纹——这杆秤跟着父亲走街串巷二十年。

称过稻谷白面，也量过人间烟火。

我叫李建国，在县工商局当个小科员。

说是小科员，起初也不过是帮着领导整理档案、跑腿打杂。

但父亲总说，端上公家饭碗就该挺直腰板做人，为民办实事。

我们家住在城郊红砖房里，这间八平米的杂货铺是全家生计，油盐酱醋码在褪色的玻璃柜里，最显眼的位置供着毛主席像，两边贴着“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的红纸。

那天傍晚，父亲收摊回来时，自行车铃铛没了往日的清脆。

他气的把断成两截的秤杆重重拍在桌上，震得搪瓷缸里的茶叶都跟着跳起来。

秤盘瘪了个大口子，像张扭曲的嘴。

“邻镇那帮混蛋！”

父亲喉结上下滚动，浑浊的眼睛里燃烧着一团烈火，“刘大麻子带着人，说我占了摊位，要二十块保护费。”

原来，父亲一早就去邻镇赶集去了，刚摆好摊子，就来了几个戴红袖章的人。

领头的叫刘大麻子。

是邻镇工商所的一名临时工，他说父亲占了摊位，按规定要收二十块管理费。

父亲好声好气解释，自己一直是流动摆摊，从不占固定位置，而且二十块抵得上大半个月的收入。

刘大麻子哪里肯听，他一把夺过秤，“哐当”砸在石板路上，秤杆断成两截，黄铜秤盘也瘪了一块。

我听着攥紧拳头，指甲几乎掐进掌心。

二十块，对我们家来说是笔巨款，那杆老秤更是父亲的心头肉。

母亲正在糊火柴盒，颤抖的手把胶水抹到了指缝里，“他爹，要不...认了吧？”

“这不是钱的事儿！”

父亲激动的突然掀翻竹椅，“孩子妈，你还记得吗，那杆秤是你嫁过来那年，我在铁匠铺亲手打造的！”

我这才发现他裤腿上沾着泥，膝盖处磨得发亮——想必是求人的时候跪过。

深夜，我躺在木板床上听着父母唉声叹气，辗转反侧，月光透过窗棂，在断秤杆上投下惨白的影子。

二十块，够普通人家半个月的生活费。

更别说那杆浸透父亲心血情谊的秤，我攥紧拳头，指甲在掌心掐出月牙形的红痕。

第二天清晨，我穿上浆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别上金属校徽，自行车铃铛在薄雾中脆响，车筐里放着父亲手抄的《工商行政管理条例》。

邻镇集市飘来炸油条的香气，混着牲畜粪便的腥臊。

远远就看见刘大麻子歪在水泥台上，油腻的长发盖住半边脸，左脸的胎记活像泼了半瓢子黑墨汁。

他脚上的大头皮鞋沾满泥，脚边散落着几根带肉的骨头——显然是白拿了谁家的肉。

“这摊子是你的？”

我按住柜台，铁皮发出吱呀的呻吟。

刘大麻子吐了口浓痰，三角眼斜睨着我，“呦呵，这是哪儿来的毛头小子？”

他身后三个戴红袖章的混混围过来，领头的疤脸汉子嚼着泡泡糖，缺了颗门牙的嘴角挂着恶心的涎水。

“我爸李德顺，昨天被你们砸了秤。”

我掏出皱巴巴的收据，大声读，“根据《市场管理办法》第三条，临时摊位……”

“去你丫的办法！”

刘大麻子突然掀翻货架，搪瓷盆噼里啪啦砸在地上。

紧接着，我突然被人从背后踹了一脚，膝盖磕在青石板上，混乱中听见疤脸汉子喊，“这小子装工商局的！”

人群顿时骚动起来。

有个卖菜大娘却怯生生的大喊，“喂，你们别打了，这真是县局的李干事！”

这句话像按下暂停键。

刘大麻子举着秤杆的手僵在半空，脸上的横肉开始抽搐。

我抹掉嘴角的血，举起工作证，大声喊，“现在，我以工商局工作人员身份，调查你们乱收费问题。”

“误会！”

“绝对是误会！”

刘大麻子突然换了副嘴脸，油腻的手在裤腿上蹭了蹭，“李哥，您大人有大量...这钱您拿着买烟。”

他掏出卷钞票，被我一巴掌打开。

围观的摊贩突然炸开了锅，卖豆腐的老汉举着账本，“他们每月多收二十块！”

卖鞋垫的寡妇也哭着说，“我男人上个月因为摆摊被他们乱收保护费，气的吐血身亡了，如今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活？”

就在这时，人群突然让出条道。

邻镇工商所的王所长叼着烟走来，大盖帽歪戴着，皮鞋后跟敲得石板咚咚响，“喂，怎么回事？小刘可是我们所的骨干……”

他瞥见我的脸，后半句话咽回肚里。

我翻开记录本，“王所长，10月15日，刘贵强等人收取保护费共计……”

“你懂什么！”

王所长打断我的话，突然暴跳如雷，“临时工管理市场，疏漏在所难免，你一个小小科员，越级……”

“我这儿有二十七个摊主的联名举报。”

我从怀里掏出皱巴巴的信纸，墨迹有点被雨水晕开，“如果需要，我可以送到市局。”

王所长的脸涨成猪肝色，他转身要走，却被白发苍苍的张大爷拦住，“王所长，您还记得三年前……”

“让开！”

王所长一把推开老人，转身走了，张大爷踉跄着摔倒在菜筐里，白菜叶子沾满泥水。

这场对峙，最终以刘大麻子交出一百块赔偿才告终。

我当着众人的面把钱交给张大爷，“您老人家帮忙记着账，分别按人头退。”

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却也有人小声嘀咕，“这傻小子估计要倒霉了。”

没想到一语中的。

果然，第二天我就被叫进领导办公室。

李领导转着搪瓷缸，水面上漂浮的茶叶打着旋，“小李啊，你还是太嫩，这年轻人做事要讲究方式方法。”

他推来一封举报信，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李建国暴力抗法”。

窗外的杨树沙沙作响，我盯着墙上的“为人民服务”标语，说，“领导，您说秤为什么要有准星？”

“你这是钻牛角尖！”

李领导拍了桌子，搪瓷缸里的水溅出来，“刘大麻子他表哥是供销社主任，王所长跟市局张科长是……”

“所以仗着官威，刘大麻子就能无法无天，就能随便砸坏损坏老百姓的秤？”

我猛地站起来，椅子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如果连秤都不准了，这世道……”

接下来半个月，我成了局里的透明人。

别人在整理报表，我在扫厕所；别人下乡检查，我在装订十年前的档案。

但每当路过传达室，总有人往我手里塞熟鸡蛋、烤白薯——那些都是集市上的摊主。

转机出现在冬至那天。

市局的吉普车碾过结冰的路面，检查组的同志握着我的手，“收到二十多封匿名信，说你们这儿有情况？”

我打开锁着的铁皮柜，泛黄的举报信堆得比人高，最上面压着父亲修补好的断秤——他用红绸缠着裂痕，系了个歪歪扭扭的中国结。

很快，处理结果在春节前公布。

刘大麻子等人被拘留，王所长被撤职，李所长记大过。

表彰大会那天，张大爷带着二十多个摊主，高高的举着“青天为民”的锦旗。

父亲穿着新做的中山装，偷偷在下面抹了好几次眼泪。

如今我办公室的墙上，始终挂着那杆老秤。

黄铜秤盘依然锃亮，断痕处的红绸虽然褪了色，但却像道永不愈合的伤疤。

它时刻提醒着：秤杆要直，人心要正，这才是老百姓过日子的秤星。

多年后，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墙上挂着的那面锦旗，依然能想起那个深秋的集市。

想起父亲那杆断了的黄铜老秤。

它时刻提醒着我，做人要像秤杆一样挺直腰板，做事要像秤砣一样公正不阿。

在八九十年代改革发展的浪潮中，或许有黑暗的角落，但只要有人愿意挺身而出，光明就永远不会缺席。

来源：安知鱼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