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们带着贡品，也怀揣求知的渴望，期待将先进的技艺、佛法与文化带回日本。然而，他们并不知晓，这将是日本派往唐朝的最后一批遣唐使。

公元838年（唐文宗开成三年），一支满载使节、学者与僧侣的船队自九州岛启航驶向大唐。

他们带着贡品，也怀揣求知的渴望，期待将先进的技艺、佛法与文化带回日本。然而，他们并不知晓，这将是日本派往唐朝的最后一批遣唐使。

其中，僧人圆仁本计划随使团归国，却在命运的推动下滞留大唐九年，目睹盛世余晖，也经历动荡风云。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仁随第19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巡礼过程当中用汉文所作的一部日记体游记著作。

这之后中日双方派遣官方使团要经历六个世纪的停滞后才在1403年（明成祖永乐元年）重新出现。

在这六百年间，中日双方如何交流？这就要说到受信仰鼓舞的僧侣与由利益驱使的商人，他们之间的通力合作。

僧侣寻求在本国和海外宣传教义，商人也在意积累精神上的功德；商人追求经济利益，僧侣也渴望为所在的寺庙获得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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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僧圆仁的奇幻漂流

经历灭佛运动并成功返回日本

在这段漫长的求法之旅中，圆仁亲历了唐朝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长达四年的灭佛运动。

即便如此，圆仁始终没有放弃对佛教经典和仪式物品的搜寻，而这正是通过由僧侣和海商组成的私人网络实现的，这一关系网支撑着他完成了一场长达九年的旅程。

这一过程中，他几乎穿越了大半个唐王朝的疆域，他在五台山的华严寺停留了两个月，在那里他系统地抄写了天台宗所缺乏的佛经，此后又去了长安城里的永昌坊，雇用工匠王惠制作了四幅大金刚界曼荼罗。

圆仁从中国带回日本的金刚界曼荼罗的直接复制品。

曼荼罗作为用于佛教密宗仪式的宇宙图像得到格外重视，在圆仁日记中占据了很大篇幅：他详尽地记录了为每幅曼荼罗支付了多少钱，以及它们是怎样借助僧侣-商人网络提供的保护才得以在灭佛运动中幸存的。

他的日记还提到了他的一个梦，圆仁梦到当他把金刚界曼荼罗带回日本时，他的老师最澄十分兴奋。当圆仁要向最澄礼拜时，最澄阻止他说：“我不敢受汝礼拜，我令拜汝。”这个也许不存在的梦无疑说明了曼荼罗对日本人深刻的精神意义。

随着唐朝皇帝发起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圆仁的收藏之路变得愈加艰难。他想尽一切办法想要离开中国，返回日本：他曾向一个住在长安的新罗人寻求帮助，甚至不惜提交一份请愿书，声称他愿意放弃佛教信仰。

当大唐下令所有未持有祠部所颁发度牒的外国僧人必须还俗的第二天，圆仁脱下僧袍，穿上平民衣服，开始蓄发。

最终，圆仁带着他珍贵的佛经与法器，经过数年的波折和两年的漫长等待，终于在847年成功归国。花费两年时间等待一艘船听起来是一段艰难的经历，但此前两次朝贡之间的间隔通常是15年。

圆仁和他的同伴出发时，一群中国故旧前来送行，包括来自长安寺院的僧人、中国官员和圆仁的当地施主。圆仁从他们那里收到了很多赠礼，一位侍御史甚至送给圆仁一卷银字《金刚经》。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刚经》（868年），现存的早期印刷品之一。

信仰与利益的纠缠

僧侣与海商在合作中各取所需

847 年，圆仁回到日本，凭借在中国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珍贵经书和圣物，他很快在天台宗僧侣中青云直上，同时也赢得了皇室支持。

圆仁（794-864），日本天台宗三祖，谥号慈觉大师。

在圆仁的时代，当日本朝廷热衷于承袭大陆的教义时，物质就变得更为重要。佛教画像和宗教用品经常用贵重的宝石或金属来装饰，以彰显其瑰伟，工匠们也将阿弥陀净土描绘为充满奇珍异宝的天堂。

大部分佛经最初用古印度语言写成，日本求法者只能学习翻译版本，翻译过程可能导致佛经内涵的偏差。与此不同，佛教仪式用品一经传入日本即可直接使用，为信徒提供了与佛陀力量接触的直接途径。

圆仁的老师、天台宗创始人最澄（767—822）曾于804年随使团入唐，但未像真言宗创始人空海（774—835）那样带回大量仪式用品，导致天台宗长期在为皇室举办佛教仪式时处于劣势。因此，圆仁在中国积极收集佛经和圣物，回国后主持了几次皇室佛教仪式，包括两场新皇登基仪式。

最澄画像，绘于11世纪。

圆仁所属的延历寺同样从其海外求法中获益良多。该寺由圆仁的老师最澄创建，位于日本首都京都东北的比叡山上，起初由几间小木屋组成。圆仁的成功归来带来了皇室的赞助和大量经济资源，使寺院得以扩张。

得益于皇家的赞助，延历寺在11世纪后成为日本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这些土地捐赠及随之而来的税收减免，使得延历寺在1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宏伟的建筑群，包括大约一百座建筑，可容纳近三千名僧侣。

日本延历寺，位于滋贺县大津市坂本本町。

后来，寺院向为其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提供庇护，以筹集寺院重建资金的名义发起贸易远航，并和商人签订合同，划分利益。寺院和商人都从他们的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寺院经济中的交换机制也让协助僧侣的商人积累了功德（一种无形但有价值的商品）。

新安沉船是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附近海域的一处沉船遗址，图为其中标有“东福寺公物”的木签。

在朝贡体系中断的近六个世纪

中日海上贸易网络却蓬勃发展

在公元838年，圆仁所在的使团被派往唐朝进贡，但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外交，也包括采购生活必需品如香料和药材。

然而，唐朝政府严格禁止外交人员进行私人交易，使团成员多次尝试购买物品时都遭到阻挠。这一事件发生在朝贡体系的最后几年。

从9世纪开始，当官方外交中断并加强对外贸易的管控时，僧侣和商人通过与当权者的紧密联系，找到了规避这些限制的途径。

泉州湾沉船中发掘出的木签，左上角三块木签均标有“南家”字样。这些木签显示其中大部分货物属于泉州的南宋宗室。

这种宗教-商业网络不仅有助于商品流通，还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中国和日本的朝廷都意识到这一网络的战略价值，虽然他们不直接参与，但却充分利用这一关系网来维护外交和商业利益。

即使在蒙古舰队入侵日本时期，这一网络依然运作。当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在15世纪恢复时，僧侣和商人被重新纳入外交使团，证明了他们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1403 年，中日之间恢复朝贡贸易。一个世纪后，欧洲人作为新的参与者出现在东亚海域，并将中国和日本拉入新的全球贸易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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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日本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