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晋文公登上天下霸主的宝座后，晋国的政治格局悄然发生着变化。赵、魏、韩、范、中行、智这六大家族，如同六股暗流，逐渐汇聚并侵蚀着晋国的军政大权，成为了晋国真正的主宰者。这场权力的游戏，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最终的结局，将是六个家族中诞生出最后的

公元前 5 世纪，华夏大地风云变幻。南方，《吴越争霸》正如火如荼地上演着，而在北方，一场决定晋国命运的大戏 ——“三家分晋”，也缓缓拉开了神秘的帷幕。

自晋文公登上天下霸主的宝座后，晋国的政治格局悄然发生着变化。赵、魏、韩、范、中行、智这六大家族，如同六股暗流，逐渐汇聚并侵蚀着晋国的军政大权，成为了晋国真正的主宰者。这场权力的游戏，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最终的结局，将是六个家族中诞生出最后的胜利者，彻底瓜分晋国那丰厚的政治遗产。

而这一切的导火索，源自赵氏家族内部的一场裂变。

公元前 501 年，卫国突然背离晋国，齐国趁机以 “助卫” 为名，气势汹汹地讨伐晋国的夷仪（今河北邢台）。这一举动，无疑是在晋国的家门口燃起了战火。次年，晋国为了挽回颜面，报复卫、齐两国，迅速出兵包围卫国首都，试图将卫国重新拉回自己的阵营，同时也为伐齐铺平道路。

战争结束后，卫国为了求得晋国的谅解，不得不献上五百家人口。这五百家人口，暂时被安置在了邯郸。当时，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是威名赫赫的赵简子赵鞅，而邯郸则是晋国邯郸大夫赵午的世袭封地。说起来，赵鞅的五世祖是辅佐晋文公的赵衰，赵午的五世祖是赵衰之兄赵夙，如此算来，赵鞅和赵午乃是同宗同族的堂兄弟。

然而，亲情在权力和利益的面前，有时竟显得如此脆弱。公元前 497 年，赵鞅一声令下，要求赵午将卫国进贡的五百家人口送到晋阳，由自己直接管理。赵午心中暗自思量，邯郸作为自己的世袭封地，一切决策自然要以邯郸的利弊为出发点，而非单纯考虑晋国或赵氏的利益。

邯郸离晋国首都绛城路途遥远，中间还横亘着一座巍峨的太行山，交通极为不便。但邯郸与卫国同属华北平原，相距较近，在赵午看来，理应守望相助。正因如此，卫国才放心地将五百家人口放在邯郸。若将这五百家送到晋阳，无疑是断绝了邯郸与卫国的关系。

为了不得罪赵鞅，同时又想挽救邯郸与卫国的关系，赵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决定绕个圈子，先侵略齐国，以此引发齐国出兵邯郸，然后再以 “避祸” 的名义，顺理成章地把五百家送到晋阳。这样一来，邯郸与卫国的关系得以保全，赵鞅的命令也能有个交代。

然而，赵午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一番 “折腾”，却彻底打乱了赵鞅的布局。赵鞅的初衷，本是为了破坏邯郸与卫国的关系，防止两者因共同利益勾结在一起，从而维护晋国的领土完整以及赵氏家族的团结。可经过赵午这么一弄，邯郸与卫国的矛盾，瞬间转化成了晋国与卫齐的矛盾，甚至变成了赵鞅与卫齐的矛盾。赵午的做法，不知不觉间，竟有了一丝分裂晋国、分裂赵氏的意味。

赵鞅得知事情的真相后，怒发冲冠，立即下令召赵午回晋阳，随后便将其诛杀。为了挽回事态，消弭晋国、赵氏与邯郸之间的矛盾，赵鞅派人通知邯郸，允许他们任意拥立赵午的继承人，晋国和赵氏都不会加以干涉。

从政治层面来看，赵鞅处理问题的大方向或许并无差错，但在邯郸众人眼中，赵鞅随意杀人，如今却想用一句话轻松揭过，这实在是太过天真。于是，赵午之子赵稷、赵午的家臣涉宾一怒之下，直接举兵起事，以邯郸之地叛离晋国、叛离赵氏。

以一城叛一国、以一家叛一族，在春秋时期，这无疑是极为罕见的举动。但他们既然敢如此行事，自然是有恃无恐。他们的底气，源自用血缘维系的庞大政治势力。

晋国六卿之间世代联姻，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犹如一张紧密交织的大网。赵午的舅舅正是荀寅，荀寅的亲家则是范吉射，正所谓 “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 荀寅身为中行氏的宗主，范吉射作为范氏的宗主，换言之，邯郸的背后，站着的是中行氏和范氏这两棵大树。

姻亲关系使得荀寅、范吉射与邯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当时晋国无力向外开拓，内部陷入存量竞争的局面，又促使荀寅、范吉射为了扩大自身利益，萌生出兼并其他家族的想法。在这样的背景下，邯郸反叛后，中行氏和范氏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邯郸一边，企图打倒赵鞅，瓜分赵氏，进而重新洗牌晋国的政治格局。

同年 7 月，荀寅和范吉射率领大军，气势汹汹地起兵讨伐赵鞅，响应邯郸的叛乱。其实，在他们起兵之前，赵鞅的家臣董安于就已经得到了消息。董安于深知事态紧急，赶忙建议赵鞅提前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然而，赵鞅却拒绝了这一建议。

原来，晋国有一项被众人奉为圭臬的政治准则，或者说是一种大家都遵循的政治秩序 ——“始祸者死”。也就是说，首先发动叛乱的人，将被视为破坏晋国和平的公敌，而被动防御的人则天然拥有道德制高点，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更容易得到众人的谅解。

于是，明知荀寅和范吉射即将起兵，赵鞅却不为所动。他宁愿暂时损失一部分力量，也要赢得这至关重要的道德制高点，然后依靠大义名分，后发制人。就这样，荀寅和范吉射起兵之后，赵鞅有条不紊地一步一步撤往晋阳。而这个看似无奈的决定，却在日后成为了他回归绛城的重要筹码。

那么，既然荀寅和范吉射站在了邯郸一边，又有谁会站在赵鞅这边呢？

赵氏在晋国深耕二百年，根基深厚。虽说其他家族并不希望赵氏继续壮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与荀寅、范吉射之间存在矛盾。《春秋左传》中记载：“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而欲为乱于范氏。梁婴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为卿。韩简子与中行文子相恶，魏襄子亦与范昭子相恶。”

范皋夷作为范吉射的庶子，不受宠爱，若想继承范氏的家业，就必须打倒亲生父亲范吉射及其嫡子。智文子荀跞，作为智氏宗主，为壮大智氏的势力，想推荐自己的党羽梁婴父成为晋国六卿之一。而要想名正言顺地实现这一目的，荀跞和梁婴父就必须立下大功。此外，韩氏宗主韩不信与中行氏宗主荀寅有矛盾，魏氏宗主魏曼多与范氏宗主范吉射也矛盾颇深。尽管他们并不愿意主动站在赵鞅一边，但却非常乐意借此机会，打倒荀寅和范吉射。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五人因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站在了荀寅、范吉射的对立面，为逃往晋阳的赵鞅争取到了难得的休整时间。而在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便是智文子荀跞。

为了获得足够的大义名分，荀跞向晋定公进言：“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请皆逐之。” 意思是说，晋国的政治原则是发动叛乱者死，如今邯郸、中行氏、范氏发动叛乱，却只驱逐赵鞅，这实在是不公平。唯有驱逐这三家，才能维护晋国的政治秩序。晋定公此时已无权无势，面对荀跞的提议，只能无奈地表示：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至此，撤往晋阳的赵鞅，便和智、韩、魏三家间接达成了统一战线。

11 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统领大军，气势恢宏地讨伐荀寅、范吉射，并把晋定公安置在军中，来了一出春秋版的 “奉天子以讨不臣”。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他们浩浩荡荡地出征，最终却丢盔弃甲，狼狈而回，惨遭战败。

这场胜利，让荀寅和范吉射信心极度膨胀，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尽起大军，讨伐晋定公。明明是其他三家出兵，他们却将矛头对准晋定公，其目的不言而喻，无非是想夺取晋定公，再以晋定公的名义发布讨伐命令，从而获得大义名分，反向来一出 “奉天子以讨不臣”。

见他们二人准备这么做，从齐国逃亡而来的高疆极力反对。高疆语重心长地说道：“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 意思是说，多次折断胳膊就会成为治疗折臂的良医。讨伐国君这种事，是不会得到民众支持的，我就深受其害。如今三家之间并不和睦，我们可以各个击破。如果先讨伐国君，反而会使他们团结起来。

然而，此时的荀寅和范吉射早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高疆的劝谏。他们一意孤行，随即起兵讨伐晋定公。

果然，晋国首都绛城的人民听说荀寅和范吉射竟敢讨伐国君，顿时群情激愤，纷纷将他们视为晋国的叛臣。百姓们揭竿而起，自发保卫晋定公，并出城与荀寅和范吉射的大军展开激战，最终击败了他们。而荀跞、韩不信、魏曼多见两人战败，敏锐地感觉到反败为胜的战机已经来临，立即统兵追击，一路连战连胜。

荀寅和范吉射在晋国已无容身之地，被迫逃往朝歌（今河南淇县）。而赵鞅则从晋阳回到绛城，与晋定公举行会盟，重新执掌了晋国的军政大权。

此后六年，晋国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平叛战争之中。尽管齐、鲁、卫、宋、郑、中山等诸侯国甚至周朝，都卷入了晋国的内乱，并且纷纷出人出物资助荀寅和范吉射，但晋国凭借其强悍的国力，屡战屡胜。终于，在公元前 492 年 10 月，赵鞅统帅大军攻破朝歌，次年 9 月又成功攻破邯郸。荀寅和范吉射无奈之下逃往齐国，赵稷则逃往临城（今河北临城），此后便下落不明。

为了报复各诸侯国支持中行氏和范氏、分裂晋国的行为，平定叛乱后的晋国连年出兵伐卫、伐中山、伐齐，让各诸侯国真切地尝到了春秋第一大国的铁拳。而作为这一系列战争的统帅，赵鞅建立了赫赫无双的功业。

公元前 482 年，吴王夫差北上黄池会盟，试图夺取天下霸主的地位。赵鞅辅佐晋定公参与会盟，并巧妙地利用吴国出现内乱、吴王夫差急于回国的心理，一再拖延歃血的日期，为晋国争取到了主动权。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心理较量，晋定公最终得到了第一个歃血的权力，晋国再次成为名义上的天下霸主。可以说，晋国的复兴，赵鞅功不可没。

到了这个时候，中行氏和范氏作为晋国的叛臣家族，已然背负上了浓浓的政治污点，再也无法回到晋国权臣的第一梯队。而丧失权力的政治家族，其日后的命运，必然是被其他家族兼并。晋国六卿，至此削减为智、赵、魏、韩等四卿。

造成这样结果的最重要转折点，便是智文子荀跞决定拥护晋定公，而中行文子荀寅、范昭子范吉射却决定讨伐晋定公。这一念之差，让两个家族的百年经营瞬间化为乌有，自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至于范皋夷，这个背叛家族、背叛父亲的庶子，又有谁会真正在乎他的结局呢？

尽管赵鞅重新执掌了晋国的军政大权，但晋国四卿之间的纷争，并未就此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韩氏历来是赵氏的追随者，而魏氏始祖虽为晋文公时的猛将，但从未执掌过晋国国政，缺乏足够的政治威望。因此，此后能与赵氏争锋的，唯有曾联络其他家族拥护晋定公、击败荀寅和范吉射的智氏宗主荀跞。

早在击败荀寅和范吉射的时候，韩不信和魏曼多就提议召赵鞅回朝，史书记载 “韩、魏以赵氏为请”。值得注意的是，智氏的荀跞，并未参与这一行动。

等赵鞅回到绛城后，梁婴父企图挑起新一轮的政治斗争，他找到荀跞，说道：“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何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 安于，便是赵鞅的家臣董安于。梁婴父的意思是，若不杀董安于，晋国迟早会落入赵氏之手，不如现在就以董安于为借口，趁机讨伐赵氏。

梁婴父重提董安于，可谓是居心叵测。他的逻辑是，董安于明明知晓荀寅和范吉射起兵的消息，却不向国家检举揭发，简直就是晋国内乱的罪魁祸首。既然董安于是晋国的罪人，那么赵鞅作为董安于的家主，罪责岂不是更大？如此一来，讨伐赵氏便名正言顺了。

荀跞听闻梁婴父的话后，不假思索，直接向赵鞅问责：“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也矣，敢以告。” 意思是说，荀寅和范吉射起兵的消息，董安于竟然能提前知晓，你敢说他没有参与其中？如今荀寅和范吉射已经伏罪，董安于该如何处置，你自己看着办。

荀跞的这番话，犹如一把利刃，直刺赵鞅要害。若赵鞅要保董安于，却又拿不出董安于未参与叛乱的证据，那就只能接受荀跞的问责，让 “讨伐赵氏” 变得名正言顺。若赵鞅不保董安于，便相当于亲手诛杀董安于，如此一来，以后谁还愿意追随赵鞅，为赵氏的基业鞠躬尽瘁？无论赵鞅如何选择，都将面临无穷的弊端。

从这两件事不难看出，荀跞既不希望赵鞅回朝，更不希望赵氏延续下去，他的两次出手，皆是不见血的致命杀招。赵氏和智氏之间，自此结下了无法化解的政治矛盾。

荀跞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而从赵鞅之前的种种作风也能看出，他同样不是易于之辈。面对荀跞的步步紧逼，赵鞅权衡利弊，最终选择了退让。他深知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的道理，决定让咄咄逼人的荀跞暂时高歌猛进，而自己则藏于幕后，默默经营，等待时机成熟，再一击必杀，绝不留情。

既然赵鞅选择了退让，董安于便成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哪怕要背负诛杀家臣的恶名，损害自己苦心经营的名望，董安于也必须死。否则，就无法给荀跞一个交代，赵氏也就无法真正获得安全。

于是，赵鞅将荀跞的话转告给董安于，但并未表明自己的态度。董安于何等聪明，瞬间便明白了赵鞅的意思。他回到家中，毅然自缢身亡。随后，赵鞅将董安于的尸体放置在绛城中心，让整个晋国的人都知道，他赵鞅诛杀了自己的家臣。

赵鞅的这一做法，无疑是自毁名望。从此以后，赵鞅唯一能做的，便是巩固自己的地位，巩固赵氏的地位，想要吞并整个晋国，已然绝无可能。而荀跞见到董安于的尸体后，也明白了赵鞅的妥协，最终选择与赵鞅和解，史载 “知伯从赵孟盟”。

总的来说，在政治功绩方面，赵鞅是胜利者，荀跞稍处下风；但在权力斗争方面，荀跞却占据了上风，赵鞅被迫退让。此后数十年，尽管赵鞅建立了赫赫功业，但赵氏家族却逐渐隐退，而智氏则凭借政治斗争的胜利，开启了高歌猛进的辉煌岁月，逐渐从晋国六卿中的落魄家族，一跃成为晋国四卿中的最强家族。

时光流转，赵鞅和荀跞的政治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继承人。

赵鞅的嫡长子是伯鲁，幼子是无恤。在决定继承人之前，赵鞅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他准备了两支写满训诫辞句的竹简，分别分给伯鲁和无恤，而后便不再过问。三年后的一天，赵鞅突然问起竹简之事，结果伯鲁的竹简早已不知去向，而无恤不仅竹简仍在，还能熟练背诵上面的训诫辞句。

对于无恤的表现，赵鞅十分满意，正式决定立无恤为赵氏继承人。《资治通鉴》中记载：“於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但依我看来，无恤能将竹简随身携带整整三年，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心思缜密、行事谨慎的人。而这种谨慎的风格，正是历经风雨的赵氏所迫切需要的。所以，赵鞅选择无恤做继承人，并非仅仅因为他能背诵训诫辞句，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所具备的谨慎特质。

来源：日新社之夜行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