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亚旅行，别忘了到这里看唐朝影像

摘要：文博时空作者宋燕谁能想到，乌兹别克斯坦当年的一铲考古，竟挖出了大唐藏在丝路尽头的秘密。在撒马尔罕阿夫罗夏伯古城里，壁画上唐朝使节捧着蚕茧、唐朝皇帝猎豹的画面清晰如初，连“东方大唐使者”的粟特文题铭都没褪色。如果你有机会到中亚旅行，别忘了来撒马尔罕阿夫罗夏伯

文博时空作者宋燕 谁能想到，乌兹别克斯坦当年的一铲考古，竟挖出了大唐藏在丝路尽头的秘密。在撒马尔罕阿夫罗夏伯古城里，壁画上唐朝使节捧着蚕茧、唐朝皇帝猎豹的画面清晰如初，连“东方大唐使者”的粟特文题铭都没褪色。如果你有机会到中亚旅行，别忘了来撒马尔罕阿夫罗夏伯博物馆看看这幅壁画，在这里遇见“活的丝路历史”。

深埋地下的壁画记录了唐代事件

这幅改写丝路历史的壁画发现源于一场意外的考古抢救。1965 年，苏联考古队在撒马尔罕城北阿夫罗夏伯古城遗址进行例行勘探时，因当地政府的修路计划意外触及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揭开了粟特王宫的神秘面纱。在持续六年的系统发掘中（1965～1971），考古人员在一处11米见方的正方形穹顶房间内，发现了被红烧土和坍塌墙体覆盖的四壁壁画——1220 年蒙古军队攻陷撒马尔罕时的大火虽烧毁了上层壁画，但齐腰高的下层画面因受到墙体保护而奇迹般留存，石青、朱砂等矿物颜料在密闭环境中依然鲜艳如新。

发掘过程中最震撼的时刻，莫过于西壁“万国朝觐”场景的完整揭露：当清理掉最后一层浮土后，唐朝使节头戴进贤冠、手捧蚕茧的形象与身旁 “来自东方大唐的使者”粟特文题铭同时显现，这种图像与文字的直接互证，让考古队员立刻意识到发现的重大价值。

苏联专家采用当时先进的壁画加固技术，先以特殊黏合剂渗透加固颜料层，再分块剥离壁画与墙体，最终将约40平方米的遗存完整迁移至新建的阿夫罗夏伯博物馆保护展示。这场跨越六年的考古发掘，不仅让湮没一千多年的粟特艺术巅峰重见天日，更为7 世纪欧亚大陆的文化交融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视觉实证。

四幅图画中的文明交融

阿夫罗夏伯遗址就位于撒马尔罕著名景点——比比克哈努姆清真寺的东北方向1.5公里左右，在一个小山坡上。整个遗址目前都是一片黄土，中间有个只有两层的博物馆。这处被称为“大使厅壁画”的文物在博物馆中的一个专门的厅里，可以说是该博物馆唯一重要的文物。

壁画被发现的大使厅位于粟特王宫核心区域，是一个11米×11米的正方形穹顶房间，四壁壁画以齐腰高的红色装饰带为界，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因公元 1220 年蒙古军队攻陷撒马尔罕时的火灾与墙体坍塌受损严重，现存主体集中于下层，总面积约40平方米。壁画采用矿物颜料绘制，以石青、石绿、朱砂、赭石为主色调，虽历经1300余年，色彩仍鲜艳夺目，西、北、南三壁的核心场景保存完整，东壁因后世改造破坏较严重，目前仅残留少量人物衣袂残片。

房间西壁是整个壁画的核心，聚焦“各国使节朝觐粟特王”的盛大场景。现存画面可清晰分辨出6支使节团，每支队伍由“引导官 + 使节 + 随从”构成，通过服饰、发型、贡品的差异，区分不同族群身份，且关键人物身旁留有粟特文题铭，为身份考证提供了直接依据。

西壁复原示意图

画面中央位置的人，研究人员认为是康国（撒马尔罕）国王拂呼缦。王座左侧第一支使节团，由一位头戴尖顶帽、身穿白色窄袖长袍的引导官引领，身后3名使节均着赭色长袍，腰束蹀躞带，手持包裹整齐的丝织品，其中一人衣摆空白处的粟特文题铭清晰可辨：“此为赤鄂衍那国使者，向伟大的拂呼缦王献上忠诚”，赤鄂衍那位于今塔吉克斯坦苦盏一带，是粟特城邦联盟的重要成员，其贡品中的丝织品纹样与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联珠纹锦高度相似，印证了当时中亚与中原的丝织品交流。

王座右侧的使节团更具多样性：第一支为柘枝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使者，引导官头戴卷檐胡帽，身穿黑色翻领长袍，使节手持嵌宝石的金腰带，随从肩扛良种 ——柘枝国以出产宝马闻名；第二支为费尔干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使节，成员均头戴圆顶毡帽，身穿蓝色条纹长袍，手持葡萄藤与银壶，葡萄藤贡品与《史记》中“大宛左右以葡萄为酒”的记载相互印证；最靠近王座的一支使节团，服饰风格与中原完全一致——引导官头戴进贤冠，身穿绯色圆领袍，腰系金鱼袋（唐代五品以上官员的服饰标识），身后两名使节分别手捧蚕茧与白绢，随从肩扛装有丝绸的木箱，粟特文题铭明确标注“来自东方大唐的使者”，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描绘唐朝官方使团出使中亚的图像证据，蚕茧与白绢的选择，既体现了唐朝的核心输出品，也暗示了粟特人对丝绸生产技术的向往（此时养蚕缫丝技术尚未大规模传入中亚）。

唐朝使者

其他使者

此外，西壁边缘还绘有2名突厥使者，头戴狼头金冠（突厥贵族象征），身穿左衽皮袍，手持虎皮，随从腰间悬挂突厥式弯刀，其形象与蒙古国突厥贵族墓葬出土的人像银盘高度吻合，反映了西突厥势力在中亚的影响——658年唐朝平定西突厥后，突厥部落仍与粟特城邦保持密切联系。

突厥使者

北壁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部分，画面再现了唐代宫廷的端午节庆典，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描绘唐代皇室端午活动的域外图像。

左栏为“水上端午”场景：画面以青绿色调为主，描绘了一座装饰华丽的龙舟，龙舟船头雕刻成凤凰造型，船身绘有卷草纹与云纹，舱内端坐一位身形高大的女性，头戴凤冠，身穿黄色大袖纱罗衫，肩披霞帔，身旁环绕4名宫女，分别手持团扇、香囊与食盒。学界普遍推测此皇后为武则天，但缺乏足够实证，因此壁画说明仅提到“唐朝皇后”。画面下方的水面上，3名宫女正俯身向水中投掷三角形物体，周围有10余条红色游鱼聚集，这些物体正是唐代端午节的标志性食物——粽子。

唐朝皇后和宫女

右栏为“陆上围猎”场景：以赭黄色调为主，描绘唐朝皇帝在上林苑猎豹的盛况。画面中一个身形巨大的骑手正用长矛攻击一头豹子，而另一头豹子已负伤倒地。猎豹身形矫健，皮毛上的黑色斑点清晰可见，后方4名武士手持长弓，箭囊悬挂于腰间。

唐朝皇帝猎豹图

北壁复原示意图

南壁是一组庆典画面，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描绘的是粟特王在波斯新年出行祭祖的场景。

南壁复原示意图

壁画在人物等级表现上，采用了“身形大小+服饰色彩”的双重标准：唐朝皇帝与皇后、粟特王的身形最大（1.1～1.2 米），其次是各国使节（0.8～0.9 米），侍从与乐师最小（0.60.7 米），这种“以形定尊卑”的手法，与中原绘画的“主大从小”传统一致。

壁画中的每一件贡品都对应着具体的文明符号：唐朝的蚕茧、白绢代表中原的丝织文明，波斯的金腰带、宝石代表西亚的金属工艺，突厥的虎皮、弯刀代表草原的游牧文明，费尔干纳的葡萄藤代表中亚的农业文明，这些贡品共同构成了丝绸之路的物质交流图谱。而唐朝使者的进贤冠、突厥贵族的狼头金冠、粟特引导官的尖顶帽、波斯商人的卷檐胡帽，成为研究7世纪欧亚大陆民族服饰的“活化石”。

来自远方的图像唐史

为什么一个远离中国本土的王宫里会出现中国皇帝皇后的主题壁画？这正是这幅壁画体现出的一段历史背景，也使它成为历史记录的图像印证。

大使厅壁画创作于公元 656 年至 675/676 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唐朝与西域关系最为密切的黄金时代。

658年，唐高宗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后，迅速向粟特地区拓展影响力，“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挹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府州百二十七”，其中在康国（即撒马尔罕）设立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缦为都督”。这一政治安排使撒马尔罕成为唐朝的羁縻府州，粟特王同时接受唐朝册封。

大使厅壁画中的唐朝元素，是大唐开放年代的直接记录。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国际色彩的时代之一，首都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而粟特人则是这一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者。

粟特人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唐朝社会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作为“丝绸之路的商业民族”，他们控制了从中亚到中原的贸易网络，将西域的宝石、香料、金银器带入中国，同时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运往西方。多地考古发现的大量 7～9 世纪胡俑，其服饰反映了粟特等西域民族的特征，证明了他们在唐朝境内的广泛分布。

粟特人还积极参与唐朝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许多粟特人进入唐朝军政体系，甚至担任高级官员，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安禄山。在文化领域，粟特人带来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也极大丰富了唐朝的文化生活。

天水博物馆的粟特人墓葬石榻

唐朝政府设置鸿胪寺专门管理外来事务，允许外国人在华居住、经商、通婚甚至参加科举。西域的宗教如佛教、祆教、景教、伊斯兰教都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共存。

遗憾的是，大使厅壁画创作后不久，撒马尔罕和整个中亚地区便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迁。

705～709 年，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呼罗珊总督屈底波率军征服河中地区，撒马尔罕在抵抗后开城投降。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中，唐朝军队被阿拉伯军队击败，这一战役标志着唐朝势力退出中亚，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开始成为中亚的主导力量。

唐以后中国与西域的交往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元朝时期，中央政府在别失八里等地设立行尚书省、达鲁花赤等军政机构，重新建立了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明朝设立哈密卫，维系了与西域的朝贡关系，但影响力不及唐朝。清朝乾隆时期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将新疆纳入中央直接管辖，设立伊犁将军府，中国与西域的政治经济联系达到新的高度。

文物述说唐朝交流往事

除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使厅壁画，中国周边许多国家也保存着反映唐代中外交流的珍贵文物。

韩国庆州地区的考古发现提供了唐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据。庆州兴德王陵和龙江洞古坟出土的 7～9 世纪胡俑和文官雕像，其服饰和形象特征表明他们可能来自地中海地区的东罗马、波斯，以及中亚的回鹘、粟特等地。这些发现证明新罗时期的庆州通过唐朝为中介，与遥远的西域甚至地中海世界存在间接交往，形成了跨越欧亚大陆的文化联系网络。

日本的正仓院收藏是保存最完好的唐代文物群之一。这座设立于8世纪的皇家仓库，收藏了大量从唐朝传入的文物，包括乐器、兵器、服饰、家具、文书等，种类丰富，保存完好。其中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金银平文琴等乐器，与撒马尔罕壁画中描绘的西域乐器有密切关联，展现了唐代文化通过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轨迹。

阿富汗北部的考古发现则填补了丝路文明的另一重要环节。著名的“巴克特里亚宝藏”（又称“阿富汗黄金”）中，发现了大量融合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元素的艺术品，其中的中国丝绸和铜镜，与粟特艺术风格相结合，证明了阿富汗作为丝路枢纽的重要地位。

从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到庆州的胡俑，从正仓院的唐代文物到阿富汗的黄金宝藏，这些跨越千年的文物见证了一个事实：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人类历史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