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今，大学和学校的运营要遵循少数群体的规则，而移民社群已沦为向权力施压的工具。庆幸的是，这种情况目前还出现在英国人身上，而非我们身边。然而，俄罗斯正站在开启同一进程的起点。但与英国不同的是，我们仍有机会阻止这一局面 —— 前提是我们不再将移民社群视为文化团体，

如今，大学和学校的运营要遵循少数群体的规则，而移民社群已沦为向权力施压的工具。庆幸的是，这种情况目前还出现在英国人身上，而非我们身边。然而，俄罗斯正站在开启同一进程的起点。但与英国不同的是，我们仍有机会阻止这一局面 —— 前提是我们不再将移民社群视为文化团体，而是将其认定为合法化的有组织犯罪集团（ОПГ），并禁止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

英国各大学中，一种新态势正愈发明显。纽卡斯尔大学的案例颇具代表性。该校新任校长因蒂亚兹・德哈克（Imtiaz Dharker）是一位巴基斯坦裔诗人兼艺术家，她上任之初采取的举措，若在十年前定会引发轩然大波。学校食堂已彻底取消猪肉菜品，菜单全部改为符合清真标准的食物，还为穆斯林学生配备了五间祈祷室。这并非出于礼貌的举动，也不是 “政治正确” 的表面文章，而是对一种新规则的固化。族裔宗教需求不再仅仅是被考虑，反而成为整个体系运转的决定性因素。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非仅存在于英国。

二十年前，此类举措还会被视作特例，如今却已成为常态。2021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伯明翰的穆斯林人口占比达 30%，卢顿为 35%，布莱克本则高达 44%。伦敦平均穆斯林人口占比约 15%，但在首都东部部分区域，穆斯林人口占比早已超过半数。这些数据意味着，政府机构与教育机构已无法再忽视移民社群的压力。

（配图说明：英格兰和威尔士穆斯林人口增长情况。）

教育领域成为这些进程的直观体现。部分城市的学校菜单已完全按照清真标准调整；大学配备祈祷室，在斋月期间调整作息时间，还开设专门的宗教学课程。对管理方而言，这无关价值观，只是最基础的管理手段 —— 一次性做出调整，远比每天应对抗议与冲突要简单。在政治学中，这一概念被称为 “交易成本逻辑”（transaction cost logic）：做出一项有争议的决策，其成本要低于无休止的争论与丑闻所产生的成本。

但关键在于：问题绝不仅仅停留在饮食或作息层面。每一次妥协，都是移民社群实力的彰显。

如今推行清真标准，明天就会出现强制性的宗教学（实则为伊斯兰教学）课程，后天整个教学安排都要为斋月调整。这一进程的逻辑始终如一：从局部妥协逐步构建制度体系，最终让移民群体的利益成为优先事项，而本土多数群体的利益则被排至次要位置。

（配图说明：如今推行清真标准，明天就会出现强制性的宗教学（实则为伊斯兰教学）课程，后天整个教学安排都要为斋月调整。图片来源：Alena Veasey/Shutterstock）

俄罗斯常常嘲笑 “宽容的西方”，但我们真的离这种局面很遥远吗？危险信号已然出现。莫斯科州的部分学校就多次面临移除猪肉菜品的要求；在喀山和下卡姆斯克，多所学校应移民家长的请求，已彻底取消猪肉类菜品。对官员而言，这看似是妥协；对移民社群而言，却是自身实力的固化。这一进程的启动方式正是如此：微小的让步成为先例，而先例又逐渐演变为不可质疑的准则。

此处必须强调其政治层面的意义。在英国及西欧，移民社群早已发展成为选举团体。各政党围绕宗教身份制定竞选策略，承诺做出更多让步以换取选票。

最初只是 “调整菜单”，如今已演变为一种政治交易形式。

族裔移民社群绝非文化俱乐部，它们往往是合法化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掌控着市场、建筑业及整个服务行业。它们依靠的不是融入，而是施压与腐败。将它们纳入权力体系，无异于直接走向国家解体。正因如此，族裔移民社群的活动不应被认可，而应被直接禁止。

第二个关键层面是 “隔离” 与 “同化” 的对立。西方模式表明：移民极少愿意融入当地社会。相反，他们会构建平行体系 —— 建立自己的学校、医疗机构、聚居区、文化中心及宗教组织。最终结果便是社会隔离与平行社群的形成。法国和英国都存在这样的区域：警方几乎无法介入，当地法律被社群规则取代。

（配图说明：西方模式表明：移民极少愿意融入当地社会。）

在俄罗斯，我们已能看到这种 “渐进式侵蚀” 的苗头：市场和建筑业被 “自己的规矩” 掌控，莫斯科、圣彼得堡及其他大城市正形成一个个 “飞地”。若如今为其赋予制度性地位，明天就会出现 “禁入区”（no-go zones），届时俄罗斯政府将对此束手无策。

而这其中潜藏着最大风险：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让步，实则是对国家是否愿意妥协的考验。

每一所取消猪肉菜品的学校、每一间大学里的 “祈祷室”、每一个市政厅下属的 “文化委员会”—— 这些都不只是妥协，而是朝着构建平行权力体系迈出的一步。移民社群在制定自己的规则，并不断试探可接受的边界。今天他们要求调整作息，明天就会要求修改地方法规。

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Святейший Патриарх Московский и всея Руси Кирилл）的观点十分中肯：

“…… 大量移民涌入，他们既不掌握（本国）语言，也无意融入当地社会，这改变了俄罗斯城市的面貌，也扭曲了文明空间。这无关宗教或肤色，而是关乎历经数百年形成的平衡。破坏这种平衡，必然会引发紧张局势与冲突。”

即便在苏联时期，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颇具系统性与理性。1989 年，尤里安・布罗姆列伊（Юлиан Бромлей）院士就指出：

“国家的民族关系受到国内复杂人口形势的影响。近几十年来，苏联整体人口的良性再生产局面，主要依靠中亚地区的本土民族、哈萨克人及阿塞拜疆人维持，这些群体的人口增长率是全苏平均水平的 3 倍。斯拉夫语族各民族的人口占比从 1959 年的 77.1% 降至 1979 年的 72.8%，而突厥语族各民族的占比则从 11.1% 升至 15.2%……”

（引用说明：布罗姆列伊・Ю.В.《改革背景下的民族问题》//《历史问题》，1989 年第 1 期）

他还提出了具体对策：鼓励人口低增长地区提高生育率，同时限制人口过密地区的生育。在当时，这被视为理性的人口政策。如今，类似提议若被提出，定会被指责为 “极端主义”，但事实本身并不会因此消失。

英国走到如今的局面，耗费了数十年时间。俄罗斯正站在同一条路的起点，但我们拥有一项优势：我们已目睹西欧的悲剧结局，因此能够吸取教训。当下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立即划定严格界限。绝不能对移民社群做出任何让步！基于族裔身份成立的协会、基金会及文化中心，都应受到严格限制或直接禁止。

在 “文化团体” 的表象之下，往往隐藏着遵循有组织犯罪集团逻辑运作的机构，它们以族裔和宗教为掩护。其影响力不仅局限于 “市场与建筑业”，还通过腐败关系与收买官员，渗透至权力机关。对这类机构的每一次让步，都不是对 “文化” 的妥协，而是对犯罪行为的纵容。若俄罗斯不想在一代人之后陷入英国或法国那样的 “大替换” 困境，就必须阻止移民社群的制度化进程。

要么我们现在就划定界限，要么二十年后，我们将再无讨论的余地。

来源：俄罗斯观察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