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媳妇秀娥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面条,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热气把她的脸熏得红扑扑的。
“金山,村里要修路了,你听说了没?”
我媳妇秀娥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面条,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热气把她的脸熏得红扑扑的。
我“嗯”了一声,眼睛还盯着手里的木料。这是一块上好的椿木,纹理顺溜,做个小板凳给孙子,再合适不过。
“听说要占咱家地哩。”秀娥把面碗往我面前的方桌上重重一放,汤都溅出来几滴。
我这才抬起头,瞅了她一眼,“占就占呗,修路是好事。”
“说得轻巧!”她把筷子拍在我碗上,“那可是二分地,熟地!种啥都长得好。”
我没接她的话,拿起筷子,挑起一撮面条吹了吹。面是手擀面,筋道,汤是骨头汤,浓白。
九十年代初的我们村,还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村里人盼着修条像样的路,盼了好几代人。
今年,新来的村支书庚叔,是个有魄力的人。他跑前跑后,终于从上面要来一笔钱,说是要给村里修一条能通到镇上的水泥路。
这是大好事,全村人都高兴。
图纸一出来,问题也跟着来了。路要修得直,就得从村子中间穿过去,东家占一点,西家占一点,是免不了的。
我家那二分地,正好在路线上,不偏不倚,全占了。
那地是我爹传下来的,肥得很。秀娥心疼,我知道。村里不少人也都在观望,看我老陈家是什么态度。
第二天,庚叔就领着村干部上门了。
他是我发小,小名叫老庚,后来当了干部,大家就都喊他庚叔。
他搓着手,一脸的为难,“金山这事……你看……”
我给他倒了杯水,“庚叔,不用说了。图纸我看了,占的是我家那块地吧?”
他点点头,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占吧。”我干脆地说,“修路是给全村人造福,不是给你庚叔一个人修的。我没二话。”
庚叔愣住了,手里的搪瓷缸子悬在半空。他身边跟着的会计和妇女主任也愣住了。
他们可能准备了一肚子的话要劝我,结果一句也没用上。
秀娥在里屋听着,没出来。我知道她心里不痛快,但她是个识大体的女人,男人在外面做了决定,她不会当着外人的面给我拆台。
庚叔站起来,走到我跟前,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金山,谢了。我……我记在心里了。”
他的手劲很大,拍得我肩膀有点麻。我看见他眼睛里亮晶晶的,好像有东西在转。
我笑了笑,“多大点事儿。快点把路修起来,比啥都强。”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村里修路,我家是第一个点头的,也是被占地最多的。有了我家的带头,剩下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大家看老陈家二话没说就把那么好一块地让出来了,自己家那点犄角旮旯,也不好意思再多说啥。
路很快就动工了。
推土机、压路机开进村子,每天轰隆隆的,尘土满天飞。孩子们跟在机器屁股后面跑,觉得新鲜。大人们没事就聚在路边,抽着烟,看着路一点点成形。
我那二分地,先是被推土机推平,然后铺上碎石,再用压路机一遍遍地压实。我有时候干完木工活,也会站到地头看一会儿。
说实话,不心疼是假的。那地里,我爹种过麦子,我种过玉米,秀娥种过菜。每一寸土,都沾着我们家的汗水。
可看着那条越来越平整、越来越宽阔的路,心里头又觉得敞亮。
路修好了,全村人放鞭炮庆祝。
孩子们在新路上跑,滑旱冰,大人们骑着自行车,觉得车蹬子都轻快了不少。
逢年过节,儿子大强从城里开车回来,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再也不用停在村口,我们老两口走老远去搬东西了。
秀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她会跟邻居说:“你看这路,多好。当初要不是我们家金山带头,还不知道要拖到啥时候呢。”
庚叔有时候来我家喝酒,喝到兴头上,总会提起这件事。
“金山,你这个人,仗义。全村人都该谢你。”他端着酒杯,脸喝得通红。
我摆摆手,“都是陈年谷子烂芝麻的事了,还提它干啥。来,喝酒。”
日子就像村口的小河,不紧不慢地流着。
一晃,快三十年过去了。
我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手上的木工活也干得慢了。秀娥的腰背有点驼,走路需要拄着拐杖了。
儿子大强在城里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孙子。
庚叔也退下来了,新上任的村支书是个年轻人,有文化,有冲劲。
村子里的变化更大。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原来的平房,不少都盖成了二层小楼。
那条我们当初修的路,也已经坑坑洼洼,裂了不少缝。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给孙子削一个木头陀螺,大强开着车回来了,一脸的兴奋。
“爸,妈,大好事!”他一进门就嚷嚷。
“啥事咋咋呼呼的。”秀娥给他倒水。
“咱们这要开发了!建什么……什么旅游度假区。要征地!给的补偿款可不少!”
我手里的刻刀顿了一下。
征地?
这个词,对我们这些靠土地过活的农民来说,太敏感了。
果然,没过几天,村委会的大喇叭就开始广播了,通知各家各户去开会。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的。新来的张支书在台上,用激光笔指着一张巨大的规划图,讲解着未来的蓝图。
下面的人,心思却没在那些漂亮的图上。大家都在小声议论着,谁家地多,谁家房子大,能拿多少钱。
这是一个陌生的时代,一个用数字说话的时代。
我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听着。心里有点不安。
会议结束,村委会门口贴出了一张红榜,上面是各家各户的土地面积和初步的补偿估算。
人群“嗡”的一下就围了上去。
大强拉着我,也挤了过去。他年轻,眼尖,很快就找到了我家的名字。
“陈金山,耕地,1.8亩。宅基地……”
大强念着念着,声音就变了。
“爸,不对啊。咱家不是应该有2亩地吗?那二分地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那二分地呢?
就是当年修路占了的那块地。
大强不甘心,拉着我又去村委会找张支书问。
张支书很客气,给我们泡了茶。他调出电脑里的资料,指着屏幕上的电子地图,耐心地解释。
“陈大爷,您根据最新的土地勘测和登记,您家的耕地确实是1.8亩。这都是有记录的。”
“那另外二分地呢?”大强追问,“三十年前,村里修路,占了我家的地,那也是我家的地啊!”
张支书扶了扶眼镜,“这个情况,我也听说了。但是……占地修路,是集体行为。那块地在当年就已经变更为集体建设用地,也就是村里的路了。这次征地,那条路是作为集体资产来补偿的,补偿款会进入村集体的账户,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
大强一听就急了,“凭啥啊?地是我家的,凭啥补偿款成村里的了?当年我爸可是二话没说就把地让出来了,现在倒好,一分钱都拿不到?”
张支书的表情有些为难,“小陈,你别激动。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当年的事情,没有留下任何书面协议,口头上的承诺,现在也……很难作为依据啊。”
我一直没说话,就听着。
我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
我不是在乎那点钱。说实话,到了我这个年纪,钱多钱少,够花就行。
我在乎的,是那个理儿。
当年,庚叔拍着我的肩膀说,“金山,我记在心里了。”
我以为,这句“记在心里”,比什么书面协议都管用。
我以为,人心,就是最大的账本。
从村委会出来,大强的脸一直阴着。
回到家,他把村委会的说法跟秀娥一说,秀娥也沉默了。
饭桌上,谁也不说话。
孙子不懂事,还在嚷嚷着要吃肉。秀娥夹了一块排骨到他碗里,叹了口气。
“爸,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大强扒了两口饭,终于忍不住了,“那二分地,按照现在的补偿标准,少说也有十几万。十几万啊!我这辛辛苦苦在城里打工,一年到头才挣几个钱?这本来就是咱家的钱!”
我没看他,只是慢慢地嚼着嘴里的饭。饭菜的味道,好像都变了。
“你想怎么样?”我问。
“找他们去!找张支书,找镇上,找县里!我就不信了,还没个说理的地方了!”大强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声音很大。
孙子被吓得一哆嗦,不敢说话了。
“别吓着孩子。”秀娥瞪了大强一眼。
我放下筷子,看着大强,“大强,这事,让我想想。”
“还想啥爸!你就是太老实了!你总觉得人情比天大,可现在这个社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看看村里那些人,为了多要一分钱,都能跟丈量队的人打起来。你倒好,白白送出去十几万,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他的话,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心上。
老实?我一辈子做人,凭的就是“老实”这两个字。做木工活,我从不偷工减料。跟人打交道,我从不耍心眼。
我以为,这是对的。
可是现在,在儿子眼里,这竟然成了一个缺点。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这件事。
黑暗中,我仿佛又看到了三十年前,庚叔那张涨红的脸,和他眼睛里亮晶晶的东西。
“金山,我记在心里了。”
这句话,像个烙印,刻在我心里三十年。
现在,这个烙印开始发烫,烫得我心口疼。
第二天一早,我没跟家里人说,一个人出了门。
我想去找庚叔问问。
庚叔退下来后,身体一直不太好,住在村东头的老宅子里,很少出门。
我走到他家门口,门虚掩着。院子里,庚叔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眯着眼晒太阳。
他比以前更老了,背驼得像一张弓,脸上全是深深的皱纹。
“庚叔。”我轻轻喊了一声。
他缓缓地睁开眼,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我来。
“是金山啊……快,快坐。”他指了指旁边另一个小马扎。
我坐下来,看着他苍老的样子,心里准备好的那些质问的话,忽然一句也说不出口了。
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还是庚叔先开了口,“是为了征地补偿的事吧?”
我点了点头。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无奈,有愧疚。
“金山,我对不住你。”
他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当年的事,我一直记着。我总想着,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份情还上。”
“我当村支书那会儿,也想过给你家做点补偿。村里有什么补助,优先给你家。可你家大强有出息,在城里工作,按政策,你家又不符合贫困户的标准。这事,就一直拖下来了。”
他枯瘦的手,在膝盖上摩挲着,“后来,土地确权,搞电子档案,都是年轻人弄的。他们只看本子上的记录,当年的那些事,他们不知道,我……我也没特意去说。”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现在又冒出个征地……”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头也垂了下去。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顶,心里五味杂陈。
我来的时候,是想讨个说法的。可现在,我看着他这个样子,我还能说什么?
他不是不认账,他只是……老了,无能为力了。
“庚叔,你别这么说。”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干涩,“当年的事,我没后悔过。”
“可我后悔!”他突然抬起头,声音有些激动,“我后悔我没本事,没能耐!我让你吃了亏,金山!我让你一个老实人,吃了哑巴亏!”
他的眼眶红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我们两个加起来快一百五十岁的老人,坐在冬日的阳光下,为了三十年前的一件旧事,相对无言。
从庚叔家出来,我的脚步很沉。
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
回到家,大强和秀娥都在等我。
“爸,你去找庚叔了?他怎么说?”大强急切地问。
我摇了摇头,“他……都认。但是没用。”
我把和庚叔的对话,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大强听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秀娥抹了抹眼角,“这个老庚,也是个可怜人。”
“可怜?他可怜,咱家那十几万就活该打水漂吗?”大强又站了起来,在屋里烦躁地踱步。
“爸,我不管!这事我一定要讨个说法!明天我就去镇上,去县里!我就不信了!”
“你要去哪?”我看着他。
“去信访办!去!我就告他们村干部不作为!告他们侵占我们家的财产!”
“你敢!”我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碗碟都跳了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对大强发这么大的火。
大强也愣住了,他没想到我反应会这么激烈。
“爸,你……你冲我发什么火?我这是为谁啊?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他眼圈也红了。
“为了这个家,你就要去告庚叔?他都一把年纪了,半截身子都入了土的人了,你让他怎么去跟上面的人解释?你是想逼他去死吗?”
我的声音在发抖。
“那我怎么办?那钱就不要了?爸,那不是十几块,是十几万!有了那笔钱,我就可以在城里付个首付,把你们接过去,孙子也能上个好点的学校!你总说为了我好,可现在有这么个机会摆在面前,你为什么就不能为我争取一下?”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指着他,“为了钱,连人情脸面都不要了?连做人的根本都忘了?”
“人情脸面值几个钱?能当饭吃吗?能换成房子吗?”大强也冲我吼了起来。
“你……”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胸口一阵发闷,眼前发黑。
“金山!金山!”秀娥惊慌地扶住我。
“爸!”大强也吓坏了,赶紧跑过来。
我摆了摆手,坐下来,大口地喘着气。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这场争吵,像一把刀,把我们这个家,划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我痛苦地发现,我和儿子之间,隔着一条三十年的鸿沟。
我信奉的那些东西,仁义、情分、脸面,在他一文不值。
他信奉的那些东西,金钱、利益、规则,在我冰冷无情。
谁对?谁错?
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我坚守了一辈子的东西,好像正在崩塌。
那天之后,我和大强陷入了冷战。
他不再跟我提征地补偿的事,但也不怎么跟我说话。每天吃完饭,就回自己屋里待着。
秀娥夹在中间,唉声叹气。
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开始反思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我是不是太固执,太不合时宜了?
为了那点可笑的“情分”,牺牲掉儿子实实在在的未来,值得吗?
我睡不着觉,就半夜起来,到我的木工房里坐着。
木工房里,堆满了各种木料和工具。刨子、凿子、锯子……这些东西陪了我一辈子,比我儿子陪我的时间还长。
我拿起一块木头,闻着那熟悉的木香,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
我开始想,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那笔钱吗?
想。有了那笔钱,大强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孙子上学的问题也能解决。
为了这笔钱,我要去跟一个风烛残年的老朋友撕破脸,要去跟整个村子的人对立,要去把我一辈子积攒下来的好名声都毁掉。
我愿意吗?
我拿起刻刀,在木头上漫无目的地刻着。
我的思绪,回到了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村里穷。修路,是天大的事。
我让出那块地,心里是真心实意的。我为自己的决定感到自豪。
每次走在那条路上,我心里都有一种踏实感。我觉得,我为这个村子,做了点贡献。
这种踏实感,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可是现在,这种踏实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委屈和不甘。
为什么?
是因为那笔钱吗?
不完全是。
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善意,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以为的“人情账”,在现实的“政策账”面前,不堪一击。
我的内心,开始动摇。
我不再是被动地承受着家里的冷暴力和内心的纠结,我开始主动地去寻找一个答案。
一个能说服我自己,也能让我跟儿子和解的答案。
我开始在村里转悠,跟一些老人聊天。
我想知道,当年修路的事,还有多少人记得。
我找到了村里的老会计,他已经快八十了,耳朵有点背。
我大声地问他:“叔,你还记得当年修路,占了我家地的事吗?”
他眯着眼睛想了半天,点了点头,“记得,记得。你家金山,是个好样的。二话没说就让了。”
“那……当时村里,有没有说,以后要给补偿什么的?”我小心翼翼地问。
老会计摇了摇头,“那倒没有。那时候穷,哪想得到什么补偿啊。能把路修起来就不错了。大家都是凭着一股劲儿。”
我又去找了几个当年的村干部,说法都差不多。
大家都记得我的好,但谁也不记得有什么关于补偿的承诺。
希望,一点点地破灭。
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笑话。一个抱着虚无缥缈的“人情”不放,跟现实格格不入的老顽固。
也许,大强是对的。
这个世界,早就变了。
一天下午,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村委会的档案室。
张支书正好在里面整理旧档案。看到我,他很热情地打招呼。
“陈大爷,您怎么来了?”
“我……我就是随便看看。”我有些不自然地说。
“正好,您帮我看这些都是九十年代的旧账本,好多字都认不清了。”张支书指着一堆发黄的册子说。
我走过去,拿起一本。
册子的封皮已经破损了,上面用毛笔写着“一九九零年村务会议记录”。
我翻开册子,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里面是用钢笔写的字,密密麻麻。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得很慢。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或许,只是想在这些故纸堆里,找到一点过去的痕迹,证明我没有记错。
翻到中间,一张纸片从册子里掉了出来。
那是一张信纸,已经黄得发脆。
我捡起来,看到上面有一行字,是庚叔的笔迹。
他的字,我认得。刚劲有力,跟他的脾气一样。
纸上写着:
“陈金山家,为修路让出熟地二分。此情村里记下,待日后有征地、占地等政策机遇,须优先、足额予以补偿。此事我庚某人担保。”
下面,是他的签名和日期。
日期,正是我家同意让地的那天。
我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
原来,我没有记错。
原来,庚叔说的“记在心里”,不是一句空话。他写下来了。
他为我留了后路。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这三十年的委屈,这几天的煎熬,在这一刻,都找到了出口。
我拿着那张纸,像拿着一件稀世珍宝,冲出了档案室。
我要去找大强!我要告诉他,他爸不是傻子!他爸的坚持,是有道理的!
我冲回家,大强正准备出门。
“爸,你这是怎么了?”他看我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的样子,吓了一跳。
我把那张纸递给他,也说不出来。
大强疑惑地接过去,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他的表情,从疑惑,到惊讶,再到激动。
“爸!这是……这是庚叔写的?这是证据啊!有了这个,我们就能把钱要回来了!”他挥舞着那张纸,兴奋地喊道。
“对!要回来!”我也激动地附和。
我们父子俩,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心意相通。
第二天,大强就拿着那张纸条的复印件,雄赳赳气昂昂地去了村委会。
我没有去。我觉得,有这张纸条,就足够了。
我在家里,坐立不安地等着消息。
我一会儿觉得,这下肯定没问题了。白纸黑字,庚叔的亲笔签名,谁也赖不掉。
一会儿又觉得,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毕竟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事,现在的年轻人还认吗?
秀娥比我还紧张,不停地念叨:“能要回来就好,能要回来就好。”
快到中午的时候,大强回来了。
他的脸色,比去的时候还难看。
我心里一沉,“怎么了?”
“张支书说,这张纸条,只能证明庚叔当年的一个想法,但是它没有法律效力。”
“啥叫没有法律效力?”我没听懂。
“就是说,它不是正式的合同,也没有盖村委会的公章。庚叔当时是村支书,他做的这个担保,属于个人行为,不能代表村集体。这张纸条,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发放补偿款的直接依据。”
大强把张支书的话,一字不差地复述给我听。
我听完,整个人都懵了。
我视若珍宝的“证据”,到头来,只是一张废纸?
“那……那怎么办?”秀娥颤抖着问。
“张支书说,他可以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镇里,开会研究。希望不大。他说,现在凡事都要讲规矩,讲程序。我们这个事,没有先例,很难办。”
大"啪"!
我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爸!”
“金山!”
大强和秀娥都惊叫起来。
我感觉不到疼。
我只觉得,自己是个天大的。
我以为我找到了救命稻草,结果那只是一根浮萍。
我以为我守住了我的“理”,结果我的“理”在这个世界上,根本行不通。
晚上,村里的风言风语就传开了。
有人说,我老陈家想钱想疯了,拿着一张不知道从哪弄来的破纸,就想讹村里十几万。
有人说,我这是在为难张支书,人家年轻干部刚来,我就倚老卖老,给他出难题。
还有人说,我这是在背后捅了庚叔一刀。庚叔当年那么照顾我,我现在为了钱,把他陈年的旧账都翻出来了,真不是个东西。
这些话,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一刀一刀地扎在我的心上。
我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名声。
我以为,我陈金山在村里,人人都得竖个大拇指,说我一声“好人”。
可现在,我成了一个贪得无厌、忘恩负义的小人。
我把自己关在木工房里,谁也不见。
秀娥在门口喊我吃饭,我也不应。
我坐在黑暗里,闻着木头的味道,却感觉不到一丝平静。
我的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庚叔苍老的脸,大强失望的眼神,村民们鄙夷的目光……这些画面,在我脑子里来回地转。
我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想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错了吗?
我坚守了几十年的情分,错了吗?
如果没错,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
我的心,像是被掏空了一样。
我珍视的一切,我的名誉,我和庚叔的友情,我和儿子的亲情,好像都在一夜之间,崩塌了。
我被推到了绝望的边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木工房的门被推开了。
大强端着一碗饭,走了进来。
他把饭碗放在我面前的木墩上,“爸,吃点东西吧。”
我没有动。
他在我身边坐下,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爸,对不起。”
我愣住了,抬起头看他。
他的眼睛红红的,“我不该逼你。我……我太想当然了。”
“,我去找庚叔了。”
我心里一惊。
“你别担心,我没跟他吵。”大强说,“我就是想去看看他。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坐着,一个人,看着天发呆。我把那张纸条的事跟他说了,也把村里的风言风语跟他说了。”
“他听完,什么也没说,就是流眼泪。他说,他对不起你,是他没本事,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到老了,还让你被人戳脊梁骨。”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爸,我想,我可能错了。”
大强低下头,声音有些哽咽,“我以前总觉得,钱最重要。有了钱,才能挺直腰杆做人。可是我看到庚叔,我突然觉得,人这一辈子,好像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就像你,你让出那块地,三十年了,你心里是踏实的。为了这份踏实,你宁可不要那十几万。而我呢,为了那十几万,搅得全家不得安宁,还让你和庚叔都这么难受。”
“爸,那钱,咱们不要了。”
他抬起头,眼神很坚定,“跟那份情分比,跟你的名声比,跟咱们一家人的安宁比,那点钱,不算什么。明天,我就去跟张支书说,我们家放弃那个补偿要求。”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我一直觉得不懂事的儿子,突然之间,长大了。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上的皱纹,流了下来。
那不是委屈的泪,也不是痛苦的泪。
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泪。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
我之所以痛苦,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名声。
而是因为,我固执地想要用我那个时代的“理”,去衡量这个时代的“事”。
我想要一个“两全其美”。
既要守住我的情分,又要拿到我的利益。
可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
当情分和利益摆在我面前,我必须做出选择。
而我的内心深处,其实早就做出了选择。
我只是不甘心,不甘心我的选择,在别人那么“傻”。
现在,我的儿子,他理解了我的“傻”。
这就够了。
那一刻,我感觉心里豁然开朗。
就像阴霾了许久的天空,突然透出了一缕阳光。
我拿起那碗已经凉了的饭,大口地吃了起来。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
第二天,村委会要开全体村民大会,讨论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
大强一早就跟我说:“爸,这个会,你一定要去。我们得当着全村人的面,把话说清楚。”
我点了点头。
我和大强一起走进会场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们身上。
那些目光里,有好奇,有鄙夷,也有同情。
我挺直了腰杆,和大强一起,走到了最前面。
庚叔也来了,被他的儿子扶着,坐在第一排。他看到了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我朝他,微微地点了点头。
会议开始,张支书先是通报了征地补偿的总金额,然后开始讲解村集体那部分补偿款的初步使用方案。
“……这笔钱,我们计划,一部分用于村里基础设施的维护,翻修一下我们这条老路。另一部分,作为村里的机动资金,用于……”
张支书话还没说完,下面就有人喊了起来。
“张支书,先别说那些。先说说老陈家的事吧!他家那块地,到底给不给补偿?”
所有人的目光,又一次,齐刷刷地看向了我们。
张支书的表情有些尴尬。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里的文件。
没等他开口,我站了起来。
整个会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各位乡亲,各位邻里。”
“关于我家那块地的事,,我想当着大家的面,做个了结。”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落在了庚叔的身上。
“三十年前,村里修路,占了我家的地。我陈金山,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为因为我知道,那是为全村人办好事。我让出的,不是地,是我的一个心意。”
“这些年,看着孩子们在这条路上跑,看着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我心里,是踏实的,是高兴的。”
“现在,要征地了。这块地,按政策,算集体的了。补偿款,也进集体的账了。我儿子不理解,我也曾不理解。我们觉得委屈。”
“我们找到了庚叔三十年前写的一张纸条。那张纸条,证明了庚叔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没忘了我陈金山。也证明了,我陈金山当年,不是个傻子。”
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会场里,一片寂静。
我看到,庚叔的眼眶,红了。
我接着说:“那张纸条,代表的是过去的情分。现在的世界,讲的是现在的规矩。我们不能拿着过去的情分,来为难现在的干部,来破坏现在的规矩。”
“,我当着全村人的面,表个态。”
我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地说:
“那二分地的补偿,我陈金山,一分钱,都不要。”
“那块地,是我当年,心甘情愿,送给全村人的。现在,它的补偿款,也理应,属于全村人。”
“我只有一个请求。这笔钱,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把村里的小学,好好修一修?孩子们上学,不容易。”
我说完了。
会场里,依然是一片死寂。
过了好几秒,不知道是谁,第一个鼓起了掌。
紧掌声响成了一片。
那掌声,热烈而持久。
我看到,庚叔在他的儿子怀里,老泪纵横。
我看到,张支书站起来,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看到,村里的乡亲们,那些曾经用鄙夷的目光看我的人,现在,他们的眼神里,全是敬佩。
我转过头,看到了我的儿子,大强。
他站在我身边,眼睛亮晶晶的,就像三十年前,我看到的庚叔的眼睛一样。
他朝我,用力地,竖起了大拇指。
会议结束,我和大强一起往家走。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爸。”大强突然开口。
“嗯?”
“我以前,总觉得你活得太累,太委屈自己。”
他顿了顿,“我现在才明白,你活得,比谁都明白,比谁都值。”
我笑了笑,没说话。
回到家,秀娥已经做好了饭。
她看着我们,小心翼翼地问:“怎么样了?”
大强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妈,爸是咱们家的英雄。”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还有我的小孙子,围在一起,吃了一顿安安稳稳的饭。
过了几天,大强要回城里了。
临走前,他塞给我一张银行卡。
“爸,这里面是五万块钱。是我这些年攒的。密码是你的生日。你和妈,想买啥就买啥,别省着。”
我推了回去,“你留着。你还要买房,还要养孩子,用钱的地方多。”
“我跟小丽(大强的媳妇)商量好了。我们不着急买房了。先租个大点的,把你们接过去住。钱,慢慢攒。日子,慢慢过。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他把卡硬塞到我手里,“爸,你教会了我,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点钱,是我这个当儿子的,一点心意。你必须收下。”
我看着他,眼眶又有点热。
我没再推辞。
大强走了。
村里的征地工作,还在继续。
那笔补偿款,村委会经过讨论,真的拿出一大部分,启动了小学的翻修工程。
庚叔的身体,奇迹般地好了一些。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拄着拐杖,到村里走一走。碰到我,他会拉着我的手,说上半天的话。我们谁也不再提那张纸条,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的那份情,比以前,更深了。
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每天,给孙子做点木工玩具,陪秀娥在村里散散步,或者,就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
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
我失去了一笔十几万的补偿款。
但我赢回了我的儿子,赢回了我的朋友,赢回了我一辈子看重的,那些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我这辈子,活得,值。
来源:机智的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