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早在5世纪的北魏时代，史料中就出现了寺院武装化的记载（《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世祖西伐至长安，见寺内藏有弓、矢、矛、楯，大怒，遂诛长安之沙门，焚毁佛像。这是寺院中拥有武装的明确史实记载。）。而大宝律令也是以中国的律令为蓝本制定的，所以对于寺院武装监管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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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庙原本禁止杀生，却又武装起来让现代人感觉非常违和。我给大家回答做一个补充，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其实日本古代对于寺庙武装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大宝律令（日本第一部法典）中也有禁止僧尼阅读兵书、杀人、掠夺等等条款。

寺院武装是被禁止的，制定这种法规的背景，可以说寺院武装化是被预先设想到了的。

中国早在5世纪的北魏时代，史料中就出现了寺院武装化的记载（《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世祖西伐至长安，见寺内藏有弓、矢、矛、楯，大怒，遂诛长安之沙门，焚毁佛像。这是寺院中拥有武装的明确史实记载。）。而大宝律令也是以中国的律令为蓝本制定的，所以对于寺院武装监管的条款也被直接纳入其中。

那日本的寺院是从何时开始武装化的呢？其实从奈良时代起，寺院就开始武装起来了。

尤其在圣武天皇以后，在镇护国家思想的支配下，大寺院拥有众多寺领并自治，多数以防范盗贼为中心组织武装维护治安。

作为寺领劳动力的普通百姓在紧急情况下被武装起来，这被视为僧兵的起源。

但在奈良时代，这些人并不被称为僧兵，而是被称为“兵”“兵中”“健儿”等，他们也不是僧人。

真正意义上的僧兵在史料中出现是在平安时代。

桓武天皇废除了日本自律令制以来实行的边境以外各地的军团制和征兵制，国家放弃维护地方治安，全国的庄园被迫自卫，在武士出现的同时，僧兵也逐渐崭露头角。

“南都北岭”这个词想必很多人听过吧。在日本中世，指的是拥有强大力量的寺社势力，南都指的是从京都向南的古都奈良的寺社势力，北岭则是指位于京都西北部的比叡山延历寺和圆城寺。

南都北岭的各寺院控制着广阔的庄园，组织了大规模的僧兵集团，是一股武装势力。

由于这些寺院与朝廷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常参与中央的政治斗争和动乱，因此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僧兵势力。

特别是从院政时期到中世，南都北岭的僧兵迎来了全盛时期。那么这些寺庙如何崛起的呢？

首先从南都开始聊起。

在南都僧兵最为活跃的当数东大寺与兴福寺了。

早在平安时代前期的850年左右，南都的僧兵活动记录中，一位名为明诠的高僧被朝廷任命为僧纲（又叫做僧官，是佛教为了管理僧尼而设置的僧官之职，源自佛教发源地印度。）时，遭到了东大寺、兴福寺、大安寺的“杂职人”（负责杂务）的袭击。（出自《日本高僧传要文抄》）

这是因为元兴寺的明诠被越级提拔，东大寺对此不满，便联合兴福寺、大安寺，派遣僧兵前往元兴寺的安房院，破口大骂，引发了“争端”。早在9世纪中期，寺院中便已出现了试图以武力解决不合意之事了。

随后的平安时代，围绕寺院人事、寺领、寺田等问题的争斗中，奈良的寺院时有出现。

特别是东大寺与兴福寺的争斗十分激烈，968年（安和元年），为了争夺一块仅1反余（约300坪、31.5米见方）的小寺领，竟爆发了战斗，据《日本纪略》记载，兴福寺一方出现了死者。

为了如此微小的土地，争斗竟激烈到出现死者，由此可见两寺积怨之深。

随着时间推移两寺的争斗愈发激烈。

右大臣藤原野宗忠的日记《中右记》中记载，1102年（康和4年），在东大寺镇守祭り上，兴福寺的下级僧人在跳田乐舞，路过的东大寺禅师随从众人挑剔舞姿，引发口角，夜里演变成合战，兴福寺的堂塔被烧毁。原因到经过，几乎与“黑帮”争斗无异。

同样在《中右记》中，1111年（天永2年），东大寺境内举行的御灵会期间，也有兴福寺僧人参与打斗的记录。前后与此相同时期，东大寺发生火灾，东大寺僧兵闯入兴福寺等，可见两寺持续不断争斗。

理由皆为琐事，但因些微小事便会发展成致命冲突，可见围绕人事、寺领等问题的紧张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紧绷状态。

两寺争端常请求朝廷仲裁，然朝廷无力解决，反而屡次争斗令两寺僧兵愈发强大。

到了平安时代末期，僧兵之间的抗争终于也在南都（奈良）和北岭（比叡山）之间爆发了。

争端的火种，首先在大和国的多武峰燃起。

多武峰本来就算是置于兴福寺的影响之下出现的，但在藤原道长的时代，延历寺的尊叡在多武峰修行，以此为契机，多武峰成了延历寺的末寺。

对此不服气的兴福寺向朝廷提出了异议，但执政者道长没有允许多武峰成为兴福寺的末寺。

可能是道长为了维持自己在朝廷的实际权力，想要得到延历寺的支持。

怀着这份遗恨，兴福寺与多武峰、延历寺之间的对立、斗争就此爆发了。

最初的一次大冲突发生在圆融天皇的 1081 年（永保元年）。

起因是兴福寺的堂众和多武峰的低级僧众因为一点小事起了争执。

兴福寺派僧兵前往多武峰，烧毁了山脚下的民房后，逼近多武峰的本堂圣灵院，多武峰陷入了不得不让本尊的大职冠像避难。

1108 年（天仁元年），多武峰又遭到了兴福寺的袭击，据说这次全山被烧毁，所有的堂塔都被烧光了。

在后白河院政时期的 1172 年（承安二年），多武峰迎请比叡山的日吉权现举行祭礼，但多武峰没有邀请兴福寺参加祭礼。

愤怒的兴福寺一方烧毁了参加祭礼人员的住处。

多武峰立刻向本山延历寺申诉，最终发展成了延历寺和兴福寺之间的抗争。

次年 1173 年（承安三年），延历寺的僧众没收了位于北陆的兴福寺的庄园，作为报复，兴福寺烧毁了多武峰，再次让全山被烧毁。

朝廷很重视这一事件，将别当寻範以下的主要兴福寺首脑们处以流放罪、解除官职的处罚，后白河法皇的官署也向延历寺发出了不得进行报复的命令。

兴福寺对这一处罚不服，要求延历寺归还被其侵占的寺领，最终奉神木举兵。向着京都进行了强诉。

朝廷试图阻止兴福寺和延历寺之间的战斗，但两所寺院并没有轻易服从朝廷的命令。

时间前后有所不同，但南都北岭的争斗在京都也爆发了。

是在京都两所寺院是清水寺和祇园社。

清水寺是兴福寺的末寺，祇园社原本也在兴福寺的庇护之下，但在院政时期成了延历寺旗下日吉神社的分社，由于两所寺院和神社在地理上也很近，所以一有机会就会发生小冲突。

1113 年（天永四年），延历寺出家的圆势决定担任清水寺的别当，兴福寺认为作为兴福寺末寺的清水寺别当应该由在兴福寺出家的僧人担任，便提出了申诉，最终发展成了强诉。

朝廷在兴福寺的强诉下屈服，将人事任命恢复原状，这次轮到延历寺发怒了，派僧兵到清水寺，将堂塔全部破坏，之后为了要求处罚兴福寺别当，向白河法皇进行了强诉。

朝廷答应了这一要求后，兴福寺再次举兵，要求处罚天台座主等人，并且将祇园社归还给兴福寺。

兴福寺为了攻打延历寺从奈良出发，延历寺一方也为了迎击让僧兵们上洛。

朝廷命令奈良的各大寺院不要支援兴福寺，同时也试图说服兴福寺，但调解失败了。

最终命令检非违使平正盛、平忠盛父子在宇治迎击兴福寺的僧兵。

在栗前山发生了战斗，兴福寺一方大约 30 名僧徒被杀，未能进入京都便撤回了奈良，延历寺的僧兵们看到这种情况也撤退了，南都北岭的全面战争得以避免。

在院政时期，寺院之间反复发生抗争，南都北岭的僧兵们迎来了他们的全盛时期。

朝廷为了镇压他们的威势利用武士，这也在日后导致了武士登上了历史舞台。

从院政时期到镰仓时代，南都北岭的僧兵们曾盛极一时。到了南北朝时代以后，随着庄园制开始解体，寺院和神社失去了经济实力，僧兵的力量也随之削弱。

此时仅靠僧人已无法维持其武力，北岭的山门、寺门之争若没有室町幕府的介入，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境地。南都兴福寺方面，出身武士的筒井氏、越智氏、箸尾氏、十市氏等有势力的地方豪族掌握了兴福寺的俗权和检断权（警察权和司法权），他们逐渐背离兴福寺，开始独自开展军事活动。

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将此前一直耀武扬威的南都北岭的强诉全部驳回，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权威。足利义满的儿子、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将参与多次打压延历寺，杀害了比叡山的领导层。

一提到烧毁延历寺，很多人可能首先会想到织田信长。但可以认为，在信长之前，足利义教对比叡山的打压，使其权威大幅丧失，也一下子降低了信长烧毁延历寺时的心理门槛。

在大和地区，1492 年（永享元年）筒井氏和越智氏发生斗争，大和永享之乱爆发，足利义教派赤松氏出兵介入。此时兴福寺已经处于无法靠自身力量解决地方豪族之间争斗的状况。这次的战乱在幕府介入后仍在暗中持续，随后直接进入了应仁之乱，以筒井氏和越智氏为中心的地方豪族之间的抗争不断延续。

从平安时代中期到院政时期，僧兵和武士一同兴起。但进入室町时代后，二者在威势上的差距变得十分明显。

到了战国末期，比叡山被信长烧毁而遭到毁灭，南都则因丰臣氏将大和地区直接管辖，原本作为官符众徒的筒井氏被转封到伊贺，地方豪族们成为丰臣氏的直属家臣，南都完全被解除武装，至此南都北岭的僧兵彻底消失了。日本各地的僧兵势力也在丰臣政权实现天下统一的前后销声匿迹，武士对武力的独占得以完成。

拥有强大力量的寺院和神社，其力量的源泉竟然是 “暴力”，这其实非常讽刺。

来源：史海拾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