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黄梅戏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迎来了继严凤英时代后的第二个高峰。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五位青年演员——马兰、吴琼、袁玫、吴亚玲、杨俊，因在香港演出《女驸马》一剧轰动香江，被媒体誉为“五朵金花”，成为黄梅戏艺术的代名词。她们以精湛的唱腔、灵动的表
20世纪80年代，黄梅戏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迎来了继严凤英时代后的第二个高峰。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五位青年演员——马兰、吴琼、袁玫、吴亚玲、杨俊，因在香港演出《女驸马》一剧轰动香江，被媒体誉为“五朵金花”，成为黄梅戏艺术的代名词。她们以精湛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和鲜明的角色塑造，将《天仙配》《罗帕记》《龙女情》等经典剧目推向全国，甚至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马兰以《女驸马》中的冯素珍一角奠定“五朵金花之首”的地位，其清丽脱俗的扮相与婉转的唱腔被誉为“严凤英第二”。1984年春晚的亮相更让她成为全民偶像，甚至跨界参演《西游记》，饰演“唐僧之母”殷温娇，进一步扩大了黄梅戏的影响力。吴琼则以唱功见长，被称为“黄梅戏第一声”，其演绎的《孟姜女》催人泪下，但受限于“不够漂亮”的外形，长期为他人担任声替。袁玫因黄梅戏基本功扎实被《红楼梦》剧组选中，饰演袭人后转战影视；杨俊因在《西游记》中饰演村姑开启事业转折；吴亚玲则以细腻的表演风格成为剧团中坚力量。
这一时期的五朵金花，不仅是黄梅戏的艺术标杆，更承载了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复兴使命。她们的演出足迹遍及港澳、东南亚，甚至登上中南海怀仁堂，为黄梅戏赢得了“中国乡村音乐”的国际美誉。
然而，五朵金花的辉煌并未持续太久。自1983年起，除吴亚玲外，其余四人相继离开安徽，黄梅戏的“黄金阵容”逐渐瓦解。这一现象背后，既有个人选择，更折射出体制困境与时代变迁的复杂交织。
袁玫是最早离队的成员。1983年《红楼梦》的拍摄成为人生转折点。尽管剧团领导以“单位条件有限”为由鼓励她离皖发展，但实质是当时黄梅戏剧院资源匮乏，演员月薪仅30元，集体宿舍用草纸板隔断，难以留住人才。袁玫的离开虽含泪，却也开启了从戏曲演员到制片人的跨界传奇。
吴琼的出走则源于艺术理想的压抑。在“塔尖式”人才培养策略下，剧院将资源集中于马兰，吴琼长期沦为配角甚至幕后声替。1992年，她毅然北上学习“黄梅歌”，将传统戏曲与现代音乐融合，以《同心》等作品开辟新路。她在自述中坦言：“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我就是那只受伤的虎，但受伤的虎仍是虎！”
马兰的离开最具争议。2000年前后，她因与余秋雨的婚姻陷入舆论漩涡，同时与剧院管理层矛盾激化。此后，马兰转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逐渐淡出舞台。
杨俊的际遇则凸显地方院团的局限。在安徽长期饰演配角的她，因湖北黄梅戏剧院成立急需人才而受邀加盟，最终在湖北实现艺术突破，以《妹娃要过河》等作品成为“湖北黄梅戏里程碑”的奠基者。
五朵金花的集体离散，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1. 资源分配失衡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推行的“宝塔式”结构，要求其他演员为“塔尖”马兰让路。吴琼因形象问题被边缘化，杨俊则长期困于配角。这种集中资源捧“名角”的策略，虽短期内打造出标杆人物，却扼杀了团队协作的土壤。
2. 经济困局与待遇落差
20世纪80年代的安徽经济落后，剧团月薪仅30元，排练条件简陋。袁玫回忆，演员们住在草纸板隔断的排练厅，自行解决三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影视行业兴起带来的高片酬诱惑——《红楼梦》拍摄三年，袁玫总收入不足千元，但仍远高于剧团收入。
3. 艺术创新的饥渴
传统戏曲在流行文化冲击下面临转型压力。吴琼探索“黄梅歌”、袁玫投身影视、杨俊推动黄梅戏都市化，均体现了艺术家对突破程式化表演的追求。而体制内的保守氛围难以容纳这些尝试。
4. 人际关系的裂痕
马兰与余秋雨的婚姻争议、吴亚玲夫妇被指排挤同僚等传闻，暴露出剧团内部权力博弈的暗流。吴琼在回忆录中直言：“一山不容二虎，何况五朵金花？”
马兰：与余秋雨结缡30余年，未育子女，现居上海。虽远离舞台，但获美国亚洲最杰出艺人终身成就奖，致力于戏曲教育。争议始终伴随其生涯，但夫妇二人以“若有来生仍相伴”回应质疑。
吴琼：2004年与小15岁的演员阮巡结婚，一度怀孕却因药物流产，此后未再生育。转型“黄梅歌”后活跃于综艺与舞台剧，2023年主演《贵妇还乡》获好评，被誉“跨界戏曲第一人”。
袁玫：南下广东后成为知名制片人，作品《故乡的云》获省级奖项。经历两次婚姻，无子女，现任广东省政协委员。谈及黄梅戏，她坦言：“我对坚守舞台的同仁唯有钦佩。”
杨俊：任湖北省文联主席，主导《妹娃要过河》等创新剧目。因两次流产丧失生育能力，将艺术视为“生命延续”。其推动的“都市黄梅戏”模式，成为跨区域戏曲传播的范例。
吴亚玲：唯一留守安徽的“金花”，与丈夫蒋建国（现任剧院院长）育有一女。获梅花奖、文华奖，但被指借权力排挤马兰。争议声中，她成为非遗传承人，近年主演《墙头马上》延续艺术生命。
五朵金花的离散，对安徽黄梅戏造成深远影响：
1. 人才断层的阵痛
巅峰期演员流失导致后继无人。2006年黄梅戏入选非遗时，全省专业演员不足百人，青年演员王泽熙回忆：“台下观众比演员还少”。韩再芬直言：“若无变革，黄梅戏十年内将消亡”。
2. 跨区域发展的双刃剑
杨俊在湖北、吴琼在北京的成就，客观上扩大了黄梅戏的辐射范围。但安徽作为发源地，反而面临“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湖北黄梅戏的崛起，甚至引发“正统性”争议。
3. 体制改革的契机
安徽痛定思痛，启动“筑巢育苗”计划：安庆师范大学设立黄梅剧艺术学院，韩再芬创立“再芬黄梅青年团”，通过小剧场演出、直播互动培养新生代。2021年，黄梅戏表演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标志传承体系的重构。
在五朵金花的光环渐褪后，新一代黄梅戏演员逐步崛起：
1. 韩再芬：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
以《徽州女人》斩获梅花奖，创立“再芬黄梅”品牌，推动《不朽的骄杨》等主旋律剧目。其发起的“今日头牌”计划，助力95后演员汪晨晨、江李汇崭露头角。
2. 吴美莲：新世纪“七仙女”
凭借《女驸马》青春版获“寻找七仙女”大赛冠军，以清亮嗓音重塑经典。2023年参与《延年和乔年》排练，被视为马兰艺术风格的继承者。
3. 王泽熙：直播时代的破局者
90后演员通过抖音直播《打猪草》，单场观众超10万，带动黄梅戏“出圈”。其主演的《五女拜寿》实现传统剧目年轻化改编。
尽管如此，传承仍面临挑战：2022年统计显示，全国80%黄梅戏剧团骨干来自安庆，但观众老龄化严重，青年演员收入仅为普通白领一半。如何平衡艺术纯粹性与市场生存，仍是未解难题。
五朵金花的命运，是一部微观的中国戏曲变迁史。她们的离皖，是个人选择与时代洪流的交织；她们的现状，映射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而新一代演员的崛起，则寄托着黄梅戏涅槃重生的希望。当韩再芬将初代“女驸马”戏服传递给00后演员时，传承的不仅是衣钵，更是一代代戏曲人对“戏比天大”的坚守。或许正如吴琼所言：“受伤的虎仍是虎”，黄梅戏的魂魄，终将在裂变与融合中生生不息。（陈词蓝调）
来源：好赞11秒