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这一深刻论述，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道路。毛泽东的文明观是马克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这一深刻论述，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道路。毛泽东的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智慧结晶。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策略；从"推陈出新"的革新精神，到"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从"文化革命"的战略定位，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吸收；从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坚定追求，到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探索，毛泽东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之道——它既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鉴别智慧，更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创新勇气；既强调"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又注重"文化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系统思维；既能以开放胸怀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又能以独立姿态保持中华文化主体性；既坚持"文明是历史的产物"的唯物史观，又注重"文明是人类进步的标志"的价值追求。这种文明观不仅是毛泽东个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法宝。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深入研究和传承毛泽东的文明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能为我们应对文明冲突、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宝贵启示。

毛泽东文明观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新思想为毛泽东提供了文化滋养。"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古老智慧，在青年毛泽东心中播下了文明自觉的种子。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广泛涉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特别是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产生浓厚兴趣。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以科学精神探讨传统养生文化，初步展现了他融通古今的文明视野。这一早期实践为他日后形成系统的文明观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毛泽东文明观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接触到马克思关于"文明是实践的事情"的论述，认识到"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这一基本原理。1920年，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深刻认识到"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与中国文明实际相结合。延安时期，他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推向高潮，形成了完整的文明思想体系。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文明观形成的沃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1944年，他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强调："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展望："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这些实践都体现了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与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精神。

毛泽东文明观的首要特征是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辩证统一起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系统阐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确立了文化创新的根本方向。他既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又注重"推陈出新"，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942年，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明确了文化创新的人民立场。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体现了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

毛泽东对"文化革命"战略定位的深刻理解是其文明观的重要创新。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这一论述将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并列，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1944年，他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继承中国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要"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

毛泽东文明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开放性的统一。194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毛泽东一贯倡导文化建设的民族性，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这种既保持文化主体性又坚持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毛泽东文明观在革命战争年代得到充分实践。延安时期，他领导的整风运动，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1942年，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为革命文艺指明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943年，他在《组织起来》的讲话中，强调"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体现了文化与经济建设的结合。1944年，他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继承中国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

在文化建设上，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智慧和远见。抗日战争时期，他推动开展的冬学运动，使大批工农群众获得了文化知识。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确立为新中国的文化方针。1949年，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展望："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951年，他发起的"三反五反"运动，通过清除文化领域的腐败现象，净化了文化环境。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为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坚持和发展文明观。1950年代初期，他领导开展的扫盲运动，使数千万工农群众摆脱了文盲状态。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提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为文化艺术创新提供了指导。1958年，他倡导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体现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1960年代，他推动的"鞍钢宪法"，将文化管理理念融入企业管理，体现了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毛泽东的文明观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一重要论述与毛泽东"文化是文明的灵魂"的思想高度契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像毛泽东那样，坚持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毛泽东文明观中的辩证思维对新时代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为我们提供了文明建设的科学方法。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流，我们要发扬毛泽东倡导的辩证思维，既坚持文化主体性，又保持开放包容；既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既推动文化创新，又维护文化安全。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毛泽东文明观中的人民立场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价值。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理念。在新时代，我们要发扬毛泽东"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推动文化惠民工程，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群众路线，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毛泽东的文明观犹如一座永不褪色的智慧丰碑，照亮着中国共产党人文明建设的道路。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策略；从"推陈出新"的革新精神，到"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从"文化革命"的战略定位，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毛泽东的文明观不仅塑造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基本面貌，更为新时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文明观，坚持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相统一，坚持传承创新与时代发展相结合，坚持人民立场与人类情怀相贯通，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一宏伟目标，至今仍激励着我们在文明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来源：红博9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