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从半个月前加入浙报集团潮新闻的“潮友圈”，我便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结识了众多文友。其中，书画、篆刻、文字俱佳的雷圣初老师，文笔清新幽默、性情爽直的邱仙萍老师，都让我敬佩不已。而真正触动我心弦的，是最会烧菜的作家——周益飞老师荣获亚运故事奖的《后厨里的烟火与热
潮新闻客户端 袁小伟
自从半个月前加入浙报集团潮新闻的“潮友圈”，我便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结识了众多文友。其中，书画、篆刻、文字俱佳的雷圣初老师，文笔清新幽默、性情爽直的邱仙萍老师，都让我敬佩不已。而真正触动我心弦的，是最会烧菜的作家——周益飞老师荣获亚运故事奖的《后厨里的烟火与热闹》。读罢，我心中羡慕不已，一个深藏心底的记忆也随之浮现——我的拙笔，曾有两次获奖，中间竟相隔了整整四十年。
写作的梦，最早在小学四年级就已播下种子。我的一篇作文被老师选中，用粉笔工工整整地抄在了袁浦中心小学的黑板报上。那小小的成就感，让一个农村孩子第一次触摸到了文字的光芒。
其实，更早的写作冲动，也发生在四年级。那是奶奶去世后，我想为从东江嘴嫁到袁家浦的奶奶写点什么。记忆里，奶奶就是个寻常的念佛老太太。1971年爷爷走时，我还不记事。奶奶便在三个儿子家轮流吃饭。我们孩子想把剩饭倒掉时，总会招来她急切的嗔怪：“狼藉（浪费）粮食，要天打杀喀！”那时家里堂兄弟姊妹七八个，奶奶对谁都一样，我搜肠刮肚，也找不出一件她特别溺爱哪个孙辈的事。于是，写作的念头便搁浅了。年少的我，哪里懂得这位生于清末、长于北洋时代的老人，“一碗水端平”里蕴含的智慧与慈悲。
我对文科的兴趣远胜其他。1981年下学期，杭州市教育局组织语文基础知识竞赛，袁浦中学教语文的金敏老师专门成立了竞赛小组，我和小江村的法兴，还有两位同学入选。每天放学后，金老师都给我们开小灶强化培训。比赛那天，我们提前从食堂阿潮大伯那儿拿了午饭，赶到袁浦黄沙桥车站等车。说来也怪，平时45分钟一班的18路车，那天仿佛整整脱了两班。等我们好不容易挤上车，到九溪换乘4路，一路奔跑到考场时，别人早已答了半小时的题。好在当时规矩不似如今严苛，老师说明情况后，我们仍可以入场。我擦去满头大汗，压住狂跳的心，拼命答题。填空、造句、文学常识、改错……没有作文，但时间依然紧得让人窒息，几乎是压着铃声交卷。到家时，天已漆黑，父母一直守在门口，脸上写满了担忧。
后来，班主任袁伟民老师说，我们成绩不错，离优秀奖只差一分。那时懵懂，未解老师话中的深意：若无迟到意外，获奖本是十拿九稳，甚至能冲击更高名次。如今回想，老师心中的懊丧，恐怕远胜于我们。那算是我青春里，与大奖的一次擦肩而过。
真正的第一次获奖，是在1984年。初二时，正逢杭州市举办读书读报征文比赛。家里无报可读，课文也无感可发。正犯愁时，从大哥那儿找到一本文学杂志，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像磁石般吸住了我。我用一个周日一口气读完，赵蒙生与梁三喜，两位背景迥异的战士在战场上的生死相托，如潮水般阵阵冲击着我十四岁的胸膛。一篇稚嫩的读后感交上去，竟荣获三等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中学，这无疑是件大事。学校专门开了表彰会，奖品是一本成语词典和一把漂亮的塑料尺。那把尺子，我珍藏了许久，舍不得用，成了我文学梦的第一个见证。
此后，人生步入另一条轨道。成年、工作、母亲离世，之后与二哥合力为父亲翻建老屋，盼他安度晚年。待父亲也离去，我回老家的次数便稀少了。
水上交通执法职业的生涯中也并非全无文学的影子。平时工作中，写惯了政务信息、调研报告，有二十多篇专业论文在省、国家级刊物发表，并在专业论坛中获得各项奖项。也曾有幸在杭州市纪委、宣传部组织的廉政格言警句大赛中荣获二等奖。那些格言警句，字斟句酌，是理性思考的结晶，是职业身份的延伸。它们与那些发表的专业论文一样，是我尽责履职的证明。然而，我内心始终清楚，职业写作更像是一位“绍兴师爷”的案头公文，逻辑严谨，法度分明，可以帮助“县官”一拍惊堂木了却案件，但它们本身是“冷”的，缺少体温。
那些格律森严的公文和论文，终究像钱塘江的堤塘——工整实用，却挡不住潮水退去后的空落。
转折发生在2024年的一个午后。无意中走上老屋阁楼，看见了那只旧木箱——它先是二哥高中时用过，他上大学后，传给了我，一直用到高中毕业。拂去厚厚的灰尘，箱子里竟整整齐齐叠放着孩提时代的课本和涂鸦。以前每次想扔掉，母亲总说：“留着吧，以后说不定有用。”这些父母眼中的“宝贝”，在四十多年后，瞬间冲垮了我情感的堤坝。回家后，我写下《每一次回家》一诗，本是私人的纪念，恰逢杭州市文联与杭州日报联合举办“迎国庆75周年”征文大赛，便投了出去。未曾想，它能从九百余篇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二等奖。
屈指一算，距我第一次获奖，已整整四十年。
四十年，青丝成白发。我终于彻悟，真正的写作，是情感的喷薄，是写给生活的情书。我与钱塘江潮水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如今愿在文字的路上，于这“晚潮”的浪涛中，虔敬地舀取一瓢，便已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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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