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甘泉县劳山，1937年4月25日早上八点多，空气闷得像铅，山路弯弯曲曲，悬崖贴着公路，一面是石壁，一面是沟壑。

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他穿上那身衣服不到十分钟，被乱枪打成筛子。

那个衣服原本是周恩来的。

牺牲时他还未娶亲。

——《壹》——

甘泉县劳山，1937年4月25日早上八点多，空气闷得像铅，山路弯弯曲曲，悬崖贴着公路，一面是石壁，一面是沟壑。

车队往西安方向走，路上没什么行人，安静得过分，这是西北战场最常见的陷阱前奏。

周恩来坐在中间那辆车里，身边是警卫参谋陈友才，29岁，湖南人，脸瘦，眼神警觉，他们刚拐过一个弯，前方突然炸开一团灰尘，不是路滑，是埋伏已久的土匪开火了。

第一辆车翻了，后面几辆急刹，枪声从两侧山坡打下来，像雨点打铁皮。

队伍一下子散了，周恩来还没反应过来，身边的陈友才已经把衣服一把扒下来，塞进他怀里，“快走，穿这个，他们是冲你来的。”

没时间解释，陈友才穿上衣服，戴上那顶黑色礼帽，别上了那块写着“周恩来”名字的名牌。

他刻意朝山坡冲上去，还大声喊话，挥手指挥：“掩护撤退！”土匪盯上了他，枪口立刻对准他的位置。

这是个聪明的局，李清伍、姬延寿那伙土匪不是临时起意。

他们早收到消息，知道“共产党有大官要经过劳山”，消息从哪儿来的？后来查出来，是延安逃出的一个叛徒——冯长斗。

但他们不认识周恩来长什么样。

他们只知道那人穿西装，戴帽子，有警卫护送，车子在中间，陈友才把这几个特征套在自己身上，活活变成了“替身”。

枪声一直没停，他冲到一个低洼地，借着地形压制了一会儿，反而更像是在“指挥战斗”。

土匪围了上来，有人喊：“他是周恩来！别让他跑！”几十杆步枪指着他，他还在朝另一个方向挥手，吸引注意力。

他没跑，他知道不能跑，一跑，他们就会怀疑真正的周恩来已经逃走。

几分钟后，子弹打穿了他左肩、右胸、小腿，他没有倒下，继续指挥，甚至还试图反击，最后被围住。

刺刀刺进他的腹部，一刀、两刀、三刀……现场的活口说，最后是被扎了二十多刀。

土匪确认是“周恩来”，高兴地大喊：“我们把他杀了！” 然后就散了，这场战斗，32人里活下来的只有4个。

——《贰》——

陈友才的身份没什么特别，他生在湖南郴州，农民家里，家穷，吃不上饭，他小时候打短工，14岁就跟着起义部队走了，后来在湘南加入了红军。

没念过什么书，但脑子特别清楚，能记得每条山路、每个村庄、每种枪械型号。

他不是大人物，但他一直在保护大人物，最早是跟着毛泽东，后来调去做周恩来的警卫参谋，他不多话，也不抢功，侦察、护卫、掩护、排雷，样样干。

长征的时候有一次，红军队伍在四川打游击。

夜里敌军包围过来，陈友才发现情况，绕着黑林沟悄悄爬出去，把敌人布防画在树皮上，送回指挥部，第二天红军成功突围，没有他，那一次可能就走不出去。

毛泽东看过他画的地图，说一句话：“这个人有眼力。”

西安事变前后，形势紧张，他跟着周恩来出入各种谈判场合，每一次都带着手枪，眼睛始终不离开周恩来的背影。

他不写日记，不留照片，但几乎每一次谈判他都在现场，站在门口。

很多时候他只是“背景板”，但在那场劳山的伏击里，他站了出来，没人逼他，他自己提出的，他太清楚那帮人要的是什么，“只要我露头，他们就开枪。”

他赌对了，也用命兑现了这个赌注。

——《叁》——

陈友才死的时候，没有家书，没有遗物，也没有墓碑，他是家里唯一的希望。

湖南郴州，资兴县一个小村子，陈家在村尾，泥房三间，地基总在下雨天泡水，他父亲陈泽初，十几岁就进山砍柴，后来参加农会，被地主打断过腿。

陈友才14岁离开家的时候，父亲送他到村口，没说一句话，那年冬天，父亲也被抓进县监，被打死在牢里。

家里只剩下叔叔陈秉武和弟弟，几年后，陈秉武也在作战中牺牲。

至此，陈家基本断了，只剩下一个远房侄子，叫陈容建，但那个时候没人知道，陈友才已经死在甘泉的山沟里。

他的名字在延安有备案，但在湖南村里，是“失踪”，没有通知，没有解释，只有沉默。

很多年以后，陈容建在郴州市档案馆，看到一份旧文件，封面写着“甘泉劳山伏击事件”，打开第一页就是：“陈友才，湖南籍，时任周恩来警卫参谋。”

1937年4月25日于甘泉牺牲，确认替身诱敌，表现英勇。

陈容建当时已经60岁，他看着这句话，坐了很久没动，那个他小时候听说的“战死亲人”，原来不是普通战士，是替人死去的“周恩来”。

他写信给甘泉县、给延安、给郴州的党史研究室。

有人回信，有人沉默，他从2003年开始查，一直到2010年，才拼出一个大概的轮廓，那时候他才知道，1985年，甘泉劳山修了纪念碑，写的是：“劳山遇险，英烈不朽。”

碑上刻了名字，第一个就是陈友才。

可惜那时候，陈家早就没人了，连他，也是隔了七十年，才找到一块碑，郴州后来为陈友才建了一个小型纪念馆，旧式屋檐，墙上挂满报纸复印件和黑白照片。

展柜里唯一的遗物，是一顶陈旧的黑呢礼帽，外沿已经磨烂。

讲解员问：“你是他什么人？”陈容建没回答，他只是站着，眼睛红了，说了句：“这个人是替人去死的。家里只知道他‘参了军’。”

——《肆》——

劳山伏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起初的说法，是国民党特务埋伏，想暗杀周恩来，报纸上也这样写，标题很大：“敌特密谋刺杀未遂”。

但后来，事情变了味，延安整顿内务，有人翻出一个叫冯长斗的名字。

此人原是延安某机关的交通员，1936年底出逃，投奔西安一带土匪，正是他提供了车队行程和路线。

情报卖出去了，但情报买主不是“军统”，是李清伍和姬延寿那伙土匪。

他们不是搞政治，是为了劫财，他们不认识周恩来，只知道：有“大官”，有“护卫”，身上可能有钱。

这才解释得通：伏击一开始打得猛，但中途一发现“目标已死”，他们就撤了，连搜尸都没彻底干净。

那天打死多少人？说法也不一样。

一份1937年5月的延安会议纪要上写：“牺牲警卫11人，伤7人。”但另一份《新中华日报》记载的是：“21人阵亡，包含警卫与驾驶、炊事等随行人员。

这场战斗，连统计都模糊，更难的，是确认“替身”这个身份。

当年陈友才穿了西装、戴了名牌，身上搜出的证件也是“周恩来”，土匪确认目标击毙，拍手散去，他“演得太像了”。

死后第二天，警卫队在山下找到他，衣服被撕成布条，胸前插着最后一把刺刀。

尸体烧毁严重，后来靠鞋底残迹和一块破损证件确认身份，周恩来看过他最后一次，什么都没说，半天才蹲下，把那顶帽子拾起来。

他从那年起，把这张合影照片放在随身夹里，背面写着：“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后来1973年回到延安，他提议劳山立碑，只说了一句：“我们欠他们的，不止一个名字。”

来源：水木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