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山东农妇登基称帝，封臣纳宠建庞大后宫，结局如何

摘要：这不是戏台子上唱大戏，更不是谁家孩子过家家。院子里真摆了龙椅，真有人披上“龙袍”。可要命的是，年份已经写到1986年了——电视里天天讲科学、广播里天天喊勤劳致富的那一年。

1986年10月12日，山东安丘的一家农村小院里，一场特殊的“登基仪式”正在隆重举行。

这不是戏台子上唱大戏，更不是谁家孩子过家家。院子里真摆了龙椅，真有人披上“龙袍”。可要命的是，年份已经写到1986年了——电视里天天讲科学、广播里天天喊勤劳致富的那一年。

她是谁？为什么敢在众目睽睽下玩这一出？而且，这事最后还闹大了。

她叫晁正坤，安丘人。更早一点，村里人习惯喊她晁正芳，也有人说她曾叫曹秀花。等她打定主意要当“皇帝”，才换了这个讲究的名字，意思大概是想把天和地都给扶正。她小时候的光景不富裕，家里是普通农户。读书也就读到小学，放在城市里不算什么，在那会儿的乡下，已经能当“文化人”使唤了。

年轻时赶上集体生产，谁家收了几斗麦，谁家孩子发烧，队里都得有人张罗。她嘴快、手勤，又识几个字，做事有劲头，村里就推她去当妇女队长。别看队长没有俸禄，那一屋子的眼睛盯着她问事的感觉，是真上头。人都是这样，尝过一点被需要的滋味，就忘不掉。

可风向说变就变。后来家家包地种，生产队一散，她那点权柄、光环，一夜之间没了。人一下子闲下来，心里空得慌，整日里闷着脸，叹气，睡不实，饭也吃不香。家里人带她看医生，开了些药，吃了两天就说没用。村口有人出主意，不如请个“会看的”。说来也巧，来了个穿灰布褂子的女先生，年纪不大，嘴上却一口一个“神仙爷让我来的”。

很多年后回头看，那一次恐怕是命运的岔路口。别人看病，她看到了别样的东西：屋里人一见那位女先生，好像就矮了半头，说话都轻了。她随口一说“家里有口井”，对方就惊得直点头。她忽然明白了——人不是只敬权力，还会敬“懂的人”。尤其是在一个小地方，信息像水井一样狭窄深邃的时候。

之后的事就顺着去了。晁正坤也“上身”了。她张罗起自己的深浅——不是谁都说自己是观音转世、狐仙亲传，她干脆端上大菜：说自己是玉皇大帝的小女儿，奉差下凡，管人间的疾苦。话一出口，场子就给她撑起来了。她还真去跟几个老郎中学了些门道，扎针、捏背、熬个退烧汤，不见得高明，但胜在肯搭手、肯 explanations。头疼脑热的，十有八九就缓了。更关键的是，她记性好，爱打听，谁家几亩地、谁家闺女出过麻疹，她都能像翻账本一样说出来。来求的人一听她“神语”对上了，自然愈发信。

她的屋子渐渐变了样。早先一张炕、一口铁锅，后来门槛踏得发亮，屋檐下总有人守着。有人送鸡蛋，有人送布料，再后来是送钱。她也会做人，分茶倒水，问冷问热，偶尔摆出威严，一半慈悲一半神秘。她重新拥有了那种被万人捧的感觉——比当年的队长还要更沉、更热。

等到她攒了点钱，心里更发痒。听人说北京有个地方，住了多少代皇帝，红墙黄瓦，宏伟得像天上掉下来的。她说要去看看。那是八十年代，乡下人进京，得坐绿皮车，抱着个搪瓷缸，透过车窗看半夜的灯火，心里打的鼓真诚实。到了故宫，她仰头看那道城墙，确实被震得愣住了。你说她见过权力？那一刻她明白，自己在村里那些排场，比起这座城，只能算小把戏。

导游带着走，讲着谁是谁、哪间殿里挂过什么匾，她走到一处，憋不住问：“有过女皇吗？”导游笑笑，说有啊，武则天。还补了一句，说那位可不输男人。就是那一句，像一颗火星落进草垛，噗的一下，起火了。她从故宫回来，眼里多了一种亮光。她一边待人接物，一边在心里琢磨：要是我呢？

她做事向来不是只想不动。1986年，她觉得时候到了。房屋请人修了修，小院里摆上一张高椅，椅背钉上花纹；找了人缝“龙袍”，那布料粗，可她穿上，走路时也能带起一点风。她写了一张又一张的规矩，叫什么“律”“令”，还绣了几面旗，配了几首“歌”，让人早晚念唱。她还刻了块大印，握在手里，抬手落印时认真得很。她给自己的新朝取名“大圣王朝”，听着就不小。

那天，小院里挤满了人。有人激动地跪，连头都不敢抬。她坐到“龙椅”上，嗓门一亮，那股自信从骨头里冒出来。她说从今天起，天下就是她的责任。她还说，要做那样的女皇——像历史书里那个名字一样，不输给谁。

荒唐到这里没停。权力很容易催涨欲望，她一边封“文武大臣”，一边招进“后宫”。她喜欢年轻的面孔，特别挑那些还没成年、尚带稚气的男孩子。亲戚领着、邻居托着，居然有人觉得这是“福气”。在小地方，面子和“沾光”的幻觉比什么都来得快。她也懂怎么下套：把“天命”“保佑”挂在嘴边，把恐吓和恩赐一并送到人心上。说出来都刺耳，但那几年里，有孩子被送进了她的屋里。很多年后再回看，这部分是最让人心寒的。

两年里，这个小朝廷在乡间悄悄地转。有人做“侍卫”，有人管“内库”，她的前屋后院，像搭了个纸糊的皇城。偶尔有人犯了忌，她会让人扯着嗓子训，或者罚跪。她越过越大，胃口也变得更大——总想跳出这片地，去更远的城市“发展”。于是她召集心腹开会，拿出一张破地图，指着北京、上海、沈阳、长春、西安……一口气点了十来个地名。大家挺直了腰板，像真要开辟一片天下。

说干就干，她派人带着印好的传单，拟好的“旨意”，分头出发。可村边的土路一走出去，天就不再是那块天了。几个“钦差”还没到目的地，就在路上被人逮住。有人起初还不信——我们在乡里行得通的事，怎么外面不认？可外面的世界走得快，反应也更快。消息一串，线索一收，网就落下来了。

接下来就无悬念。那些外出扩张的人相继落网，小院再也围不出热闹。晁正坤被带走，关押、审理。1990年4月15日，判决下来，死刑。她亲手搭起来的“大圣王朝”，像风干的草垛被点着，一下子化为灰烬。

这样的故事，不止她一个。1982年，四川达州巴中那边有个农人张清安，也玩得更甚：自己称帝，自封“正黄大帝”，把身边人一一封了官，还真鼓捣起“武装”。甚至还整了道“旨意”，把已经去世多年的蒋介石封成王，荒腔走板到离谱。后来他在路上被制服，判了无期。两地相隔千里，情形却像照着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我们常说，人最渴的是被看见，被承认。晁正坤年轻时尝过“我说话管用”的滋味，后来失落，转头抱住另一种“权力”——披着神灵外衣的控制欲。乡间信息闭、医疗薄弱、教育资源不足，很多困境像一层层薄雾，遮住了眼睛。她利用了这雾，也被这雾吞没。你说她坏吗？当然坏，尤其是那些孩子，留下的是无法弥补的伤。但如果只用“荒唐”两个字把一切盖过去，也太容易了。

我时常会想，1986年那天，安丘的风从地里刮过来，带着麦秸的味道，院墙上晒着刚洗的棉被。跪在地上的那些人，是不是也有一丝犹豫？或许有，可那一刻，“跟着多数走”“图个心安”的力量，压住了很多微弱的自我判断。这种事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换一件外衣，又何尝没出现过？

讲到这儿，故事并没有真正结束。因为那股子对“神迹”的迷恋，对“救世主”的憧憬，今天也还会以别的形式冒头。只是我们有了更亮的灯：学校里有老师，村口有卫生室，手机能查到世界的另一端。灯亮一些，雾就淡一些。至于一个人如何不把自己的判断交给别人——不交给“神婆”，也不交给任何打着“绝对正确”的旗号来的人——这恐怕是每个人都得自己学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